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香港问题的大节所在

        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受一些议题鼓动，香港在每年特定的时候会爆发一些群众性政治运动。对国势蒸蒸日上的中国来说，无疑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从1979年香港主权移交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开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历经22轮，最终达成联合声明。邓小平在主权谈判问题上对原则性问题的灵活把握，堪称一代典范。即便是在香港主权移交后的未来治理上，邓小平同样认为：“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

        如今，没有人能否认香港的主权“大节”问题已经解决，并且通过《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得以固定下来。在治权细节上存在的争端，就不应该是邓小平言下之意在中英谈判中必须坚持的“小里小气”，而是在《基本法》范围之内的宽容和大度。

        “一国两制”几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政治安排，其中必然包含试验性特征，因此，香港实际上还担负着“一国两制”试验区的重任。而从现实的政治利益考量，“一国两制”实行得好，受益的是整个中国。因为香港主权顺利移交，实际上也为1999年中葡澳门主权的顺利移交奠定了重要基础。港澳地区主权移交之后的实际状况，事实上成为台湾地区人民观察“一国两制”可行性的重要参考。

        如果“一国两制”在港澳地区得到顺利实施，那里的人民安居乐业且各项权利得到有力保障，社会稳定有序，政治清明廉洁，会对台湾社会产生吸引力。“一国两制”的初衷之一，是通过港澳地区的不断实践，产生强大吸引力，为最终实现和平统一奠定实践基础。

        此外，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新地位，也决定了中国处理香港事务须宽容大度。目前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在中国版图之内，处理好一个资本主义区域的繁荣与稳定，对输出中国的软实力，展示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