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哥专利到期

        万艾可，化学名枸橼酸西地那非，男性勃起功能障碍（ED）用药，美国辉瑞公司在2000的时候将它引入了中国，从此它便有了一个更为中国百姓熟知的名字：伟哥。最近关于伟哥的讨论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因为伟哥在中国的专利到期了，各大国内的仿制药厂开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抢仿大战一触即发。据说40岁以上中国男性有40%会遇到ED问题，不考虑其中生理原因、心理原因各占多少，在西药如此强势的现代社会，一片蓝色小药丸就能够拯救一个男人的尊严，这是多么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由此可以想象这个以提高生活品质为主打的商品有着多么巨大的市场潜力。

拯救男人尊严的蓝色小药丸引发了对药物专利的反思。

        大家也许不知道，伟哥这个世界范围内名声大噪的药物，是辉瑞偶然拾得的宝贝。辉瑞本来研发的代号叫UK-92480的药物想瞄准是高血压和心绞痛市场。但它在英国进行试验的时候，临床试验数据相当一般，但就在濒临失败之际，药物却在男性试验对象身上获得了出乎意料、令人会心一笑的效果，自愿试药者络绎不绝。辉瑞立刻意识到，天上掉馅儿饼了，立马将研发方向转向ED。1998年，一个叫Louis Ignarro的教授和他的2位小伙伴们共同因为上世纪80年代揭示了硝酸甘油及其他有机硝酸酯通过释放一氧化氮气体而舒张血管平滑肌，从而扩张血管的事实，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而我们的伟哥西地那非虽然对海绵体无直接松弛作用，却能够通过抑制海绵体内分解环磷酸鸟苷（cGMP）的5型磷酸二酯酶（PDE5）来增强一氧化氮的释放，充盈血液。辉瑞公司因此意外地收获了一个大馅饼。

        但问题是馅饼不是那么容易吃的。由于辉瑞在1989年研发西地那非的时候，为它的化合物在世界各地申请了化合物专利，其活性成分是作为抗降压和心绞痛药物描述的，并在1990年一个新加坡学术会议上公布了其化学分子结构，因此当西地那非转向治疗ED的适应症时，辉瑞无法为它申请另外的化合物专利，所以转而为其继续申请了新的用途专利。

        然而由于药物本身创新性的硬伤，和辉瑞令人费解的专利策略，西地那非的新用途专利受到了许多国家的挑战。在英国，礼来公司首先发难，质疑伟哥的创新性。最后，英国高院否决了西地那非的申请，理由是三篇对比文献证明在辉瑞申请专利之前已经有其他研究者将治疗ED的化合物明确到五种以内，因此西地那非能够治疗ED并不是一个意外发现，突破性的成果来自于诺奖获得者Louis Ignarro关于一氧化氮释放增加血液流量的分子理论，而任何一个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都能够因此联想到用“一氧化氮片”来治疗ED，因此该项申请缺乏创新性。而在欧洲专利局，辉瑞更是受到了来自礼来、默克、赛诺菲、施贵宝、拜耳等制药巨头关于专利的挑战，矛头同样直指创新性缺乏。

        同时，在澳洲和加拿大，辉瑞更是被指责信息公开不充分。在其专利申请中，没有向公众完全公布“西地那非”就是唯一起效的治疗ED的化学成分，令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无法确信该专利化合物可以治疗和预防ED。这一个行为直接违反了专利的法定基本条件：关键创新技术需全面对公众公开。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以及一些其他国家，伟哥也由于上述原因未获得用途专利权。而在中国，其专利曾一度因为说明书信息公开不全受到挑战，但由于时值中国入世，受到外界政治压力的影响，专利案被看作了“中国对遵守知识产权国际标准承诺的试金石”，几经来回打擦边球，最终伟哥拿到了中国新用途专利。

        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含义的专利法诞生在英国，为1623年英国议会颁布的《垄断法规》，该部法律确定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定义沿用至今。英国专利制度的实施，保护和激励了技术创新，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工业革命时期，自然科学蓬勃发展，其中有机化学的发展为药理学提供了良好物质基础。同时手工被器械代替，化学合成药物的大批量生产，成为现代医学一个重要环节。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洲开始席卷全球，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跨国制药巨头就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下诞生。在资本为王的世界，一个新化学药品的研发通常要历经10-15年的时间，从5000-10000个分子中筛选出一个能够最终商业化的药品，其研发的费用通常可以高达10-40亿美金。而驱使制药巨头们不断研发新药的动力来源，除了他们通常会标榜的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之外，专利期新药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才是重中之重，是他们赖以发展的根本。

        现代药物专利制度本质上是一场发明者与社会群体的交易，其核心价值在于，药物发明者获得由法律保护的对其发明创造产品在一定时间内的独占权，其交换条件则是发明者同时也必须将发明创造的核心技术完全公布给社会成员，以便后者能够享受到此项新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益处。从这个意义上讲，药物专利是一剂效力强劲的强心针，刺激着药物的创新，维持制药行业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但同时，它也成为了各大药厂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有力武器。从伟哥的发现，到它掀起的全球专利纠纷，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主打生活方式而并非救人性命的药物，并不牵涉到任何的热点公共健康问题，同时也不存在社会道德不公等因素的考量。很难想象，一个非洲小国会要求辉瑞放弃在他们国家的专利权以便国家可以从穷苦大众的健康利益角度出发，合法地给百姓提供伟哥仿制药。所以，对伟哥的专利之争，除了是对于专利法的法理之争外，更本质的是一场利益的争夺，其本身专利存在争议性，导致了辉瑞和其他制药巨头在漫长的时间，耗费许多精力成本，相互博弈，为的并不是为公众提供更廉价的好药，而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想要各自占据一个山头。

        英国学者Garrett Hardin曾在1968年的《科学》杂志上提出过一个叫做“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比喻，指的是人们因自由不受限的要求过度利用有限的共享资源，因为人们没有动机去保存它，从而酿成悲剧。矛头直指当时人口膨胀、空气污染和物种灭绝等环境社会问题，而解决办法则是把资源集体所有化或者私有化，有了私有权后所有者就能努力留存资源，避免滥用。专利就是药品的“私地”，而它在有的时候则更像是一把双刃剑。过多的“私地”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了妨碍公用健康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一些药品在研发阶段因为要获取很多的专利转让才继续，过高的成本导致许多潜在优质项目被过早放弃。一个例子便是美国Myriad公司享有对于乳腺癌与卵巢癌发生率相关的BRCA1与BRCA2基因的独家专利权，由此他们垄断了对于这一领域的基因检测市场，不仅女性消费者要支付极高的代价去检测自己的患病风险几率，并且其他公司若为了研究目的测试一个人有无携带与这个疾病相关的变异则需要支付高达25000美元的授权费，造成使用这项资源需要跨越太多壁垒，严重抑制了该领域的新技术、新疗法的发展。

        药物专利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创新，而当过多的利益争夺妨碍了公众健康利益，甚至于妨碍了其最初的创新目的，那么专利已经走进了自身开创的困局，未来何去何从，呼唤更大的智慧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