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和他的北京圈子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边疆研究大师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独特的中国经历与中国情怀成为拉铁摩尔进行中国研究和边疆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华数十年，其中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岁月在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与人生经历中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时光。跟他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抗战期间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荣耀相比，他这段充满故事的北京时光，在学术史的记忆里却不那么被人所知。     

充满故事的北京时光

        拉铁摩尔尚在襁褓之时就随父母从美国来到中国，1901-1905年生活在上海，1905-1912年在直隶保定府生活。1912年起，拉铁摩尔随母亲去瑞士求学，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虽然成绩优异，却无法获得全额奖学金，最终未能如愿进入牛津大学，被迫于1919年黯然回到中国。之后，拉铁摩尔在天津一家英国报社担任编辑，后来又到一家英国洋行担任雇员，自己本想之后的人生也就这么过去了。但在1925年，这位小年轻的命运发生了转折，“他们建议我在离开洋行之前，应在北京呆上一年，暂时负责洋行的‘外交’办事处，该办事处同政府官员打交道、签订合同。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正是在这一年，他收获了终生的爱情，同当时在北京担任国家艺术协会秘书的埃莉诺•霍尔盖特（Eleanor Holgate）结婚。1926年，拉铁摩尔辞去洋行的职务从北京乘火车到达归化，开始第一次长时段的蒙古和内亚之旅。1929年秋至1930年夏，拉铁摩尔夫妇在东北进行了近一年的田野考察。

        1930年夏，拉铁摩尔携妻子从东北来到北京，在这个城市落下脚来。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风云变幻，各路政治力量在此交织、暗斗，最终在1937年沦陷于日军铁蹄。而对拉铁摩尔来说，这段时间却多有丰收之感。从1930到1933年，他先后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基金（一年）和古根海姆基金会（两年）的资助，有机会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旅行和写作，对他这个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极好的学术锻炼机会。在这段时间里，他还以通信方式编辑《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这能让他保持对时局的敏锐性。 1931年，他的儿子戴维（David）在北京出生。1933-1934年冬天，拉铁摩尔夫妇短暂回到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总部工作，担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编辑。1934年，拉铁摩尔举家返回北京，直到1937年，继续担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编务。期间，在1936年春，拉铁摩尔一家乘坐列车从北京横跨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就中国局势做了一场演讲，反响强烈。之后，他们一家从莫斯科抵达伦敦，在当地作了几场演讲，最后从英国返回美国。1936年末，他又携家眷从美国回到伦敦，进行俄语的强化培训。1937年初，拉铁摩尔全家经海路回到中国。从该年6月起，拉铁摩尔与《美亚》（Amerasia）杂志的编辑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和毕恩来（Arthur Bisson）等人从北京出发，前往延安拜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彼此间相谈甚欢。拉铁摩尔从延安回北京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夏，鉴于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已经无法保障《太平洋事务》杂志的顺利出版，拉铁摩尔不得不携家离华返美，对他学术与政治理念影响深远的北京岁月就此画上了句号。

        在北京的这段日子终将成为拉铁摩尔一生的回忆。尽管当时的北京学术界大腕云集，但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语言学习和边地探访方面，与北京学术界在具体研究上的交往并不多。正如他自己所说的：“30年代上半期，当我正在学习蒙古语并在内蒙古频繁地游历时，我实际上同北京大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没有接触，在那些执教于中国各大学的外国人中朋友也较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37页）但他跟当时媒介的交往比较多，“另一方面，我实际上认识所有在京的外国记者。我常常在俱乐部的酒吧间遇到他们，向他们打听有什么新闻。我在经商的日子里已准备好领会他们所谈的一切，因为在同商人打交道时，我已经懂得在各种复杂情况下，那些理论上应该完全相互对立的人事实上却彼此合作，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理论上的天然盟友实际上成了对手。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北大教授和学生中间的辩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中国舆论，但是我没有充分的准备去理解这一点”（《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38页）。而对于当时在北京的西方汉学家，拉铁摩尔也没有太多的接触，但这并不妨碍他找到自己的北京朋友圈子。    

