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书︱清末的田赋到底有多重？

        [美]王业键著，高风等译：《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田赋沉重，民不聊生，是对历代王朝末年乱象最为常见的描述，清末自不例外。但因为税负承担者总期望税收的减轻，所以，何谓沉重？要将这一点讲明白，便不能仅停留于直观感受，而应进行缜密的财政分析，方能下一公允的判断。王业键的《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在梳理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结构、剖析了清代田赋额度和税率的设定机制后指出：国家固定田赋，而以灵活的附加税来满足地方财政需求，是为清代财政运行的重要特色。结合物价变动，作者认为，清末的田赋并非日趋沉重。田赋固定，附加税权柄下落，令中央未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反而丧失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是清末动乱更为深层的原因。

        [美]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11月。

        庞大的中国人口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消费能力，它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也是一个世界问题。诸多中国问题最终可归结为如何养活如此巨量的人口，以及如何发挥这一巨大人群的生产力。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自然不容忽视，然而，对于中国历史人口的研究，陷阱重重，最大的困难并非缺乏数据，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数据：历史人口数据自有其制度涵义，绝非现代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何炳棣的《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便是一部廓清中国明清人口数据制度涵义的奠基著作，该书同时对近世中国人口巨大增长的原因提出了初步的解释，个中分析理路，对理解中国人口问题极具启发意义。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2月。

        阴阳灾异、星占气象，对当代的普通人而言，多是无稽鬼魅的迷信之谈。甚而至于，大部分史学研究者在读到有关谶纬术数、形法堪舆的文字时，亦难解其理，只能视而不见，或谓其穿凿附会。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貌似荒诞的内容，大量收录于严肃的正史典章之中，故于古人而言，它们是重要的行事指南，绝非“迷信”一语可蔽之，此一判语乃今人自恃科学理性所下。孙英刚的新著《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独辟蹊径，便放下了今人面对古代知识时的傲慢态度，从古人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示了谶纬、术数知识在中古时代的重要作用。这些知识在政治变迁中穿插出入，是论证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不啻为中古时代的“理性”框架。

        中国的皇帝，自称天子，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而天命的证明，有赖于谶纬、术数。精研这些知识，旨在究明天人之际。当权的政治集团，自然对此不遗余力。在揭竿而起或是群雄逐鹿的政治动荡中，谶纬、术数更是论证合法、塑造正统、获得民心的重要工具。短短一句“帝出乎震”，在魏晋南北朝和武则天时代，便被多次用作指示正统的预言。而有意思的是，模糊的谶语，在不同时代背景中，又不得不顺应政治角力的格局，出现多歧的解释，于是，又引出了多种解释体系的竞逐。政治集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儒、释、道和谶纬之中，选择有利于自身的解释。而各种解释体系，为提升自己的适应性，亦吸收内化来自其他解释体系的知识。这一竞争过程，不仅发生于政治精英阶层，还存在于普通大众之中。精英所选择的政治合法性解释，最终还需在大众的知识体系中得到认可方能成立。

        这段故事，勾连起惊心动魄的政治变迁，孙英刚的新著摒弃今人的“理性”框架，终将这段历史自貌似荒诞的史料中剔抉而出。这，才是古人直面的时代、秉持的“理性”。

        （作者系复旦大学史地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