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再见，巴西。放松，巴西

        2014年世界杯即将结束。东道国巴西梦想的“杯中之杯”变成了“悲中之悲”。

        7月9日那一役，让巴西梦想变成了巴西梦魇，巴西人一脚踏进了1950年。主场2:1被乌拉圭逆袭，依然是挥之不去的记忆，难以弥合的创伤。

        无论如何想象，恐怕都难以洞察足球之于巴西的重要性。足球是巴西人的空气、宗教、生命、血液、灵魂和精神，更是其民族认同和想象的共同体的皈依，“它比其他任何文化、政治架构都更能聚合起民族的意识”。而今惨败让巴西人感到羞辱、失落、悲伤、愤怒和无奈。尽管世界媒体并没有等到想象的随之而来的骚乱，但那恐怕也只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注脚。

        在这场被媒体称为“米内罗打击”（Mineirazo）的半决赛中，巴西遭遇了球队百年历史上最惨烈的失败，以致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圣保罗页报》将其嗤为“耻中之耻”，以此暗讽罗塞夫总统曾经誓言的要将2014年世界杯办成“杯中之杯”——可叹到头来变成了“悲中之悲”，甚至世界杯的LOGO都被幻化为巴西人掩面哭泣的模样。巴西队的临场表现让很多伪的或真的球迷都不忍多看，血淋淋地横遭主场屠城重写了巴西的足球史和心灵史——包括中国人的。中国，无论在还是不在，世界杯就在那里，足球就在那里，话题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当然，最伤心的不是缺阵的前锋内马尔，而是前总统卢拉。当年他一度豪言，“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认为上帝造物弄人。如果我们在2010年没有夺冠，那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在2014年必将夺冠”。遗憾的是，卢拉只猜对了开头，却没有猜对结果。

        巴西急切地想告诉世界，没有内马尔，他们一样能打且打好世界杯，但历史只提供了反证。2014年世界杯官方账号不无调侃地发推文说，巴西有内马尔，葡萄牙有C.罗纳尔多，阿根廷有梅西，但德国有德国队。

        球王贝利之所以称足球是一项“美丽的运动”，不仅在于其自由的感性的弧线和曲线，也因其是一项集体的纪律的协作的运动。足球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支队伍仅靠一名明星球员就能赢得世界杯。回望1962年，尽管同样缺席了球王贝利，但巴西仍然赢得了世界杯，那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集体的桑巴舞。事实上，早在30年前，历史就已经提醒过巴西一次。1974年世界杯的失败昭示，巴西基于个人主义和明星球员的打法已经落伍了。而30年后的今天，前车之鉴也未成后事之师。

        巴西的足球和巴西人一样，深植于其历史的文化的混血。巴西人的脚将源自英国的这项体育运动改造成了一种艺术产品，不仅踢出了力，也踢出了美，以及缺憾。

        巴西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在其1933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主人和奴隶》一书中亦将足球置于其理论范式，认为巴西的热带混血不仅是人种的混血，而且融合了欧洲的技术和美洲与非洲的通灵力量。他力图用混血证明，巴西的足球是其独特历史的结晶。

        进而，弗雷雷划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以及基于其上的两种不同的文化风格：即欧洲的日神（阿波罗）风格和巴西的酒神（狄俄尼索斯）风格，前者代表着理性、有序和自律；后者则代表着冲动、个人主义、情绪化。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都是希腊神，弗雷雷成功地汲取了欧洲理论解释了巴西的现实：赋予巴西酒神文化以混沌、陶醉、狂欢和非理性的特征，而恰恰缺乏的正是审慎、理性和淡定。这似乎正是巴西足球和巴西人的精神。和尼采用日神和酒神解释戏剧相反，弗雷雷则用其解释足球。

        二者尽管有许多共同点，但其根本差别在于，戏剧是事先准备好的，而足球则不是，它充满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结果，甚或你猜中了开头，也猜不中结果。

        作为文化的足球，其价值之于巴西人和欧洲人是截然不同的。19世纪的英国人将足球视作向男孩输入道德价值观念的工具，以鼓励纪律、尊重规则、传承基督教的职业伦理；而之于巴西人，其价值则植根于足球释放的快乐和欢愉。巴西人看不惯欧洲人从属于整体的、机械化的个体行为的所谓“科学方法”，而崇尚小小足球中人的解放，人之为主角的个性的舞蹈和闪耀。这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深植于巴西人的血液，很难改变。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但却总是惊人的相似。让我们看看开篇提及的1950年世界杯吧。不过，要理解这届灾难性的世界杯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巴西的政治气候。

        1946年，巴西刚刚结束瓦加斯总统长达15年的威权统治，宣布了新的民主宪法。“二战”结束后的世界百废待兴、远离战火的巴西渴望向国际新秩序展示自我。而之前，1938年世界杯上巴西连续以大比分力克墨西哥、南斯拉夫、瑞典和西班牙。巴西队的卓越表现征服了世界，成功地在12年之后助其获得了1950年世界杯的主办权。由此，当年的世界杯成为巴西消除世界疑虑和向外部世界展示新形象的重要时刻。它想借此宣示巴西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包袱，成长为一个在田径场内外都需要尊重的令人敬畏的对手。

