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不仅传播福音,还带来石印和文明

黄薇

2014-07-16 16:0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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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雕版印刷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到清末才逐渐被西方传入的铅印、石印等西式印刷方式所替代而退居次要地位。石印与铅印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尤其是在19世纪末,石印进入商业领域后,更是迎来了长达30年的辉煌时期。无论是传统典籍的翻印,还是新学期刊、报纸、丛书的流布,时人都愿意采用这种操作简便,省时省力的印刷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铅印技术的进步,石印逐步被取代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今日若非专研印刷史的学人,普通百姓中已经鲜少有人知道了。其实,石印和近代铅印活字印刷一样,都与十九世纪初年来华的传教士密切相关,至迟在1830年代,为了宣教的便利,在新加坡、南洋和中国境内都有不少传教士尝试进行中文石印的实践活动。

石印术在中国最早用来传播福音
       石印术是“石版印刷术”的简称。由德籍捷克人赛尼斐德(Alois Senefelder,1771--1834)于1796年发明。这项技术利用油水相斥的原理,用脂肪性油墨将图文绘制在石版上,然后以水润湿石板的表面,使没有图文的石板细孔蓄有水分,图文部分吸墨拒水,非图文部分吸水拒墨,再经过化学腐蚀而制成印版,最后在石印机上印刷成文。石印术刚发明时,因为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在最初的十年中并未引起太多注意。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才逐步为人所知。1819年,赛尼斐德的著作《石版术全书》的英译本出版,在英国掀起了一股石印热潮。恰在此时,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回英休假,有缘结识了大力提倡英国石印的文物专家费雪(Thomas Fisher, 1781-1936),从而得以接触到了石印这项新的印刷技术。

马礼逊和他的中国助手

       晚清政府禁止传教士向华人宣教,传教士们很难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马礼逊等人就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借助各种印刷品向华人传播福音。最初,他们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刊行中文版的圣经译著,但由于过度依赖华人刻工而屡屡受阻。此后,他也尝试过中文活字版印刷等方式,都先后因为各种原因失败。在英国休整期间,马礼逊学习并亲自尝试了石印技术,认为找到了最适合中文传教的印刷方法,并决心将之带往中国。中国的印书纸张较欧洲的略薄,不适合采用活字排印的西文书籍,当需要印刷中英文对照的图书时,就难以达到很好的效果,石印术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伦敦会1825年出版了马礼逊的新书《中国杂记》(Chinese Miscellany),其中就有包括马礼逊撰写的三幅图文在内的十二幅中文石印作品。
       1826年9月,马礼逊携带自费购买的石印机回到中国,在澳门与儿子马儒翰及华人助手,共同合作完成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次石印实践。但此后不久,因为马儒翰前往马六甲陪伴生病的胞姐,马礼逊与东印度公司和伦敦会之间发生龃龉,无暇顾及而致石印活动产生停顿。直到数年之后,马儒翰回到中国,马礼逊才开始一边订购和铸造中文活字,一边继续进行石印印刷。马儒翰此后又聘用中国教徒屈昂为助手,传授他石印技术,两人合作印刷了一些宣教使用的单张和图片,也少量承接西方商人的委托印刷订单。但随着马礼逊的去世,屈昂受梁发牵连避祸逃往马六甲,石印机器遂被闲置,跟着马儒翰将活字印刷机出租他用,马氏父子的印刷活动至此彻底结束。相比之下,另外一位伦敦会的传教士麦都思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进行所进行的中文石印活动,时间较长、规模也更大。与马氏父子相比,麦都思的石印技术更为成熟,不仅能印刷图画和单张,也能印刷大部头的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二册本的《华英字典》,从1841年开印至1843年完成,每部1486页,采用活字和石印参杂的方式,把中西文字结合了起来,不仅美观且价格低廉,深受学子欢迎。《华英字典》出版后不久,麦都思就携带着印刷设备远航上海。

旅居澳门的英国画家金纳理(Georage Chinnery)执笔,马儒翰印刷的广州十三洋行的风景画。

西医人体器官插图“触目惊心”
       1843年的年末,麦都思和伦敦会的医药传教士雒魏林到达上海,创建了当地第一个基督教新教布道站。他的印刷设备经新加坡运往香港,再经舟山抵达上海,过程中遇到大水浸泡,有所残损,经过休整直到翌年5月才妥当开印。麦都思在上海县城东门外借到了一栋两层楼的住房,楼上住人,楼下作为印刷间和装订间。1845年年底,麦都思租下了位于英租界洋泾浜附近,距上海县城北门约半英里的第61分地,面积为13.31亩,在这里逐步建筑起印刷所、传教士住宅以及华人员工宿舍。这一区域连同“天安堂”和同期建立的仁济医院等,构成相当宽敞的一处庄园,当时人称“麦家圈”。在时人王韬的笔下,这里:“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墨海书馆出版的书籍,木版雕印、铅印和石印都有,但主要为前两者。石印的书只有《祈祷式文》、《耶稣降世传》等极少数几种。这是因为当时上海难以寻觅到合适的石印版材,墨海书馆使用的石印设备是比较原始的木质手摇机,速度慢,印刷效果也不佳。另外由于早期石印制版采用特制的汽水墨直接反书在石头上,或者正书在专用的汽水纸上再复制到石头上。这对于习惯使用软毛笔书写的中国文人来说,无疑存在巨大的难度。即便是在墨海书馆这样的大型机构,专职负责誊写稿件的“秉笔华士”出于中国文人的自尊,也不愿意亲自坐在石板前绘石。这一工作一般都是由华人技工操作的,他们书写的作品自然不够美观,对看惯精美刻本的中国知识阶层来说,是很难接受的。石印也就难敌铅印,逐渐被边缘化,仅限于印刷一些图画或小传单了。到了1860年前后,伴随着麦都思的逝世和伟烈亚力的离职,墨海书馆的出版业务也逐步萎缩,其所承担的多项出版任务,也转由宁波迁沪的美华书馆承担。
       当伦敦会上海站开始减少石印的时候,在广东站行医的马礼逊长婿合信却跃跃欲试。他于1847年建立广州布道站,并开设惠爱医馆。在他出版的《天文略论》、《全体新论》等著作中,均采用石印技术印刷了逼真的插图,引人瞩目。1851年广东惠爱医馆印刷的《全体新论》中,136幅石印人体器官插图,就因其细致、逼真的特点,给时人以巨大的震撼。即便放在今天,也可媲美任何生理卫生教材的插图。更何况是在一百六十年前,从未接触过西医的时人眼中了,即便用“触目惊心”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

