麦克法兰：对谜一般的现代情有独钟

在中国声名渐著的英国史学家麦克法兰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是一位近年来在中国声名渐著的英国史学家——这倒与保罗•约翰逊、尼尔•弗格森的际遇颇有几分相似。这三位英国当代史学家还有几个共同点（当然，他们的立场、观点往往也有着巨大的分歧）：第一，都出身于牛津；第二，都涉猎广泛、勤于笔耕而著作等身；第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都曾目睹大英帝国余晖，又亲历了冷战及其终结。因此，在他们的笔下，“现代”及其由来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麦克法兰几本近作的书名就颇能反映这种情结：《现代世界之谜》、《现代世界的形成：来自西方与东方的视角》和最近出版的这一本《现代世界的诞生》。《现代世界的诞生》一书主体来自麦克法兰在清华大学的讲课稿汇编，是他“毕生思考现代世界起源问题的集成”。

亲历历史

        作为一名史学家的麦克法兰，本身还是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1941年12月，在日本轰炸珍珠港一周后，麦克法兰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出生。他出生的这个土邦正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著名的麦克马洪线与此地颇有渊源。根据《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等著作的记载，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26年占领阿萨姆之前，当地屡遭外族人入侵劫掠。仅在1826年，入寇的缅甸人就掠走3万阿萨姆人为奴；剩下的本地居民或是死于非命，或是因为无法正常耕作，不得不弃家逃入森林，靠吃树根苟延残喘。东印度公司占领这块不毛之地的目的，正是为了阻止缅甸人的进一步侵略，以免威胁到公司在相邻地区的利益。

        当麦克法兰出生时，靠着英国人从中国引入的“绿色黄金”——茶叶和种茶技术，阿萨姆早已由荒原变为全球茶产业的著名中心，人口大为膨胀，所产的阿萨姆红茶在国际上闻名遐迩，与大吉岭红茶齐名。麦克法兰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茶园主，他也因此在阿萨姆的茶园中度过了幸福的童年。童年所目击的印度文化，和50年代返回英国接受教育时所接受的英格兰文明的熏陶，使得他念念不忘东西文明的分野这一主题。

在麦克法兰眼里，现代世界扑朔迷离。图为《现代世界之谜》封面。

何谓“现代”？

        在麦克法兰充满温情的笔下，早在“现代”到来之前，英格兰人就带有独特的个人主义特征。在他们的王国中，从农夫到贵族都过着一派乐天、慵懒和富裕的生活，恰似托尔金笔下的霍比特人。这群人早在英国革命之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虽然上层与下层之间的经济地位虽有差别，但阶层之间的流动却是正常的，没有等级固化的种姓制，更不必说他们在司法、教育、结社上享受着极大的平等。

        在司法上，普通法很早就将全国纳入了普遍的适用的司法体系，即便女王违章也要接受交警处罚，而一个被送上审判席的普通人也只用根据普遍适用的习惯与法律受审，由与他出身相似的陪审团对其定罪，法官也不必看国王的脸色判案；在教育上，与欧陆群氓海洋中一小撮文化知识精英不同，英国即便是中下阶层，识文断字也很普遍，知识阶层广泛结社以追求各自兴趣，他们不是以掌握超乎平常人的冷僻知识为傲，也不使用欧陆哲学思考的语境来思索问题，而是从经验主义方法出发，狂热地追求实用知识。英国18世纪的大科学家近一半仅是业余爱好者，正是他们为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在结社上，英国人很早发明的信托制使得社团、个人都有了可以追求各自兴趣与利益的经济基础。

        英格兰确如拿破仑所讽刺的那样，是一个小店主组成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君主只是资本主义游戏的一名看客。即便是1640年的英国革命，也只是稍稍改变了游戏者，但并没有改变游戏规则。

        在这种看似每个人都自行其是的情况下，英国人反而成了最为爱国的一个民族，这种感情使得英国人即使远在海外，也仍然以本国国民的身份而自豪。因为，爱国在他们眼中，就是热爱并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热爱古老的传统与惯例。他们的爱国倾向也不是来自于一个至高无上主权者的命令，而是来自于对自身所在文化社群，尤其是其自由价值的强烈认同。任何一位对盎格鲁-撒克逊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许多有意思的话题。