        尽管口头上信心满满，但巴西仍心存疑虑：不发达的热带国家能否同那些视其为“野蛮人”的欧美国家成功地竞争？这一决赛场不仅象征着巴西的足球抱负，而且象征着巴西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只需要战平乌拉圭就能夺冠的巴西队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到来。圣保罗《体育报》在决赛前庄严宣告：“明天，我们将打败乌拉圭”。当时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市长安赫罗•门德斯甚至提前恭贺巴西夺冠。但现实总是无情的残酷。

        另一位巴西人类学家罗贝托•达马塔赛后对此评论说，1950年决赛失利“或许是巴西现代史上最大的悲剧，因为它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让人们普遍认为巴西失去了历史性的机遇。而且它发生在巴西指望向外界展示自己具有伟大未来的时刻。结果却一遍又一遍地寻求解释和谴责这令人羞耻的失败”。不过，罗贝托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他也没有猜中结果，巴西人已经更新了国家悲剧的历史。

        巴西著名作家尼尔松•罗德里格斯（Nelson Rodrigues）更是动情地写道，“世界到处都有难以修复的国家灾难，有些像广岛。我们的灾难，我们的广岛就是1950年被乌拉圭击败。”一场胜利或许可以证明巴西的国家乐观主义是合理的，其兴奋也是合理的。但失败却再次强化了巴西的自卑感和羞愧感。也正是从1950年开始，巴西国家队采用了黄绿球衣，放弃了“不吉祥”的白色，以图日月换新颜。

        对于这场决赛失败的原因，作家利亚•菲尔霍给予了言简意赅的解释，“我们巴西人的社会心理状态仍然是绿色的，球员还不能根据环境临场发挥”。这句话至今仍余音绕梁，更被半个多世纪前，最深谙巴西国民性的作家尼尔松经典地概括为“杂种狗情结”（o complexo de vira-lata）。“vira-lata”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起罐器”，它传达了巴西这样一种形象：惊慌失措的杂种狗翻遍垃圾桶，希冀找到一点儿残羹剩饭。罗德里格斯借用这个类比，是因为他看到巴西人备受自卑感的折磨。自卑感不仅摧毁了他们的自尊，还抑制了他们基于互相尊重和平等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能力。

        很长时间以来，巴西人似乎都没有走出这种自卑情结，而依然需要向外界清除疑虑，证明自己。因此，你无法低估这场巨大的失败给巴西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和象征意义。不过，这里只需回顾一下前总统卢拉在巴西获得主办权时的心声就足以理解了。“今天是巴西获得国际公民身份的一天。今天是我们摆脱过去附在我们身上的最后一丝偏见的一天。今天，我们赢得了尊重。世界最终承认，这是巴西的出头之日。我们已经向世界证明，我们也是公民。”

        的确，巴西太需要一场全球盛事、一场国际比赛来证明自己了。历经十年的繁荣之后，地大物博的巴西已经成长为可比肩中俄的金砖国家，也激发了它问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雄心。在这个自视“大国俱乐部的迟到者”的国家，足球是他们唯一可以骄傲的资本，当然更希望借世界杯一展其“注定伟大”的天命，受到国际社会作为一个大国的应有的尊重。诚然，即将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正见证着巴西昂首阔步走向世界大国行列的步伐，但如果12年之后能够在家门口夺冠无论是对巴西国民，还是整体国家形象，都是一种巨大的心灵净化和升华。

        事实上，巴西的这种情结早在2012年就经体育部长里贝罗之口表露无遗：“巴西肯定不会重复1950年世界杯的国家悲剧！1950年的惨败不仅影响了巴西足球，而且伤害了国家的自尊。巴西人感觉整个国家都被打败了，直到1958年赢得世界我们才重获救赎，抛弃了作家尼尔松•罗德里格斯所称的“杂种狗情结”，因此赢得世界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失败和失败不同，我们不想另一个1950年重现，我们仰仗一场胜利，因为我们是主场作战。我们的风格是基于技术和创造性，即现场发挥和自由运动，而欧洲风格则是战术纪律和集体力量。如果我们山寨欧洲人，我们就会失败。”

        可惜的是，巴西有三只“乌鸦”，一只叫贝利，一只叫卢拉，最不出名的一只叫里贝罗。只是真能洞穿这种结果的里贝罗，是愿意被德国打得失魂落魄还是愿意微弱输给宿敌阿根廷。“败给阿根廷，那就像败给小舅子一样，可能是你家里永远都无法接受的”。已经从与荷兰的意志胜出的阿根廷这次或许真的要把2014年世界杯变成一场完完全全的巴西悲剧。若如此，巴西的“杂种狗情结”，不仅将愈加浓厚，恐怕还要再加上两个字：“落水”。

        这就是巴西留给世界的启示，2014年世界杯的历史解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