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之后 | 福山的敌人

    

        

        1989年夏，福山在美国国际事务杂志《国家利益》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核心观点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来预示了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最初应者寥寥的此文，随着同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欧剧变和随后的苏联解体等历史性事件发生，给福山带来了先知般的声誉。

        时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曾在《关于欧洲的革命之反思》一书（1990年）中说：《历史的终结？》只会让福山成名15分钟，很快便会归于沉寂。达伦道夫是德裔英籍知名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社会冲突理论的奠基人。

        这位“老革命”显然低估了福山理论的影响力。1992年，福山在文章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随着民主制度在全球各地的跌宕起伏，在这25年里反复遭遇冷嘲或热捧。有力的论敌尤显该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资本主义内部，历史尚未终结

        言辞最激愤的，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他在《马克思的幽灵》（1993）中嘲讽福山是科耶夫的“迟到的读者”，后者早在1950年代就称美国社会“实现了共产主义”。德里达认为福山著作的畅销不过是一个症状，表明了人们想确认“马克思之死”的焦虑。他称历史终结论实质上就是“基督教末世论”，是西方霸权和“新福音书”散播的一个分支而已。那些书中看似确凿的实证数据，也不过是“为我所用”的障眼诡计。

        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给了福山来自左派的猛烈抨击。他们除了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内部仍然充斥着贫穷、种族间的紧张关系诸多深层问题，历史还远没有终结；在哲学上，他们还反感福山过分依赖黑格尔，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黑格尔的哲学有致命缺陷，马克思调转方向创造了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正途；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福山以资本主义民主代表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历史的终结必须包含共产主义，拥有直接民主。

文明的冲突会取代意识形态冲突

        另一拨有力的批评指出，福山的理论低估了族群忠诚和宗教原教旨主义限制自由民主攻城略地的强大反力，比如激进伊斯兰势力。美国政治学理论家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在Jihad vs. McWorld（1996）一书中论述了这个主题。他用McWorld（“麦当劳世界”）来形容世俗的、自由的、全球化的世界，其中大企业掌控政治过程，用jihad（阿拉伯语“圣战”之意）指代部落文明、传统价值，极端民族主义或原教旨主义，两者的冲突并非胜负已决。

        福山最著名的论敌非塞缪尔•亨廷顿莫属，那也是他在哈佛读博期间的老师之一。亨廷顿在1993年写了《文明的冲突》一文直接回应“历史终结论”，并在之后扩展成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亨廷顿认为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决定人类统治的形式，所以会出现变动不居的状况。

        对“历史终结论”构成理论挑战的众多政治事件中，9•11恐怖袭击首当其冲。双子楼于2001年倒塌之后，质疑福山过于天真和乐观的声音重又甚嚣尘上。冷战结束就能代表全球重大冲突的终结么？9•11发生数周后，美国记者、时事评论员和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称该事件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乔治•威尔（George Will）则说历史重新“度假归来”。

        美国历史学家、外交政策批评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2008年出版了《历史的回归和梦想的终结》，书名直指“历史的终结”。他在书中指出，有人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仅仅依赖意识形态的胜利，或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这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错误。自由民主制在全球的传播，并非仅仅是经济与政治自然发展之必然结果。他认为，如今威权大国正欲东山再起，伊斯兰极端势力也再度浮出水面，这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疑是一种削弱，这种削弱在今后的几年乃至几十年时间里有可能会持续下去。       

上海超越纽约，中国模式超越美国模式

        从另一个维度强有力挑战“历史终结论”的，是“中国模式”的崛起，这也是福山自己密切关注的现象。2011年，福山来中国。中国政治学者俞可平和福山有一个对话。福山关心中国变得越来越富裕，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体制中的开放是否也将扩展到政治体制当中。俞可平认为，像他这样经历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中国人，都深刻体会到：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变化远远不仅是经济上的，而是社会、政治、文化和所有生活领域的整体性变化，即我们的政治也一直在变化。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变化巨大，政治领域尤其是民主政治方面变化不是很大，甚至没有变化。产生这种分歧是因为政治评价标准非常不同。

        另一位话题型中国政治学人、《中国震撼》的作者张维为在与福山的对谈中调门颇高：他认为中国在过去200到300年落后了，但现在是真的赶上来了。而西方恐怕有一点自满，还是没有真的用开放的心态来看，实际上中国很多做法西方真是可以借鉴，像上海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上海的硬件全面超越纽约，无论是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甚至商业氛围，商业设施。更关键是在一些软件的关键指标上，比如说人均寿命，上海比纽约高40%，婴儿死亡率，上海比纽约低，社会治安上海比纽约好，女孩子晚上12点可以在街上散步。换句话说，中国的眼光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超越了西方模式。      

历史终结论，终结了自由的想象

        美国著名自由派政治思想史家马克•里拉今年6月在《新共和》杂志发表了长文《我们这个自由主义时代的真相》，其中明确指出，“显而易见的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领域真正令人吃惊的并非自由民主的推进，而是传统的非民主政治统治形式换上现代的伪装重新登场了。 ”政治评论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认为马克•里拉此文的一个主题就是：历史终结论缩小了西方的政治想象，阻碍了人们探索广阔世界的复杂性，让安享自由果实的人们变得固步自封。

        很难想象，这些或激进、或深邃的多元思想观点皆由同一本书激发而生。在这声声质疑中，“历史终结论”不断遭遇危机，也不断被激活。这些论敌面目各异，站在福山的对面，和他共同勾勒出二十五年来世界政治变迁的思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