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的硬伤：《晚清七十年》盛名难副

        自1999年岳麓书社推出了超级减肥版的《晚清七十年》以来，该书被无数名人非名人反复推荐，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书”，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坛。由于“糖粉”阵容强大，批评的声音几被淹没。虽然唐德刚关于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一说，已被海军史研究者陈悦驳得体无完肤，多数人并没意识到唐氏治学粗疏，是一以贯之的。从专业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说是浪得虚名之作，硬伤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本文拟引用可靠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略举数例，暴露唐氏史学功力的不足，读者自可举一反三，重估该书实际价值。近几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绩斐然，史料整理和考证方面成绩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见。

        本文所引《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远流版五卷本，为免繁琐，仅注出册数和页码，如第四册第87页，注作“四，87”。

                “李鸿章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四，87）

        李鸿章和荣禄的关系，唐德刚并不了解。除了甲午惨败让荣禄对李鸿章有些微词之外，从我所搜集的几百条荣、李关系史料中可以看出，两人长期以来私交甚好，政治上紧密合作，互惠互利，理念上大体都属“洋务派”范畴。

        早在光绪三年，荣禄筹设神机营机器局，即曾请李鸿章推荐洋务人才，李也鼎力相助，推荐了著名科技专家华蘅芳。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在给李经方家信中，特地嘱咐儿子去看望荣禄，提醒“叶[荣]仲华交好廿年，晤时问伊脚气好否，洋医有效否。尔须称老伯、小侄，不作官话”。戊戌政变时奏请太后训政的杨崇伊，既是李鸿章的儿女亲家，也是政治盟友。杨崇伊事前专门到天津与荣禄密商。政变后英、日为营救张荫桓，托李鸿章通过荣禄向太后进言，卒得减罪流放，也可见出李、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关于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一事，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分析：“当召刘谭来京，两江总督系以江苏巡抚鹿传霖署理，而两广总督则特简鸿章往署。盖荣禄助鸿章得之，已预为真除地矣。”“百日维新”之前，李鸿章被光绪帝逐出总署，此后即投闲置散，没有得到任何实缺，此时得授两广总督，正是求之不得。江苏、广东是富庶省份，晚清官场皆以两江、两广总督为极优之缺。李鸿章本人也感觉到后起满洲权贵排挤开明汉族大臣，希望离开北京是非之地。这次外放，实是荣禄鼎力相助，唐德刚居然视作“排挤”，真是南辕北辙了。

        北京陷落后，荣禄暂驻保定，慈禧曾令荣禄入京作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谈判；李鸿章接到荣禄通过袁世凯转递的密信，奏请让荣禄回“行在”当差，一方面可通过荣禄说动慈禧彻底调整政策，另一方面也为荣禄解围，是“投桃报李”之举。尽管荣禄在围攻使馆过程中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馆输送食品，促成驻京公使与本国通电报，但他手下的武卫中军毕竟曾参与围攻使馆，使他不适宜出任谈判角色。李鸿章这个果敢行动收到明显成效，荣禄到西安的第三天，清廷即开始大规模惩办“肇祸诸臣”，将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等人革去职爵暂行圈禁。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政敌”之说，可以休矣！

        

        “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四，184）

        李鸿章临终推荐袁世凯的神话，只因《李文忠公全集》《文忠公遗集》没有收录遗折，以讹传讹达一个世纪。这封遗折，在《西巡大事记》及《一士谈荟》一书均有全文，没有只字提及袁世凯。袁世凯研究专家刘路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了严密考证，彻底排除了遗折、附片保荐袁世凯的可能。由于李鸿章事先未作安排，临终时已口不能言，这份遗折是由其幕僚于式枚在李氏去世后草拟的，不是出于李鸿章口授，故《李文忠公全集》编者吴汝纶、《文忠公遗集》编者李国杰不予收录。在得到李鸿章死讯后二三个小时，谕旨即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显示太后此前已拿定主意。如果有太后以外的因素，列强的推崇、荣禄的提携比较关键，盛宣怀也出力不少，与李鸿章没有丝毫关系。

