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禹州法院被指“瞒”着受害方开庭，检法均称记不清了

        虽自称不懂法，但左桂珍还是要认这个死理：“我丈夫被他害死，法院开庭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7月7日，56岁的左桂珍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依旧愤慨难掩。

        十几年前，左桂珍的丈夫在遭人非法拘禁期间死亡，涉案的多名被告在13年内分三次归案，相继受审。第一名被告于2000年12月获刑10年。但按左桂珍的说法，直到2010年禹州法院开庭审理该案第二名被告，法院才第一次通知她开庭。“当时我才知道，第一个被告已经判了刑。”左桂珍称，此前，她曾多次打听案件下落，却一直被告知人还没抓到。

        左桂珍认为，这剥夺了他们向第一名被告追讨民事赔偿的权利。

拘禁致死

        被“拘”50多天后，左桂珍的丈夫老郭突然死亡。警方的鉴定报告显示，死因为砷中毒。

        1999年4月18日，杨某和任某为索要债务，将老郭骗至禹州市某地，并将其拘禁在任某家中。期间，任某、杨某伙同程某和任某之妹，将老郭拘禁在任某妹妹的家中三天，后来又将他带到任某家，继续拘禁。

        “当时那个姓杨的带着几个人来我们家，说是要做烟草生意。”据左桂珍回忆，她也是好几天后才明确知道，丈夫被控制了。“姓杨的后来打电话给我们，向我要1万块。”左桂珍称，她一时凑不了那么多钱，随即报警。

        根据禹州法院的判决书，1999年6月14日上午，被拘禁了50多天的老郭在任某家服毒，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人都放出来了，我们才知道”

        据澎湃新闻了解，案发后，嫌疑人杨某在2000年6月被捕，同年12月，经禹州法院判决，杨因非法拘禁罪获刑十年。

        但按照左桂珍的说法，她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我以前一年里总要去公安局问个两次，都说没抓到。”

        直到2010年，左桂珍突然收到禹州法院通知。“说是任某抓到了。”在这次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任某家人赔偿了6万多元给左桂珍。

        也就在这时，左桂珍才知道，原来远在2000年，杨某就已被判了刑，“听说他人那时候已经出来了，这不等于是秘密开庭吗？”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当年侦办杨某案的检察官称，年代久远，其已没有印象。

        审理此案的法官则称，其对这个案件有印象。但在谈及是否通知了被害人家属的问题时，他又称：“时间太长了，现在就很难说了。”

        他还补充道，据后来的了解，随着另外几名被告被抓，被害人和被告之间也达成了赔偿协议，“问题已经解决了”。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

        北京律师王兴认为，被害人家属作为案件诉讼中的重要参与者，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理应告知。

        一位检察系统人士告诉澎湃新闻，早年前，办案机关对程序问题的关注可能确实没那么高。“只要案件事实部分成立，程序上的问题一般不会太在意。”而随着司法理念的进步及新刑诉法的出台，现在大家办案已越来越讲究“程序合法”。“就比如告知被害人家属的问题，尤其是被害人已死亡的情况下，家属是否原谅被告人，量刑上都会有所参考，告知他们自然有必要。”

谁是主犯？

        在梳理相关法律文书时，澎湃新闻还注意到本案的另一疑点。

        据澎湃新闻掌握的司法材料显示，除杨某和任某两人外，本案的另两名被告也于2013年归案。也就是说，本案中的4名被告分为三次受审。

        但让人不解的是，禹州市法院在认定这四名被告的犯罪情节时，均未认定为“主犯”：比如杨某，法院认定其“在犯罪中起的作用小”；任某等三人也都被认定为只起到了“次要作用”。

        这一点，曾关注过此案的一名河南当地律师也有所注意。“这应该是法院在认定上有问题，不然怎么可能都是从犯？”

        对此，澎湃新闻电话联系上了审理本案后两名被告的法官。但对方称，他们只会审查本案中所涉的犯罪事实，其他承办人的案件，并不在审查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