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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名校的亚裔高材生为什么寻短见?

澎湃特约撰稿 小葱拌豆腐
2014-06-27 15:38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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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中的哥伦比亚大学

        阳春四月,纽约城从漫长冬日的肃杀中苏醒过来。布鲁克林植物园的樱花开了,洛克菲勒广场的露天溜冰场歇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悠闲地散坐在洛氏图书馆的台阶上,让和煦的阳光把读书变成了一桩乐事。然而,那些正在手机上刷“Facebook”的年轻人,却在哥大的学生群里看到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哥大医学院29岁的韩裔女生李继媛(音译)于4月1日失踪,家人请纽约警方搜寻无果,她的弟弟马特·李正在通过众筹网站向网友募捐,希望集资请私人侦探搜寻姐姐的踪迹。转眼到了5月,哥大学子们为期末考试临时抱佛脚之际,不幸的消息却传到了耳边:接到路人报告,纽约警方刚刚在哈德逊河里捞起一具遗体,经证实正是失踪一个月之久的李继媛。

哥大女学生李继媛4月1日失踪,其遗体5月在哈德逊河中被发现。图为纽约警方贴出的寻人启事。

        纽约的大小媒体无不为这个还有一个月就将毕业的女孩扼腕。她是那样优秀:那些网站整理出了她作为美国学生牙科协会主席西装笔挺的发言照、作为“美国志愿队”的志愿者在中学教数学的事迹、在纽约的喜剧俱乐部表演脱口秀时的声名鹊起,甚至挖出了她在“Facebook”上怀抱小兔子一脸阳光灿烂的生活照。然而4月1日晚上9点半,她独自离开了上西区的公寓,向着城市的更北端走去。此后发生了什么已无可对证,但是警方最后一次追踪到李继媛的手机信号,是在曼哈顿尽头的乔治·华盛顿大桥。这里距离一个月后她被发现的地点,足有半座城之遥。警方相信,李继媛只可能是从桥上跳入哈德逊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事已至此,马特·李代表李继媛的家人在网上感谢了那些慷慨解囊的网友,并表示会用全部捐款设立一个奖学金。除此之外他们便保持缄默,任由网络媒体猜测那些光彩照人的照片是如何片面地反映了李继媛的人生。小报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拼凑出的信息是:这个为了学业一度放弃了脱口秀表演的女孩,过去就曾受到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的困扰——后者即美剧《国土安全》的女主角所患的精神疾病。小报《纽约每日新闻》报道说她几周前就曾试图自杀,还给家人留了一张遗嘱,说“不是你们的错,很抱歉辜负了你们的期望……我活不下去了”云云。

        这些未经纽约警方核实的报道旋即又被新闻网站“新美国传媒”(New America Media)引用,加入了一篇题为“看不见的悲剧:亚裔美国人的精神疾病与自杀”的报道。作者由李继媛的死想到今年以来的另外两则新闻:波士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凯文·李在宿舍里自杀;哈佛大学经济专业的大二学生安德鲁·孙跳楼而亡。如果说这三桩悲剧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主角都是年轻的亚裔美国学生。作者又找来一些数据,例如一项针对美国高中生的调查发现,认真考虑过自杀的学生比例是16%,而这个比例在亚裔学生中是19%。作者由是开始推想亚裔美国人自杀倾向较严重的原因,例如亚裔学生为了面子不肯去看心理医生、亚裔家长以孩子有精神疾病为耻等等。

        且不说这个3%的比例差异在统计学上有多大意义,作者并未深究三名学生选择自杀的原因就盖棺定论,令我这个中国留学生读者有些反感。其实,每个在美国呆久了的人都对这些针对亚裔的陈词滥调习以为常了。在很多美国人眼里,亚裔学生多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书呆子。否则也不会有这么个说法,把“A-(A减)”这个成绩称为“Asian Fail”——因为据说对亚裔学生来说,没拿到A就和不及格没什么两样了。作者举的另一个例子——他在加州伯克利念书时,曾有个中国同学因为成绩得了B而差点跳楼——就再典型不过。而在美国人看来,亚裔或者国际学生的家庭对孩子精神压力的漠视,正是在失意的时刻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的确,我们自己在中国也听说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份2014年的《中国教育发展报告》就得出结论,说中国学生自杀的根本原因多出于高度应试的教育制度和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过度关注。各地教育部门近年来频频发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近乎形式主义的外表下也带着亡羊补牢的目的。但是,相对中国家庭对精神问题的轻视,美国人(尤其是亚裔之外的美国人)是否又有些矫枉过正呢?

        在本专栏之前一篇题为《青春,需要泄洪 ——哥大故事之咨询处的故事》的文章中,我曾提到过哥大引以为豪的心理咨询资源。当各个学院中有在读学生意外去世时——因为哥大学生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也不时发生——不管是因病还是由于自杀,学校都会给全体学生发一封纪念此学生生平的邮件,并在末尾附上学生健康中心、学生精神健康咨询处、学校教堂牧师的电话。每到期中、期末考试之际,学校也会发来邮件,提醒学生如果精神压力过大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写那篇文章时,我对心理关怀的好处是深信不疑的。然而渐渐地,我开始怀疑这种无处不在的对心理健康的鼓吹是否也有负面的暗示作用。