        陈翰笙和冀朝鼎是拉铁摩尔的“左派中国朋友”。严格意义上来说，拉铁摩尔与陈翰笙、冀朝鼎交往的地点并不是在北京，但却贯穿于他长居北京、短暂回国的那几年时间，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6年4月底5月初，根据苏联太平洋学会分会的安排，陈翰笙到纽约协助拉铁摩尔负责《太平洋事务》杂志的编务。对此，陈翰笙曾回忆：“1936年，太平洋学会要在纽约出版季刊《太平洋事务》，由欧文•拉铁摩尔任总编辑。……拉铁摩尔是美国人，大学毕业后来中国，会讲流利的中国北方话。他曾去我国的新疆考察，回来写成《亚洲内陆的边疆》一书。这本书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说话的，因而受到英国皇家学会的赏识，授予他金质奖章，由此出了名。拉铁摩尔对出任《太平洋事务》总编辑很高兴，但缺少得力的合作人，他向学会要人。作为会员国的苏联推荐我去。拉铁摩尔得知我曾在美国留学，也很满意。”（《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63页）此外，陈翰笙还协助拉铁摩尔等人于1937年访问延安（[美]麦金农：《陈翰笙与太平洋国际学会》，载《“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山东日照，2006年8月）。可以说，拉铁摩尔更多地将陈翰笙当成是工作上可以仰赖的同事与朋友，他们共同的左倾思想也使双方的合作和共处变得更为和谐自然。

        冀朝鼎早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后参与世界革命运动的宣传、编辑工作，曾任美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编辑，并参与创办《今日中国》与《美亚》杂志。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拉铁摩尔就是在这一时期与他认识的，并在之后的岁月中保持了长期的交往。冀朝鼎在1935年2月为其代表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所写的序言中，对拉铁摩尔所提供的帮助与建议深表感激：“作者受到《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欧文•拉铁摩尔先生的帮助简直无法报答。拉铁摩尔先生不辞劳苦地审查了全部原稿，提出了无数重要的和详尽的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并且盛情地推荐本书出版。”（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原序，第6页）

        大名鼎鼎的斯诺（Edgar Snow）也是拉铁摩尔的终身挚友。据斯诺的回忆，在当时，“聚居在北京周围的近千名西方人士大多从事非赢利的专业性工作，诸如教育、艺术、外交和新闻。在那些没完没了的聚会上，客人们能一面嚼着用做餐前小吃的干莲藕，一面有机会听德国出生的魏特夫编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能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聊天，1933年时他正为一支丝绸之路探险队制定详细计划；还会遇到太平洋学会的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和欧文•拉铁摩尔。”（[美]约翰•汉密尔顿著，柯为民、萧耀先等译，陈弢审校：《埃德加•斯诺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此处所引译文略有改动）斯诺与拉铁摩尔在北京相识，一见如故。后来，正是在斯诺的帮助和安排下，拉铁摩尔等人才得以探访延安。20世纪70年代，同样是在斯诺的引荐下，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拉铁摩尔才有机会在耋耄之年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对于他们之间的情谊，拉铁摩尔深情回忆到：“我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对他的了解越深刻，就越是尊敬他。”（《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0页）        

相互砥砺的学界益友：顾立雅、毕安祺和费正清

        顾立雅（Herrlee Creel）以考古研究而闻名。1932年至1935年，顾立雅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来华留学。拉铁摩尔跟顾立雅在北京多有接触，并深受他的影响，“顾立雅的爱好影响了我对考古学领域和早期中国人起源的兴趣；我的注意力从研究中国边疆问题转移到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汉人和边疆居民差别如此悬殊，他们各自的起源是什么。”（《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1页）可以说，正是顾立雅所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使拉铁摩尔能够以历史为分析轴线配合实地旅行来建构他的中国边疆分析范式。

        在北京的日子里，拉铁摩尔跟毕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后者对待学术研究和田野工作的态度也深深影响了拉铁摩尔（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24）：“在欧洲和美国职业汉学家中流行的姿态是，声称或者有时假装自己的汉字写得如此之好，以致他们亲自做全部的工作。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依靠懂英语或法语的中国人来承担为其搜集材料的主要工作，自己只是将其润色一下。毕安祺是我所知的第一个提到向其提供材料的中国人姓名的人，他明确指出什么地方采纳了他们的观点，什么地方使用了他们的材料但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毕安祺的工作和理论对我影响很大。他主要是一位野外考古学家，而不是依靠别人的成果工作的社会理论家。他的工作方法正是我自己努力要做到的：观察事实，看看能否从中推导出一种理论。”（《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1-42页）

