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晖：中国新闻业仍处“扒粪时代”，因为料太多，料太猛

        何伟，一个书写中国的美国作家。他的非虚构作品“中国三部曲”为他赢得了很多荣誉，他书中写到了无数中国人，农民、打工者、画家、学生、警察、旅馆老板、出租车司机、学者、作家。何伟说，他在中国看见的人更加复杂，也更加生动：“我想记录这些。我觉得美国的读者看到这些故事，会重新认识他们。”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快节奏，浅阅读成为习惯的时代，新闻记者该以怎样的方式书写历史？如何做深度报道？中西方在新闻报道方面有哪些差距？原因何在？

        6月15日，著名媒体人，凤凰网原创内容总监陆晖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办的如何用故事进入真实——何伟《奇石》读书会上讲述了他理解的中西方新闻报道。

        以下是发言的部分摘录：

        中国的记者怎样写这样的作品，中国新闻界把何伟没有成书之前的稿件，相对长一点的，比较有意思的稿件，叫做特稿，特稿是与调查报道、日常消息、通讯一些文体对应的。在中国做特稿，现在也不少，但是整体来说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还在发育生长的阶段。

中国新闻业仍处“扒粪时代”

        我记得2001年刚进入新闻界的时候，那时我们做记者、做编辑的，每人手头有一本必备的教材，就是《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我们看到大量的跟国内新闻报道完全不一样的报道题材。我们日常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稿，比如哪里发生车祸，哪里发生火灾，这是灾难性消息报道。或者再稍微深度一点的，用几千字讲一个罪犯怎么杀人的报道。但整体来说，文体是比较僵化的，没有故事化写作的模式，比较呆板的告诉你信息。

        因为在传统的新闻写作中，我们学的新闻写作叫倒金字塔结构，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前面，第二重要的信息放在第二，依此类推。这个过程中不太讲究文章的谋篇布局、结构逻辑，也不讲究背景，新闻本来的功能就是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当时读完这个才明白，原来新闻可以这样写。到现在为止，我还有这个梦想，就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媒体中写出像普利策特稿奖那样的作品。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梦想还存在，而且当下新闻界有一些作品已经接近了。

        但从另一方面说，我又感觉离这个梦想变得越来越远。中国已经有一大批的记者或者媒体人有意识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已经写出一些作品，但是为什么我又觉得距离变远呢？是因为以前我觉得这件事蛮简单，因为写那样的题材、那样的采访难度不高，比如说何伟写《野味》，这个采访难度在我看来一点不高，他就是一个人去了一个饭馆，坐那吃，然后跟餐馆里面的服务员聊，这在我们看来，这个新闻太简单了，太容易了。

        我们部门的记者如果说他要写这样一个题材，我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他不要写，因为这个不值得一写。何伟这里面（《奇石》）的二十多篇文章如果不是在《纽约客》发表，而是放在中国媒体上，99%是会被毙掉的，这就在于中国当下新闻的环境和美国的环境有极大的区别。

        这个区别就是我们现在整体媒体的业态，还在别人100年前那个时代，当时美国有一个时代叫做“扒粪时代”，中国现在就处于“扒粪时代”的状态，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把信息报出来，把一个内幕、黑幕报出来，至于你用什么文学性的手法包装它，那个不重要，那是第二位的。首先要把核心，也就是我们做新闻强调的猛料，暴出来。在国内爆料做得最好的是胡舒立团队，但是在写作上他们写得太差了。胡舒立也跟我谈过这个事，她也很苦恼，但是没办法。因为美国过了“扒粪时代”，又过了二三十年代所谓的客观新闻主义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讲究的是绝对的客观，就是记者不在稿件中有任何自己的观点或者自己任何的倾向性，平衡报道，一定要采访正方的、反方的观点，而且给他们同等的字数来报到描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掀起了新新闻主义的新闻理论，这个新新闻主义的基本观点就认为，新闻不应该是客观的，或者说不应该是纯客观的，这种所谓的纯客观只是一种伪客观。因为记者你作为一个人，你去选材的时候，你决定写什么、不写什么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你的主观倾向性，你在写作过程中用这个采访内容，不用那个采访内容，用这个题材，不用那个题材，你都有你的倾向性，所以纯粹的客观主义也是把新闻当成字典，当成了百科全书，但是新新闻主义提供的是观点，在新闻事实之上提供观点，告诉读者我的观点是什么。

        应这种新新闻主义而生的就是非虚构写作，后来我们所说的特稿，只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部分，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掀起了到现在为止还有的，大量写普通人的生活的热潮。比如普利策特稿里面提到一个大脑手术，用完全文学化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手术。有大量的写作题材都是写普通人在生活中遭遇了磨难，普通人的故事，人怎么样跟疾病，或者跟困难、灾难做斗争，然后人性得到升华，就算没有战胜，病人死掉了，没关系，人性仍然得到了升华。基本都是写这样的故事。

我们现在的料太多，料太猛

        我当时很想在国内的媒体做这样的事，不光是我，我们那一代的新闻人都有这个理想。比如当时《南方周末》做了一个特稿专题版，这个特稿版也出了很多很好的作品。这个版支撑了三四年时间，支撑不下去了，被《南方周末》取消掉。我在《南方都市报》时有一个部门叫深度新闻部，我当时希望把揭黑的新闻做得高端一点、故事一点，当时每天强调故事化的写作，这个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效，也有很多好的作品。后来我离开《南方都市报》，这方面基本也没有写了。

        现在，中国媒体的状态还处于爆料时代，有很多媒体开始尝试用高稿酬去获得好的作品。但另一方面，你写这样一篇报道的影响力是不够的，我写这样一篇报道，远不如写一个强奸案或者马家爵杀人，或者写贪官腐败、包养情妇的故事，这种可能花半月、一月就可以做出来所谓的独家。在这个过程中，写作已经是我最不看重的部分，最看重的首先是能够获取信息、线索。第二看中的是能够找到我想要采访的人，最重要的人，他愿意跟我说，我能够想办法打动他，让他开口，至于他说什么都可以。最后才是我怎么样把这个稿子写好。我只要如实地把采访的东西记录下来就是非常好的稿件，这就是中国当代一个情况。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料太多，料太猛。美国从水门事件开始就已经过了这个时代，今天他们还有调查报道，但是调查报道在我们看来都已经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题材，因为随着社会的成熟，法制的进步，各种权力，分权制度建设非常完善，美国能够有黑幕的机会越来越少，微乎其微。

        但在中国不一样，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我们的社会，尤其我们的体制还远没有健全，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黑幕或者大量刺激性的、千奇百怪的社会现实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时候我们只会看到那些猛料，我们还来不及做到把它包装好、写好。

        可能要过了这个转型期，中国走向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康庄大道，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刺激的题材可以给我们写，那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重视普通题材的写作，一个普通题材怎么样写出趣味、写出情趣，在一个很简单的交谈中也能够感受到深意，那时候中国媒体才有可能出现像何伟这样的人。

演讲人简介:

        陆晖: 著名媒体人，凤凰网原创内容总监，曾任《vista看天下》副主编、《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