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偶然的辛亥革命摧毁了一个帝国，说明清朝大厦腐朽极了

        关于中国晚清历史的一部新书《帝国的回忆》是由1901年-1910年《泰晤士报》上刊登的新闻报道选编而成，全书以时间作为轴线串联起晚清十年，以《泰晤士报》的视角，再现了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的内政与外交。

        6月14日，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一场名为“在细节中追寻历史的轨迹”的文化沙龙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就清政府维新的真假性，清政府为何要立宪，辛亥革命的偶然性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就清政府维新的真假性，清政府为何要立宪，辛亥革命的偶然性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  IC 图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演讲内容的摘录：

清末维新的真假，在于被统治者的判断

        问清政府是真是假，对于我们研究它意义不大，因为完全是个标准问题。就看你从哪个标准来衡量，重要的是分析当时的社会基础以及当时的人们。所以在1906年的时候，刚一说要立宪的时候，多数人相信它是真的，像梁启超等这样很多的立宪派写了大量这样的文章，人们举国欢腾，认为它是真的，如果这个时候这样搞下去，它就能够搞成。但是过了几个月，改官制一出来情况就有了变化。我们都知道立宪应该是分权的过程，但是改官制一出来实际上是收权的过程，皇家的权力更大了。这些立宪派（我不说这是革命派，因为革命派是什么？革命派是不管你政府做的好坏，我都要说你做的很差的人）突然从9月热烈的拥护态度变成了反对。

        改官制一出来，满族人的权力更大了，汉族官员的权力反而变小了，说明清政府说的立宪是假的，我们看到恰恰首先批判清政府的不是革命派，而是支持它的那些绅士，包括梁启超等很多很多人，报纸上当时公开说立宪是假的，清政府的政策没有获得自己的社会基础（当时最重要的中国社会基础是商人、士绅）的支持。所以关于真假的问题，用一个哲学词语 “接受美学”来解释，不在于你说它的真与假，而在于当时被统治的人，尤其是被统治当中的有社会地位的那部分人，认为他是真还是假。

官制改革，只是官员间的重新洗牌

        清政府当时确实是四面楚歌。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甲午战争使中国一小部分有见识的人认识到：你可以说我们被英国打败了，我们之前不知道它，就说被一个陌生人打败了。可日本，我们一直知道，几百年来都是我们附近的一个小岛国，它的文字还有其它很多东西，都是从我们这里学去的。可是我们被它打败了，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已经算是一个现代国家了，有议会、有私人现代工商业、有几百家银行，军队也基本上是现代的师旅团编制，教育也是从小学到大学建立起来了。而当时的中国呢？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一个非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的战争。少数维新派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觉得要维新，结果被慈禧镇压。

        八国联军侵入，签订了《辛丑条约》，赔那么多钱，首都都被血洗了，这个时候还要说新政？1901年的诏书要做的也不过就是当初维新做的，这不就是一个权力之争吗！这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权威了，改革要做的就是要有权威。这时候有个很重要的事件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时候知识分子和士绅都要求改革，1905年日俄战争是为了抢占中国东北，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谁能胜谁能败，维新派认为日本能胜利，因为它维新了，有些人认为俄国能胜。最后日本赢了，这对中国的震撼相当大，这是近代史以来，第一次黄种人的国家打赢了白种人的国家。

        近代史以来，从来都是有色人种被侵略，认为是你人种不成，白种人就是优秀人种。日俄战争一下子改变了大家的看法，人们都极其兴奋，证明失败不是人种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优秀的黄种人的国家可以打败制度落后白种人的国家，所以慈禧新政面临很大的压力。

        除此以外，还有满汉的矛盾。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已经证明了八旗不行，满族本身就是个少数民族，本身就对汉人有警惕，重要的大臣都没有汉人，但是在太平天国的时候，一个汉人镇压了太平天国，后来即使恭亲王和慈禧把他杀了，慈禧最后还是用了汉人袁世凯来搞改革。但是从1906年之后，慈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就是因为周围有人不断地说，袁世凯代表的是汉人，是有野心的，他们怕袁世凯通过改革把清朝的江山变成汉人的，所以慈禧在1906年秋天一下子表明了态度，免去了袁世凯的职务。袁世凯知道这件事后，就表示我不管了，我要出操、我要练兵，并且把兵都给了朝廷，表示我没有野心。

        慈禧就是在1906年以后开始了改变，开始变得只用满人，而之后的贵族也是沿袭1906年的制度。最明显的就是改官制，权力开始逐渐回到满族人手中，汉族官员心里是有看法的，改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慈禧画了一个很清晰的利益圈，一个统治者可以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不能让别人知道，而慈禧却让其他汉族官员寒了心。

        有个例子可以证明，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很多汉民的巡抚大臣就跟着革命派跑了，完全没有心理障碍。古时候说大臣要忠于皇帝，在太平天国的时候，还有很多汉族大臣，上吊、抹脖子以表自己的忠心，但是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一说独立，大臣们没有一点负担的走了，没有一点心理障碍，应该忠于朝廷这些就全都没有了。也是1906年以后政府的一系列变化，使汉民大臣心理也产生障碍，朝廷的政策连自己的大臣都不信，那就很难成功了，辛亥革命就反过来证明了这一点。开始慈禧是用汉人的，就是从1906年以后开始重用满人，防着汉人。这本书很好，在142页里面也写了“官制改革，实际上不是一种改革，只是一种官员之间的重新洗牌，不必做太高的评价。”当时泰晤士报作为一个旁观者已经看出来了。