        和李鸿章“平分朝政”？

        该书第三册如此谈论翁同龢：“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三，173-174）。

        事实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李鸿章和翁同龢“平分朝政”的时期。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后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太后深所倚畀的重臣。而翁同龢初入军机在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领班的是威望素著的恭亲王奕訢，根本轮不到翁氏掌权。光绪十年三月，恭亲王和翁同龢等全班军机大臣同被罢免，醇亲王奕譞以皇帝本生父隐执朝柄，以礼亲王世铎为傀儡，以孙毓汶担任中枢实际办事角色。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再入军机，十一月奕訢也再次出任领班，翁同龢一直未能掌握中枢大权。次年李鸿章被“留京入阁办事”，被夺了实权。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奕訢去世，十多天后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翁同龢对朝政的主要影响力在财政方面（担任户部尚书），甲午期间对光绪帝主战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时期和朝政的其他方面，影响较小，实在谈不上“平分朝政”。李鸿章长期以文华殿大学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主要国防军淮军、直隶练军，实际主持海军建设和对外交涉，淮系势力遍布各地，论实际权势，翁同龢望尘莫及。翁开始对大政发生重大影响时，李鸿章很快就成为“空头大学士”。就算是在翁同龢权势巅峰时期，军机处有恭亲王奕訢、礼亲王世铎班次在他之前，另有李鸿藻、刚毅等人分薄他的权力，光绪二十一年后军权主要落在荣禄手上，总理衙门由奕劻领衔。“平分朝政”，从何说起？

        

        “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

        唐德刚说太后“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作为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三，232）

        康梁流亡海外，为了增强他们在海外华侨界的号召力，将翁同龢尊称为“维新导师”，此后即以讹传讹，真相完全被谎言掩盖。其实只要仔细阅读《翁同龢日记》，就不会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孔祥吉通过核对原稿，已证实通行版的《翁同龢日记》并没有太多删改，可以放心使用。

        康有为的进用，翁同龢初期出力甚多，但后来感觉康四面树敌，又开始退缩。正当光绪雷厉风行推行维新事业之时，翁氏这种出尔反尔甚至当面抗旨的做法，令光绪十分恼火。据《翁同龢日记》载，在《定国是诏》颁布前，光绪传达慈禧有关变法的指示，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反而翁氏自己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退拟旨一道”。结果，在他起草的《定国是诏》中，将变法纲领调整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大大降低了慈禧“专讲西学”的激进调门，也显示了翁同龢的保守倾向。在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时，光绪帝与之行握手礼、赐坐，遭到翁同龢极力阻挠，甚至在接见时大声呵斥德国随员，显示翁氏仍固执“天朝上国”观念，不愿以平等之礼相待。

        翁同龢在康有为急需支持的关键时刻，坚决与之划清界线。四月初七日，光绪命翁同龢通知康有为再抄一份“进呈”图书（《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之类），翁答：“与康不往来”；皇帝追问为何如此，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皇帝再问“前此何以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又问康有为进书之事，翁还是说“与康不往来”，导致皇帝“发怒诘责”。翁同龢最初推荐康有为是出于传统的“自强”动机，也曾欣赏康的才华，但在进一步了解康的为人、“托古改制”等离经叛道的想法之后，撤回了对康的支持。将翁说成“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与史实完全不符。

        

        罢官出于光绪帝主动

        翁同龢因支持维新而被慈禧罢黜，这是康梁流亡海外时有意制造的神话，后来被不少史家全盘接受。但是，早在1957年，萧公权先生在用英文写成的《翁同龢与戊戌维新》长文中，即指出：“翁氏小心谨慎的变法路子与光绪无限的狂热相冲突，光绪准备摆脱当时也已失去慈禧宠信的翁同龢。……翁损坏了多年来他所培养的与光绪之间的信任与融洽的关系。就光绪看来，翁对他不敬是很不好的；但其先鼓励他变法，赞扬康有为，继而突然撤回，取消前言，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萧公权的研究得到了该领域主要学者后续研究的证实，如吴相湘、杨天石、孔祥吉等。翁同龢罢官出于光绪帝主动，慈禧只是顺水推舟。

        一般人喜欢用“帝党”来称呼光绪帝最信任的臣子群体。在下《定国是诏》前后，原来帝党中坚的汪鸣銮、长麟、志锐、文廷式等已遭斥逐，朝中主要帝党人物是翁同龢和张荫桓两人，而张有后来居上之势。张荫桓因推荐康有为、办理外交和借款受到持续攻击，光绪希望翁同龢能站出来维护张荫桓，翁氏不仅不配合，还极力想划清与张荫桓、康有为的界限，目的在于为自己洗刷。

        皇帝要他力保张荫桓，也是为了整个“帝党”共同的利益，翁同龢的回答是“不敢阿附”，完全失去人臣之礼。以地位来说，张荫桓仅是侍郎，身为帝师、协办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将“阿附”这样的字眼用在张荫桓身上，他对张的嫉妒已显露无遗。此举显示翁氏毫无风度，极端失态，等于讥讽光绪过分宠信张荫桓，抱怨自己不受重用。