        成绩优秀的学生一定心理压力大,心理压力大的人就会有精神问题,有精神问题的人就会想自杀——这在美国校园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串不容置疑的逻辑。暑假里遇到在另一所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同学,她说起她有个美国朋友,有一阵子心情不太好,去看了心理医生以后被诊断为抑郁症,结果就决定gap year(休学)一年。我这位同学怀疑这所谓的“抑郁症”都是看病看出来的——每个人总有不开心的时候,周围的人非跟你说这是“抑郁症”,你便也顾影自怜起来。而离开了学校充实的生活,说不定这“抑郁症”只会更加严重。我随即联想到以前在上海的电视节目《新老娘舅》里看到的一个真实案例,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年轻女孩对负心的男友始终难以割舍,受尽伤害还对他痴心不改。原因就是她坚称的:“认识他以前我有抑郁症,认识他以后我抑郁症就好了。”这里的“抑郁症”简直已经失去了医学上的意义,成为了用来解释一切负面情绪的万能挡箭牌。

        进一步认识到我在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和美国同学的意见分歧,是由一篇文章引发的争论之后。这篇在“Facebook”上被广泛转发的文章是耶鲁的本科女生瑞秋·威廉姆斯写的——从名字上看,她倒不是亚裔——题为“We Just Can't Have You Here(我们必须让你走)”。她自述一年前的一个晚上,还是大一新生的她用瑞士军刀在自己的腿上划了六刀,并考虑了一个晚上要不要跳窗自杀。第二天她决定还是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大一的指导员。指导员带她去校医务室包扎了伤口。瑞秋向他们坦承昨晚产生了自杀的想法,但她说她的自残行为不是自杀的想法所引起的,并且她也不再想自杀了。然而学校还是强行把她送进了纽黑文的精神病医院。在这期间,她受到了和其他精神病人一样的对待,每天只允许看看电视、玩玩填字。她让指导员帮她带一套课本进来,结果课本被医院没收了。理由是医院认定她是一个“自残者”,担心她会用课本的硬皮边缘再次划伤自己。最让她伤心欲绝的是,心理医生和校方最后认定她必须休学回家休养,而对瑞秋来说,“耶鲁就是我全部的生活”。一年之后,瑞秋历经复杂的再入学手续,终于又回到了耶鲁。在文章的末尾,瑞秋指责耶鲁是一个“所有人都佯装自己很OK”的地方,原因是学校为了自己的名誉,宁愿将一切像她一样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赶走。

        瑞秋的故事在常春藤的学生当中几乎获得了一边倒的同情和支持。我的一个华裔美国朋友就是其中之一,痛斥耶鲁对学生缺乏关心、不近人情。然而,围绕瑞秋自己对她的遭遇负有多大的责任,我们起了很大的争执。我告诉我的朋友,我对瑞秋在这篇文章中的语气是挺反感的。她把自己刻画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当然,所有写自述的人多少都有这样的毛病——非常沉浸于自己自残后又被学校拒之门外的可怜形象。她把为她人身安全着想的医生描述成冷漠的旁观者,却对自己给那位指导员以及学校添了多少麻烦只字未提,更从没想到过她的家人会有多么担心。“最重要的是,”我说,“从头到尾,她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丝毫的歉意。”

        “她为什么要有歉意?”我的朋友好像一下子被激怒了,“你难道不知道自杀的想法是不受个人控制的吗?” 她说她做过很多大脑方面的研究:大脑里千万个神经元的连接当中,任何一环出了错都会使人产生莫名其妙的想法。

        我说,在这一点上,我同意英国思想家密尔在《论自由》中的理论:意见和行动上的自由应该是两码事。瑞秋尽可以自由地产生许多自残或自杀的想法,但她既然已将自残付诸实施,就对她周围的同学造成了影响。虽然她直接伤害的是自己,但如她文章中所说,第二天她还假装若无其事地穿着血染的裙子去上课——假如我有这么个同学的话,恐怕我也不可能淡定地继续上课。瑞秋就好像《国土安全》里的女主角似的,感觉住进精神病院、被严密地看护起来对她一个高材生来说是件有失身份的事情,却不想想分明是她自己的行为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既然她的自残已经证明了她理性上有缺失,她又怎么能要求别人完全像对待一个理性人一样对待她呢?

        我的朋友又说,既然耶鲁对于瑞秋来说是她重要的心理支撑,那么耶鲁顾忌自己的声誉就把她赶回家,也是对她的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更何况她的心理问题可能还是在耶鲁的环境下造成的。我承认这种说法在直觉上有些道理,但问题是,学校对于学生的心理乃至身体健康,又有多少责任呢?毕竟没有人入学时和学校签过协议,要让学校保证他们开心无虞地度过这四年啊。虽然大多数美国大学都提供了丰富的心理咨询资源,但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又不是学校应负荷的义务。如今这么多人在网上对耶鲁校方群起而攻之,是不是有些黑白颠倒了?

        然而我朋友接下来的一番话就让人难以反驳了。她说:“常春藤大学所标榜的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既然耶鲁树立了这种人文关怀的形象,并凭借这种形象招来了它引以为豪的一届届优秀学生,那如今学校摆出弃学生于不顾的姿态,它的学生就有理由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有理由发出抗议。”

        我无言以对,在网上再度翻看这几则新闻。照片上,黑头发的李继媛和金发碧眼的瑞秋·威廉姆斯都在颔首微笑。家庭?学校?到底谁是抹杀了这些微笑的黑手?又或许——我联想到那部阿尔巴尼亚老电影《宁死不屈》里的台词:“姑娘,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可你呢,却在女牢房里受难。”——假如一个年轻人已经在内心里画地为牢,一切外力的作用又有多大意义呢?要想解开这微妙的心结里未知的密码,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一个长久的难题。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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