偶然的辛亥革命摧毁了一个帝国，说明清朝大厦腐朽极了

        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完全是很偶然的。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帝国一次偶然事件就使它坍塌，这说明它已经腐朽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一阵风给它刮倒了，只是它自己感觉不到而已。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在半年之前1911年4月，孙中山等革命党竭尽财力、物力、人力，在广州发动了广州起义，但是却失败了，革命党一下子损失了72个斗士。很多都是同盟会的中高级干部。这么精心准备的革命都失败了，然而半年后的辛亥革命却成功了。辛亥革命爆发连孙中山都不知道，是从第二天的美国报纸上看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这恰恰说明清朝这个大厦已经腐朽了，就看这阵狂风什么时候刮起。

        辛亥革命的成功，革命党人只是一个导火索，真正使革命成功的是那些士绅、立宪派。因为那些立宪派从1910年10月底就陆陆续续地对清政府失望了，开始加入革命派。当时上海商派的领导人就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他们是最反对革命的，希望能够进行从上而下的改革，但是清政府不仅拒绝了他们的诉求，还训斥了他们。于是上海商会觉得我们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了，加入了革命派。上海商会在当时有着很高的地位，他们加入了革命派，说明当时革命力量已经十分强大了。

        在第三次失败之后，上海商会就开始和各地革命党之间进行联系，协商在立宪已经不可能了的情况下，还能够做什么？当时长沙很多地方都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联合，还有很多地方反而是立宪派起了作用。广州之前还打得很惨烈，这次一枪没有放，就是士绅和两广总督一商量就好了，一起革命了！江苏也是一枪没放，就是和省长（巡抚）一商量“我们独立吧”，就革命了。

        可是革命怎么能这么安静呢？拿竹竿把衙门的房瓦给捅掉了，就象征革命了？这都说明当时的清政府已经没有丝毫的社会基础，就是他自己的政策使得当初支持他的人逐渐的、一批一批地离开了他，最后只有几个大富商支持，因为越是富人更希望安稳。

        比如张謇，他是最富有的人了，他的企业都在长江下游，那时候正好布置了要在武昌开办自己的工厂，他去武昌那天恰恰是10月4号，10月10号开业典礼完了他坐船跑了回去，回了南京，他突然发现武昌枪声大作。别人告诉他革命党起义了，他觉得这就要损失他刚刚开工的几个场。于是和清军说快去镇压，过了几天发现镇压不下去，又说朝廷应该退位，就和袁世凯联系起来。他始终不相信革命党，说你连一个县长都没有当过，怎么能统治中国呢？于是他找袁世凯让他出来想办法。

        辛亥革命这么一个看似偶然的事情，使得这么大的一个清政府一下就倒了，说明清政府的基础已经十分腐朽了。

        我再举个例子，清政府的对策怎么样？在清政府的最高层有些人非常开明，但是他们的最终政策没有被采纳。清政府就是因为采纳了最顽固的政策把支持自己的人一步步地推到了对立面。

        慈禧说如果发现了梁启超，可以就地正法，说他是最狂的一个，最坏的一个。这下子革命党就很高兴了，他们一直和梁启超论战，梁启超说肯定会改革的，这下子人家说你是最大的罪犯，抓着你就给你宰了，你还能说什么？还能说他会改革吗？还有多少人信你？

        慈禧耿耿于怀的还是1898年梁启超和光绪的那些事，她不知道1908年清朝已经很危险了，而梁启超那么大影响的人在海外是给清王朝辩护的人，坚决说不能推翻清王朝，推翻了中国会很混乱，很血腥，很动荡。慈禧完全没有这个概念，耿耿于怀的还是十年前，没有大胸怀，大胸襟，这时候她就该把梁启超留为己用。

        直到慈禧死了才有人替他们说话。慈禧死后有个山东巡抚就说，梁启超他们没有一个是想要推翻我们的，当时摄政王的两个弟弟也说没错，梁启超他们应该赦免，因为他们在海外一直替我们辩护，但是最后清王朝做的决定是：不成，这些人不能赦免，还是得抓。

        到了1910年，绅士、商人联合请愿要求开国会，朝廷内部也有很多人说不开不行了，但是最后还是听了反对的意见，还是采取了最不好的办法，是一个最不利的最顽固的决策。连皇叔当时都提出来了，家里面哥仨有俩都说要开国会了，最后还是不开。

        之后1911年5月又宣布铁路国有化，当时就知道商人们肯定不干，因为这本来是商人的，可是就这样还是发布了，并且说谁敢反对格杀勿论。当时四川的巡抚说不能执行这条，然后朝廷就把他给叫到了北京，说过段日子要审你！接着又把一个新的官派到了四川，后来被革命党杀死了，其实这个人死得很冤，他刚到那里也发现这条政策不能执行，他就和政府说，这条不能执行，清政府不管，说你必须严厉执行，严厉镇压，要是执行不力就把你叫回北京，治你的罪。就是这样才开枪打死了30多个请愿的人。可见，当时不管是地方还是朝廷内部都有着非常开明的人，但是都没有听，可见有时候觉得这个王朝是天让它亡。

        演讲人简介：

        雷颐: 把历史作为现实参考的著名学者。祖籍湖南长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图中日月》、《历史的裂缝》、《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