即便放在今天,也可媲美任何生理卫生教材的清末石印插图。

土山湾印书馆的石印实践
       考察石印技术在近代上海的传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隶属于天主教耶稣会系统的土山湾印书馆。与基督新教相比,天主教耶稣会与上海的历史渊源更为深远。作为晚明西学东渐的文化先驱,徐光启不仅自己受洗入教,其家人、族人也多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上海开埠前,徐家汇一直有着良好的天主教信仰基础。1840年以后,禁教令有所松弛,耶稣会传教士迅速恢复公开活动,在徐家汇附近先后修建起天主堂、大小修院,徐汇公学,藏书楼,圣母院,博物院,天文台等,形成了方圆十几里的天主教社区,其中就包括了设于土山湾孤儿院中的土山湾印书馆。若论及土山湾印书馆的历史渊源,其源头可追溯至1850年夏显德神父在蔡家湾孤儿院创办的“印刷工场”。高龙磐在《江南传教史》的“蔡家湾孤儿院平面图”上清晰地标出了这个印刷工场的位置:鞋作以南,门卫以东。当时负责印刷工作的是比利时籍修士娄良材,他制作的石印架和印石,奠定了土山湾石印的基础。不过,这个“印刷工场”设备简陋,人数也很少,只能印刷一些用于传教的小册子、教学资料以及相关的宗教著作。出版于1855年的《法兰文字》,为目前所见,上海最早的完全用石印印刷的作品。封面上用中法两种文字题名,下有“College de St.Ignace(圣伊纳爵公学),1855”的字样,可见此书在当时是传教士教授中学生法语的教材。

出版于1855年的《法兰文字》为上海最早完全用石印印刷的作品。

       “土山湾”位于上海徐家汇南,肇家浜在此拐弯,因疏浚河道,堆土成山而得名。1864年,教区命人将土山削为平地,同年11月孤儿院迁入此地,印书馆也开始初具规模,包括排字间、石印间、装订间、发行部、照相室和纸张仓库、杂物间等,设备齐全。经过多年发展后,土山湾印书馆成为当时天主教在上海以及江南地区唯一的印刷和出版机构,直至1958年并入中华印刷厂。
       1872年,擅长照相的翁寿祺修士从徐汇堂调至土山湾,帮助严思愠神父司职印刷事务。他利用自己的摄影特长,设立石印部,开展照相石印印刷。二年后,被正式任命为土山湾印书馆第一任主任,任期长达二十余年,土山湾印书馆在他的引领下开创出了一个黄金时代。如《中国溺婴记》即为早期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石印书中的精品。此书配图精美,且用中法两种文字写成。该书由耶稣会神父柏立德于1877年写成,初拟在巴黎出版,但因印刷费昂贵,遂于次年在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当时仅仅印刷了200本。对于上海石印业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长期的实践,土山湾印书馆培养了一批懂石印,会照相的中国技师如:邱子昂、顾掌全、许康德等。

土山湾印书馆的石印车间

       除了英国伦敦会和天主教耶稣会士,圣公会的傅兰雅也为石印的传播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868年,傅兰雅与徐建寅合作翻译了《石板印法》一书,但未能出版。1876年,傅兰雅创办了图文兼备的《格致汇编》杂志,刊发各种西学知识。在这本期刊上,他不仅编译发表了《石板印图法》一文,详细介绍石印的原理和方法,还进口快了三百多块石印石,印制期刊中的插页图片。但因为技术原因,许多精美的石印插图如李鸿章、李善兰等人的画像是在英国制版完成的。不管怎样这些精美的插图,确实给中国读者以巨大的震撼。
       石印技术1798年才在欧洲获得专利,不到三十年就已经传到了中国及华语文化圈,其传播之迅速在近代之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来华传教士在理论、设备、技术、范本、人才等各方面都为近代上海石印的兴起做好了准备。但是,总体而言石印只是传教士宣教的工具和手段,传教士们并不以此作为盈利的工具,只要能满足日常所需,他们并不愿意投入更大的资金和精力进行技术革新。石印真正的辉煌,还需待其进入商业领域,尤其是英国商人美查(F. Major)建立点石斋印局之后了。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传教士,石印,马礼逊,土山湾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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