        费正清当时还不出名，1932年2月来华为他的牛津大学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并在北京结婚。从1933年至1935年，他任北京清华大学讲师，1935年圣诞节时返回美国。在这段时间里，拉铁摩尔跟费正清有过密切的交往（[美]柯文、戈德曼主编，朱政惠等译，金光耀校译：《费正清的中国世界：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12页）。对此，费正清曾回忆：“在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北京外侨社会中，使我最感兴趣的人是欧文•拉铁摩尔。他的父亲大卫在天津一所公立大学里任教，而欧文则被送到英国一所私立寄宿中等学校去念书。他没有被送到高等学校深造，却为一家羊毛商行去做事。作为该行的代理人，他被派往内蒙古包头的铁路终点站，亦即骆驼商队从中亚细亚到达之处。他决定去探究那儿的外围地带究竟是怎么样。……在我看来，欧文的主要见识，一经阐发，是不证自明的。他在1940年发表的巨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 Frontiers of China）后来赋予我如今仍在探索的概念。和往常一样，在探索这些思想时，毫无疑问它们还很渺茫，可能从某一个来源使我开了窍，可是教人怎么能有把握呢？欧文的想象力把他的现场观察和已知的事实融合在一起，建立历史理论的城堡。汉学家们尽管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可能还会冷嘲热讽，可是欧文早已是一个蒙古问题专家了，超出他们研究的范围，而且还利用俄文史料。”（[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第44-45页，所引译文略有改动）而他后来在中国研究方面也受到拉铁摩尔的巨大影响。        

“如果我要怀恨的话，我会痛恨魏特夫”

        在拉铁摩尔对一生交往的回忆中，唯一后悔结交的是魏特夫（Karl Wittfogel）。魏特夫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早年曾从事左派政治活动，1933年因纳粹上台而入狱，不久出狱，后移居美国，1935年到1937年以“太平洋学会”研究员的身份来华，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陶孟和曾专门设宴欢迎（李孝迁：《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1937年7月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后，魏特夫离开中国。

        两人最初于1935年在北京结识，当时的魏特夫对拉铁摩尔的工作深感兴趣。出于友善与支持，拉铁摩尔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引用了魏特夫的文献，以便让魏特夫能够在美国学术界站稳脚跟。拉铁摩尔没有料到，在后来的麦卡锡主义气氛当中，曾受到他无私帮助的魏特夫会落井下石。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始终无法释怀：“我不想怀恨什么人，也不想为任何人辩护。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人人都受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要怀恨的话，我会痛恨魏特夫的，因为他企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利用我来促进他自己的发迹。”（《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17页）

        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更是举出了其他的例子，足见魏特夫确实人品有亏。正如李孝迁先生所指出的：“1935-1937年魏氏在华时间不能说短暂，但他的治学范式与当时中国主流学界所奉行的‘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学风甚存隔膜，他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多是局限于边缘的左派学者，始终未得到诸如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主流学者的青睐，这多少是因为魏氏缺乏‘绣花’的功夫。”而且，“魏氏在华时给人以谦和的印象，或许只是一种假象，从他如何逃离纳粹集中营情况不明（有人说他出卖了德共），斯诺（H. F. Snow）、拉铁摩尔对他的负面评价，以及他在麦卡锡时代不光彩的表现，都让人觉得魏氏的人品跟他的理论一样，具有很大的争议。这样一位人格缺陷的外国学者，很难想象会宽厚善待中国学者。所以，凡是跟他合作过的中国学者在后来的回忆中，从来就没有对魏氏有过一点赞美之词，即便像王毓铨那样曾经如此崇拜过他的人，对在‘中国历史编纂处’的经历，也只是轻描淡写，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值得记忆的事情。”（李孝迁：《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下谨慎结交日本人

        此外，拉铁摩尔还结识了当时在北京的一些中国著名军政人士，如傅作义、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郭道甫（Merse）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持的反日立场，拉铁摩尔本人在这时期跟北京的日本人联系很少。反而是跟当时身居上海、时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人，在不同场合有所接触。“在日本国内，当我遇到像松本重治和松方义三郎这样的人士时，我知道自己在同有理智的人交谈，可以相当自由地谈话；但在北京我不晓得谁是谁，我可能正同一名内奸交谈。”（《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44页）松本重治在他的回忆录当中指出，拉铁摩尔“让我深深感慨的有两点。一是他实地调查之时，始终与当地的土著一同生活。二是选择蒙古和新疆中亚地区为其终生的研究对象。当我问起他为何要选择内陆亚洲为研究对象时，他的理由是内陆亚洲地区是苏联势力渗透地区，但美国却未有丝毫染指。又补充说：‘而且，我又十分喜欢蒙古人，在新疆居住着许多既非俄国人，又非汉族的各个民族’”（[日]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译：《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所引译文略有改动）。

        总体来说，拉铁摩尔在北京时期的个人交往还是较为谨慎的。他并没有卷入到当时已经日渐紧张的中日军政关系当中，而是通过与相关人员的交往，进一步观察和认识中国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为自己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写作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与素材。通过与当时在华的西方研究者的学术交流，彼此砥砺，拉铁摩尔逐步奠定了自己的“中国通”身份和亲华立场，为他在四十时代出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提供了学术与观念上的契机，也最终形塑了他一生的研究重点与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