        四月初十日，恭亲王奕訢薨逝，翁同龢失去了朝中最后一个靠山。二十六日，光绪到颐和园见太后，显然有所请示；第二天即颁下亲笔硃谕令翁同龢“开缺回籍”。清代制度，皇帝“上谕”一般是口述后由军机大臣传知军机章京缮写，重要机密由军机大臣亲自缮写，都用墨笔；只有最重要的内容，才会由皇帝亲自用专用的硃笔书写。硃谕中特别提到“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这都是皇帝此前召见翁同龢时情景的真实写照。如果是太后强迫光绪书写，而光绪依然宠信翁同龢的话，断难写得如此具体生动。

        

        戊戌年仍享有“独对”之权？

        翁氏享有“独对”权力是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以前的事。检该年正月《翁同龢日记》：“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所谓撤书房，即是停止翁氏给皇帝单独授课。到戊戌变法时期，翁氏哪来的“独对”权力？取消翁同龢书房独对的权力，是荣禄向太后提出的，目的在于维护军机处的体制。清代军机大臣都是皇帝（或太后）集体召见，陈述的意见同僚都能听到。翁同龢有一段时间，利用毓庆宫行走的帝师身份，单独见光绪帝，秘密进言，破坏了“集体召对”体制，引起与荣禄极大的冲突。甲午战争最紧张的时候，翁同龢鉴于淮军不可恃，曾提议用德国军官汉纳根为中国练兵十万，荣禄认为这样做是让外人掌握中国军权，极力反对；翁同龢利用“独对”机会向光绪进言，光绪第二天即宣布“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甚至明说不准荣禄掣肘。本来翁氏到毓庆宫是给皇帝上课，他利用这个机会干预朝政，可见为人的过分取巧。翁同龢“以巧致败”，这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共同的看法。政变后被杀的杨锐，在翁同龢被撤书房之后写信给他的老师张之洞，明确指出“虞山[常熟又称‘虞山’]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误”[21]。

        “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

        唐德刚误信康有为单方面的说法，以为政变前夕，“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三，235）

        果真如此吗？我们还是用康有为自己的原话来直接驳倒唐德刚。康有为逃到上海吴淞口外，被接上英国轮船，在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的谈话中说：“不及整装，便仓皇逃到天津。”这个班德瑞当场记下的备忘录，最原始可靠。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吹嘘自己大摇大摆经荣禄督署到塘沽，只不过是事后改口以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他为何在八月五日连行李也来不及收拾就仓皇逃命？事实上在八月初三谭嗣同与袁世凯摊牌之后没有得到袁的肯定答复，康必然料到“围园锢后”阴谋行将败露，只好借口奉旨办报，一个人先溜之大吉。密谋的当事人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也说：“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康已急出京矣。”这一“急”字，与班德瑞“仓惶”二字，完全吻合。唐德刚过分相信康有为自述，也经常因此出错。经萧公权、刘凤翰、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学者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康、梁本人自述、回忆的可信度已有充分认识，不可再像以前那样随便采信。

        

        “六君子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三，239）

        我在《戊戌政变：被遮蔽的幕后人物》（《私家历史》第二辑）一文中引证多方史料，已证明康广仁按大清律例衡量绝非冤枉，肯定不只是因“株连”被杀。八月十三日上谕说：“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康广仁只是个没有正式职级的举人，而被杀的四章京都是“四品卿衔”，杨深秀是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康广仁若没有配合康有为的实际活动，仅是株连的话，按惯例应该排在末位；之所以在上谕中排首位，正说明他在六人中“犯罪情节”最重，仅次于乃兄而已。若不讲证据肆意“株连”，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林旭的族人林开章（军机章京，容留林旭同住）、杨锐的老师张之洞都不会如此轻松过关。

        荣禄打算“杀袁而并其军” ？（五，90）

        书中对荣禄的描写很多都纯粹出于想象，毫无史料依据，例如说荣禄在光绪二十二年“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简直就是小说家言。荣禄作为后起“军事洋务派”代表人物，因国家财力不足，暂时搁置海军，大力主张用西法训练陆军，袁世凯正是荣禄物色到的得力练兵人才。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得到李鸿藻推荐，先在荣禄负责的督办军务处效力，接下来创办新建陆军，出任山东巡抚，到继李鸿章之后出掌直隶，几乎都是荣禄一手栽培。可以说，没有荣禄，就没有袁世凯；荣禄权倾朝野，也得到袁世凯实力的支撑。唐德刚居然想象出荣禄想杀袁世凯这样的天方夜谭，我就不想再饶舌了。

