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佛山故事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启示

        7月5日，在杨小凯追思会上，香港大学荣誉教授肖耿从市场、产业与分工角度分享了他们团队的最新调研。关于佛山发展模式的研究。

        研究的结论是，我们现在从宏观数据上看到的中国经济不一定是真实的，可能有误解。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肖耿教授的发言实录：

        现在全球的经济市场已经是全球化了，所以我们在研究全球供应链的时候就会发觉市场有很多合约关系，有些合约关系是跨境、跨地区、跨产业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解市场如果是合约关系网的话，他背后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主要是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产权的界定，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你怎么跟人家交换，有了产权的界定以后，当然你也可以先交易再界定，在交易当中界定产权，产权界定非常重要，产权的交易平台非常重要。

        但是还有最重要一个，毅夫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跟杨小凯的争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产权纠纷的解决机制，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在西方是有法律的，这个是几百年的演变才出来的。

        在中国，我们产权纠纷的解决机制基本上建立在党的系统，就是有什么麻烦大家吵来吵去，最后书记拍板。书记有单位的书记，有城市里的书记，有省委书记，最后有我们的常委，常委就是相当于兼职最高人民法院法官，所以我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常委讨论拍板，这个体制在中国跟西方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发现，也是框架性的东西，就是假设中国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条块机制，条块机制是什么意思呢？中国有几百个城市，地方之间是相互竞争的，他们竞争不仅是竞争人才、资金、项目、GDP、外商投资，同时也在竞争改变游戏规则，就是他在竞争看哪个城市设计出一个更好的市场规则，包括我们现在上海在搞的上海自由贸易区，他的目的就是要创新体制，创新所谓的游戏规则。

        我们过去的特区还有很多都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体制，所以中国的关系是条块关系，条块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中央、地方、企业、家庭利润分成，就是按照GDP每一个部分都有一个比例，地方政府特别重要，因为地方政府控制了土地，但是它为了要吸引投资，它可以让利，因为将来它有更多税收。中国地方政府是解开中国增长模型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最关键的。

        当时我们选择了一个城市，国家发改委有24个年轻的研究人员， 14个专题组，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报告还没有写出来，我们已经发了不少相关文章。

        我们有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就是我们选择了佛山，没有想到佛山的表现会那么好，因为我们觉得佛山比较代表中国，因为是它是工业城市，改革开放市场化也比较好，但是它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北京、上海，这个我们也没有想到。

        我今天就讲三个数据，因为我觉得这三个数据可以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目前的看法。三个什么数据呢？

        一个数据是佛山的贷款占当地GDP的比例，只有85%，但是全国平均是121%，上海是180%，杭州220%，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大家都在担心金融泡沫，信贷膨胀的时候，实际上佛山所反映的是严重的金融抑制，这个很好解释，因为佛山的中小企业特别多，他的就业和GDP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中小企业，我们都知道，中小企业借不到钱。

        另外还有一个数据非常令人意外，佛山正在盖两个大新城，我们到处看到的都是工地，以为这个地方债务会很严重，但我们看到佛山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为30%，全国去年的数字是78%，2012年是70%，而且全国数据一直是往上走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佛山实际上投资率是很低的，当然你也可以说，它的劳动生产率很高，GDP是15000美金，超过了世界银行的高速度的标准，是香港的40%。

        第三个数据就是房地产的价格，现在海外看中国，就是房地产要泡沫要破灭，到处是鬼城。但是我们看到的数据，佛山的官方房地产价格数据除以它的人均GDP，在佛山，要买100平米的房子，按照平均价格计算，需要9年的人均GDP，上海是16年，北京大概是十六七年，香港是32年。这个数字我们都可以去讨论，有很多问题。

        佛山的研究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什么？我们现在从宏观数据上看到的中国经济不一定是真实的，可能有误解。在中国有16个城市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大城市，大城市就是300万人口以上，1000亿美元以上的GDP，这些城市实际上他们的健康状况是良好的，但实际上或多或少面临着金融压力，因为经济紧缩。但紧缩原因是什么？紧缩的原因是因为三线四线城市，很多落后的城市，他们都要学广东，学上海，也学市场化，学得像模像样。

        问题在于什么？当一个经济市场作为决定性作用的时候， 大家都市场化，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理、历史、文化，因为老百姓要决定我去哪儿，你在贵州、在甘肃盖了房子，就基本上是没有人去的，这个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是把最好的城市都卡死了，那么最差的城市就肯定死。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从市场的方面来考虑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本文根据肖耿7月5日在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的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录音整理：沈苗。未经演讲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