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我为什么还不写蒋介石传

       本书是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第三辑，收十三篇专题研究论文，三篇书序，一篇演讲稿。从1988年发表《中山舰事件之谜》以来，我先后出版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第一辑和第二辑，完成了六十多个专题研究。

        多年来，学界不少朋友、不少出版社都鼓励我写一本蒋介石传，热心的出版社甚至把合同都签好了，交到我手上。我的老朋友，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教授几次直率地对我说，“日记解读”不要再写了，赶快写传吧！美国的陶涵先生在出版《蒋经国传》之后，继续写《蒋介石传》，出版了，获得很大的成功，国内其他学者的蒋传最近几年也出版了好几种。我有些动心，考虑是否要启动自己的计划。但是，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继续解读日记，写专题研究论文，于是就有了现在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我还有一些其他专题，资料收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还要继续写下去，争取尽快将第四辑奉献给学界。总之，在我的专题研究计划大体完成之后，我才准备考虑写蒋传的问题。

        为什么？在我看来，传记和专题研究论文是两种不同的史学体裁，各有其特点，也各有其优缺点。传记，可以全面地反映传主的一生，从生到死，功过是非，方方面面，都要写到，读者可以一编在手，全豹在胸，这是其优点。但是，这种写法，不可避免地要写一些尽人皆知的历史过程，也要写若干学术界、读者已经熟悉的知识和结论，还要讲求结构的平衡和匀称。有精深研究的地方不能多写，缺少精深研究的地方也不能省略不写，容易流于一般化，普通，平常，没有多少独家发现，其精光四射，特别出彩之处可能难以充分发挥。一个人，脑袋特别大，或者躯干的某些部分特别肥硕，其他部分特别小，特别细，就会成为怪人，一本传记，某些部分写得分外详细，其他部分写得简略干枯，就会成为不正常的畸形著作。做专题研究，写论文呢？其优越性正在于可以如韩愈所言，“惟陈言之务去”。读者已经熟悉的知识、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共识可以不写或少写，读者不熟悉，学术界缺少研究的、知之不多的问题可以深入开掘，扩展，分歧严重，争执不下的问题可以评议、解析，折衷、解疑，提出新看，做出新结论，从而推动相关研究向前发展。这种体裁，有话要说的地方可以多说，畅说，不厌其烦，不计篇幅地说，没有话说的地方，或者没有新见解的地方，可以惜墨如金，一言不发，一字不写。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这就是详于局部，细部，不容易给出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全面的、总体评述。倘能在做了大量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之后再着手于传记的写作，则似乎比较理想。倘若天假以年，我希望按照这条路子往前走。

        我曾经说过，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是个十分重要、十分复杂，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人物。关于这个人物，历来分歧严重，或尊或贬，或扬或抑，或爱或憎，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或肯定此处，否定彼处，或否定此处，肯定彼处，肯定、否定之间，其高低、分寸，也众说不一，评价各异，至今不能统一，在今后的若干年内，看来也还不会统一。这不要紧。关键首在清理史实，还原史实。史实是客观存在，而且只有一个。我一向主张，史实是立论的基础，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的最重要的标准。史实准确、清楚，就有了分析、评价，达成共识的前提和条件。当然，人都是现实的人，各有其立场、利益、政治倾向、价值标准，也各有其经历、教养、性格、知识结构和感情特征。这些方面的不同，常常会影响对史实的采认，尤其是解释、评价。但是，只要大家都面对史实，尊重史实，承认史实，就有了对话、讨论的基础。既往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史常常充满了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派别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历史学家既需要广泛阅读各种文献，深入历史之中，又要站在这些既往的斗争之上，超越利害、利益关系，克服各种主客观局限，才可能观察清晰，判断准确。蒋介石早已故去，离现实已远，今天的人们在审阅蒋介石其人和他所处的那一段历史时，完全有可能，也有条件比过去超越一些，客观一些。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各种观点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表达的机会。当年人们在号召打倒蒋介石的时候，揭露蒋介石成为一时的需要，而且揭露唯恐其不尖锐，批判唯恐其不彻底，说出这样、那样的过头话在所难免。今天，历史已经发生变化，进入“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的时期（胡锦涛：《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10月9日）。人们在研究蒋介石和他所代表的那段历史时应该有较大的变化。事实上也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陶涵的书，我原来认为无法在大陆出版，但是，出版了，而且成了畅销书。何谓“抚平历史创伤”？在我看来，这首先意味着从经过考证的确凿史实出发，叙述、评价时力求准确，力求全面，客观、公正、公平，力戒片面性，力戒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任何一方，都不虚美，不文过，不丑化，特别是不掩盖、缩小对方的优点、成就，不遮蔽己方的缺点、过失。

        史学是什么？是工具，还是科学？我以为，倘若视之为工具，则必然会以实用和满足需要为目的，就会为主观目的或主观需要而编造历史，隐藏或歪曲部分真相，夸张或强调某些方面，从而使历史走形、失真。倘若视之为科学，则必然以追求历史真相，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本来面貌为目的，各种障蔽、扭曲历史真相的情况就可以避免。中国人一向重视史学，认为它有探索前人成败的镜鉴功能，了解昨天与前天的认识功能，扬清激浊、美善刺恶的评判功能，扩展知识、启迪智慧的育人功能，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功能，都必须在确保科学性的前提下才能正确、有效地发挥，否则就会误导社会，误导读者。怎样才能确保科学性呢？我觉得首要之处还在于清理史实，还原史实。

        蒋介石的日记，始于1915年，终于1972年。中间遗失四年，但仍保存五十三年之久。以蒋介石这样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能保留着么多年日记，在中外古今的历史人物中实属罕见。对其写作目的，史学界有不同分析。有人认为主要为写给本人看，有人认为主要为写给别人看，有人认为主要为写给后世看。对其史料价值，也有不同评价，评价较高者有之，较低者有之，鄙夷不屑者亦有之。基本的事实是蒋介石生前从未大量完整地公开发表过，在我看来，这种生前不打算发表的日记往往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当然，蒋介石并非什么都记，其所思，所行，所见，所闻，或记或不记，其所记，也并非都可靠，都正确，其中谬误和反映蒋介石的个人偏见之处所在都有，但是，我仍然认为，这部日记保存着大量信息，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不可不读、不可不用之书。我之所以四赴胡佛，以十个多月的时间手工摘抄这部日记，热衷“解读”，一之不足，而继之以二，以三，其原因也在此。当然，迷信日记，专凭日记立论不行，只有傻瓜、笨蛋才这么做，必须广泛收罗各种相关文献加以考核、参证、补充，才有可能读懂日记，进而读懂蒋介石其人及其时代。

        前几年，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已经开始整理蒋介石日记，印好了第一本，准备举行首发式，但是，由于蒋家后人之间的矛盾，此事遽然中辍。衷心希望，此一矛盾能早日解决，日记能早日出版，为学者、读者使用提供最大的方便。

        

        著者2013年8月29日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此文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