        

        “告密”辩诬

        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发生，长期以来似乎已成定论。这种说法甚为不妥，完全站在康、梁一方说话。唐德刚也不加分辨地沿用了“袁世凯告密”的说法。站在中立的立场，袁世凯身为前任直隶按察使、候补侍郎、新建陆军统领，向中央政府报告叛乱密谋，是他应尽的责任。事实上，按照大清律例，任何普通臣民都有报告谋逆密谋的义务，何况他是掌握军权的二品大员。经过茅海建的精密研究，光绪不认可他本人知悉“围园锢后”密谋。光绪四岁即入宫由太后抚养，在慈禧积威之下，加之长期以来“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不太可能同意这种犯上作乱的激进主张。可以说，“围园锢后”密谋，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的。袁世凯揭露密谋，本是份内之事，何必一定要用“告密”这种含有贬义的词语。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三，236）

        这是治史很不用心的人才会闹出来的笑话。据台湾学者刘凤翰的精密研究，当时在京畿地区三大国防军中，宋庆的毅军12000人，聂士成的武毅军15000人，都是经历过甲午陆战的百战之师；董福祥的甘军12000人，也是长期在西北作战的胜利之师。此外，直隶淮军与练军有26100人，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19510人，端郡王载漪统帅的虎神营约10000人。仅就人数来说，“新建陆军”不仅不是“诸军之冠”，连第5名都排不上。

        有人或许会以为，“新建陆军”虽然人数较少，但经过德式训练，或许实力最强。这也是极大误解。“新建陆军”由胡燏棻初步训练的“定武军”改编而成，由袁世凯接手，这支新军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而宋、聂、董三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所部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精锐之师。新建陆军从来没有打过什么硬仗，而聂、宋两军在天津保卫战中曾让八国联军吃尽苦头。

        早在1964年，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书已经刊行；1978年，刘凤翰又出版了900页专著《武卫军》，对荣禄统率下的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各军有极为详尽的研究。刘凤翰是台湾著名的军事史学者。以唐德刚和台湾学界的联系，这种疏忽绝不应该。

        

        “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五，88-89）

        这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式笑话。唐德刚说：“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又何须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五，88）。前半段没什么错误，后半段就纯属胡说。

        袁世凯开始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这一年虽发生广州重阳之役，香港兴中会人数极少，用的主力是出钱招募的游勇，孙中山、杨衢云此时被通缉刚开始流亡，在日本根本就没有跟留学生接触。革命党跟留日学生大规模结合，是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事。况且在光绪二十一年，并无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甲午战前，清廷派学生到英国学习海军（严复等），到德国学习陆军（段祺瑞等），当时中国人眼里哪有日本？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是戊戌前后日本放宽限制、并通过做张之洞的工作而达成的。

        “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绝无其事！

        1900年列强和清廷开战，其原因至为复杂。但具体到“宣战”这个细节，事实是极端清楚的。慈禧太后从来没有向列强宣战过。人们可能会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不是有个《宣战诏书》吗？其实，那天发布的上谕（“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是颁给国内臣民的。上谕历数道光以来中国“一意拊循”、洋人“益肆枭张”的事实，关键在于指出“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认为是列强“自取决裂”；紧接着颁发的另一道上谕则指出“洋人肇衅猝起兵端”。可见，这个上谕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宣战诏书”或“宣战照会”。第一，上谕认为已经开战，发动战争的是“洋人”，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是应战；第二，上谕明确提到“杜士兰照会”，明明知道无论是宣战还是提出要求，在国际惯例上是以照会形式向对方提交的。而这份上谕，从来没有提交给驻北京或天津的外交官，而是对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

        发布这个上谕的前提，是双方已经开战，即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正如太后五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上亲口所说：“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说双方此前已处在实际战争状态，有很多证据：一、各国驻天津领事推法国领事为代表，在五月二十日发出“杜士兰照会”即最后通牒，要求大沽炮台守军在第二天凌晨二时撤出。这份最后通牒实际上到二十一日清晨五点钟才到达直隶总督府，而大沽战斗已经打了几个小时。五月二十日，“西摩联军”与董福祥甘军姚旺部在廊坊也已展开激战。更早一天，天津河东陈家沟洋兵攻击义和团，“制台竟传令开炮……水师营开炮帮打。”很明显，在五月二十五日上谕发布前的五、六天，已发生中国正规军与列强军队之间较大规模的战斗，何劳过了这么多天再来“宣战”？这份上谕，只是一份给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