        《现代世界的诞生》在提供了大量英格兰历史文化细节的同时，还有着非常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在《现代：从1919到2000年的世界》的作者保罗•约翰逊看来，20世纪的“现代”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道德相对主义“割断了拴住社会之舟的锚缆，使社会漂离了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信仰和道德观念的锚地”的过程（约翰逊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和撒切尔夫人既是牛津同学，也是终身挚友，与此相对，麦克法兰对基督教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麦克法兰对这种将历史与道德挂钩的态度大为排斥，在他看来，道德伦理是具有相对性的，邪恶恰恰只是一种文化概念，并不真实存在——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麦克法兰甚至坚持恐怖分子与自由斗士只是同一群体的不同称谓，并无本质性区别。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阿萨姆的历史却正好驳斥了麦克法兰的观点。70年代早期卢比贬值，迫使大多数英国经理人离开阿萨姆；此后在1979年，一个名为阿萨姆联合自由前线（UFLA）的组织成立。这一团伙从阿富汗人、缅甸人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处都获得了支持。在得到武器和训练之后，他们就开始对茶园主实行敲诈、绑票和谋杀，而这一切都是在追求独立的名义下进行的。当地警察往往与他们沆瀣一气，邦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但当1990年，UFLA敲诈到联合利华头上时，联合利华联络了在伦敦的印度高等委员会，从而推动印度政府颁布了平叛法令。中央政府出动包括精锐伞兵、装甲部队在内的3万大军经过数年征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叛军被打垮后，当地累累的乱坟岗也被披露出来，面对这些血淋林的事实，麦克法兰也终于没有使用“自由斗士”来称呼这些给他故乡带来浩劫的恐怖分子。

两个麦克法兰的纠葛

        该书的相对主义态度，首先或许与麦克法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背景有关。他既是历史学家，又是人类学家。在尼泊尔、日本、欧美、印度等地的田野调查或周游见闻，使得他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人类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决定了道德的相对性，存在即合理——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希罗多德2000多年前写作《历史》时，就通过比较印度人与希腊人的道德观，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不过，麦克法兰却没有指出各国的法律或习惯中，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都是相似的，这些要求包括不杀人、不说谎、不偷盗、守信诺等。不同时空、不同族群的道德尽管可能表现形式各异，却具有一种确定性和普适性。他也缺乏经济学知识，因此在论述经济问题时，总是大力批判茶叶庄园主对工人的掠夺，使得本地的利益都流入了加尔各答和伦敦；他还指责庄园主从茶叶中获得的利益“过高”，因此是“不正当”和“令人难堪的”，却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英国人建立的安全秩序、自由贸易制度以及引入的茶叶产业，当地的居民不但会过着远不如现有生活水平的生活，甚至连生命财产安全都很难得到保证。麦克法兰将贪婪与市场交易画上等号，从而得出结论认为绝对道德已经被货币、市场和市场资本主义消灭。

        更深一层谈，麦克法兰的相对主义倾向还与他在观念中将理性视为至高价值有关。从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他在很多观点上与伏尔泰等欧陆启蒙主义思想家很接近。比如他将宗教视为是阻碍思想自由的障碍，将理性视为是扫除一切传统的同义语，实际上将现代与过去对立起来，而忽视了现代西方文明正是深深根植于中世纪文明的价值之中，并受惠于后者；他还无视20世纪的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社会实验正是源自理性的滥用，造成了纳粹、红色高棉等种种人间惨剧。

        阅读《现代世界的诞生》时，读者或许可以感受到有两个麦克法兰的存在：感情上倾向于经验主义者的麦克法兰和思考上倾向于唯理主义者的麦克法兰。前者使得他在描绘英格兰的诸多文化现象如俱乐部、体育、文学、生活风尚、普通法等等时，有颇多中肯评价；后者使得他在分析本书的真正主题，即“现代世界的诞生”时，却往往令人有主题散乱甚至前后矛盾之感。也许可以用麦克法兰在本书中对现代世界的定义来解释这一点：“现代世界的本质是，不存在一个定义性基座……无知和混乱是这里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