        

        “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四，169）

        唐德刚说：“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唐德刚先主观认定“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然后就断定美国档案所藏《国书》是李鸿章伪造，还进一步说“清档中亦无此件”，严重违反了史学研究最起码的原则。唐德刚就算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有清代档案查过一遍，也不可随便断定“清档中亦无此件”；更何况这是从正式外交档案中查出来的，不容鲁莽断定为“伪作”。

        查《光绪朝上谕档》，该年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军机处有一急电给袁世凯：“办理军机处为咨行事。本日奉有国电三道，相应咨行贵抚，即希电传苏松太道余联沅转电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出使法国大臣裕庚、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呈递，幸勿刻延。须至咨者，右咨山东巡抚袁。”接下来是三封致法、德、美三国元首的电报（也即前文所称“国电”，唐德刚称为“国书”）。给美国总统的电报摘录如下：“大清国大皇帝问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好。……昨接使臣伍廷芳电奏，知贵国慨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曷胜感佩。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

        唐德刚不清楚当时慈禧在被迫应战之后，仍维系与列强的沟通管道，为议和预作准备。将中、美两国档案对照，这份《国书》的真实性绝无可疑。由于北京电报线已断，当时北京给列强的电报，都是用快马送到济南，由袁世凯转发上海再转各国，虽然不能立即送达，大体在2-3天内可到。清廷此电7月17日从北京发出，袁世凯7月19日转发，美国在7月20日收到，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电报传递速度，也可从袁世凯致清廷报告伍廷芳电奏一电得到印证，即从济南到北京用“六百里加紧”马拨传递，时间一般在2-3天。

        

        信口开河的更多例证

        唐德刚这套百万字巨著“满纸荒唐言”，很多史实仅凭记忆随意写出，混淆年代、张冠李戴、以偏概全、似是而非之处甚多，篇幅所限，无法一一作详尽分析。为了让读者有个大概印象，列举唐氏更多常识性错误，也许有助于加深认识。

        吴长庆“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五，46）。唐德刚自称“淮军遗族”，与吴长庆家有亲戚关系，“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又自夸对李鸿章如何了解，却对吴长庆事迹毫不留心。其实在常见的《李鸿章全集》（以前称《李文忠公遗集》）中，即收录了李鸿章有关吴长庆请病假及去世的奏折、奏片。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吴长庆请假片》称：“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近年在朝鲜营次，积受风寒，遂得喘咳之证[症]，……抵金州以后，咯血哕逆，夜不能寐，元气大亏，几有虚脱之象。咨请转奏赏假一月……”。六月初二日即有《吴长庆请恤折》，报告吴长庆病逝，奏折并称“今春奏令撤带三营内渡，筹办金州海防”。如此，则吴长庆驻扎朝鲜后，于光绪十年春带领庆军三营驻扎辽宁金州，最后在军营病故，并非唐德刚所说的被褫职“还乡务农”。

        唐德刚在第五册开头回顾袁世凯在朝鲜的经历，说“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五，47）。唐氏不知道台湾学者林德明广泛征引中、日、韩及西文史料写成的《袁世凯与朝鲜》一书，用了超过400页的篇幅，是这个领域最权威也是最详尽的著作。该书早在1970年就由中央研究院近代所出版，唐氏到1996年写作此文时还没有见到。而陈志让写的《乱世奸雄袁世凯》，以中译本来看，其中的“朝鲜生涯”只有27页。

        

        《晚清七十年》数百万言，真正独到之处屈指可数，据我浏览所及，也就是唐氏依据美国外交档案分析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等少数几个地方。此书广受欢迎，实在并非他有什么深厚的史学功力，而在于他能时刻将晚清史事与民国以后的政治联系起来，大搞以古讽今，让读者觉得“骂得痛快”；靠大段“政治正确”的空泛议论，吸引饥渴的眼球；或靠大胆的预测，给人虚幻的希望：“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五，74）这一套论调，既给了自由主义者一个可望可及的远景，又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意淫需要，堪称左右逢源。

        拙文仅仅是举出甲午战败以后的小部分例子，若以全书计算，错误岂止数倍于此。史学著述自有其规范，若常识性错误频频出现，则不能算是合格的史著。名气越大的学者，更应越加谨慎，以防误导世人。学术界也应该检讨自身在学术成果普及方面的失职。新的学术成果若不能及时进入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将严谨的研究结论向公众广泛传播，“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仍将不断出现，又何谈从历史吸取有益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