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甲午之殇和李鸿章四十年功过

        编者按：生逢晚清大变局，李鸿章一方面主持洋务运动有功，另一方面又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这使得他的后世名声毁誉参半。本文作者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侄孙，他回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功过是非，对李鸿章表示理解同情之时，也指出了晚清政治腐败的深刻事实。

        幼时读史，常为前学以激扬文字指陈人事所动。长成后，身历时势，渐知世事繁复，不若童言：非黑即白，非正即邪，于今人如是，于前人亦如是。治史者稍有逞性，便致误读误判。

        法国年鉴学派宗师马克•布洛赫曾言：“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地府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判定此善彼恶，……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尚无十分把握，难道就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

        故读史治史，更宜放下身段，放大眼光，放开心胸，是为“三放”。

        今日所议，即从检讨发生在120年前甲午战事中李鸿章之责任始。

“战不备，败和局”铸成甲午败局

        先述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之后调任两广总督，北方爆发义和拳运动。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光绪出逃西安，北方局势大乱。慈禧情急“抱佛脚”，遂“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将李鸿章重新调任原职。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受命代表大清国与英、法、德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签字后，李即大口吐血，已是病入膏肓之体。其人其时，仍思国是，乃于病榻具奏，“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且真。此段奏折内容，与李氏此前“外敦和好，内要自强”之言相照应，可视为自1860年以后李鸿章对内政外交的基本认识，而其中“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句，更可视为其人处理甲午年中日争端时力主媾和之主要动机。

        甲午战事起于日人寻衅，李鸿章刻意媾和，有其一贯既定主张，然此次慈禧未站在他一边，帝后都倾向主战。光绪向群臣传旨：“太后亦主战，并不准借洋债，……不准有示弱语。”帝后既一致主战，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

        甲午战败，李鸿章错在哪里？张謇在战后被时人赞为“流沫传诵”、里巷皆知的奏参李鸿章之折中指出：“战不备，败和局”，“非特败战，而且败和”，“以四朝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其言切中李鸿章要害。

        先说“战不备”。甲午战争，从日本方面而言，是蓄谋已久，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曾有“不惜一切手段，挑起中日冲突”（《蹇蹇录》）和“朝鲜土地，……我亦不欲属诸人，即或中日两情决裂，弃玉帛或修戈矛，我兵势必以天津而交锋”之训令。及至甲午战前，日本更成立战时大本营，派员在中国搜集情报，制订对中国作战之系统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日本军队首期目标是将清军逐出朝鲜，全面控制朝鲜；继之是侵占中国东北并与中国海军在海上决战；最后是在华北平原上与清军决战，最后攻下北京。鉴于日本军政要员在许多场合毫不掩饰要与中国开战之事实，其侵华野心已为清国朝野皆知。

        1894年中日朝鲜问题争端发生，集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之李鸿章“当大功既立，功名鼎胜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对日人野心视若无睹，反处于盲目自信之中，乃主张挽请列强出面调停。盖以外交手段避免战争是李氏一贯主张，即于甲午战前亦非绝对失策。然其一味依赖调停，对主战呼声置若罔闻，于军事部署上更是毫无准备，及至英、俄拒绝调停，战争不可避免，始匆忙布置战守，已为时过晚。此其一。

        其二，自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以来，清国朝野于日本早存防备之心。洋务运动的开展，海防建设和海军编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防日。然，反观李鸿章治下军事准备，却令人大失所望。其时晚清军队主体，已非昔之八旗军、绿营兵辈，而乃李鸿章编练之淮军和东北防军一部。鸿章自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其所统淮军分别驻防直隶天津、芦台、塘沽一带，在甲午战前，已闲置十多年之久。举凡淮军开赴前敌，必身捎“三枪”，为马枪、鸟枪、烟枪也。局面一至于斯，军心人心尽失，败局不战早定。至于1888年北洋海军的练成和两次大检阅，说到底，也是“所谓训练简阅不过如戏剧中傀儡而已”。

        “上兵伐谋，次则伐交，最次伐兵。”伐谋固善，伐交亦足可取，如无强硬战备后盾，只怕是一厢情愿，水中捞月。此为崛起于行伍征战之李鸿章平生兼治大清外交军事一大败笔！故张謇参奏之“战不备”可谓痛心疾首，一言中的。至于“败和局”，“非特败战，而且败和”，则是“战不备”必然归宿。

舰船上的清军

        行文至此，似乎甲午战争与李鸿章关系，李氏应负之责任均已交代，本当打住，而竟言犹未尽，意犹未尽。《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李氏：“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其论言出有据，撇开时代及语境偏见，仅就事论事，后世论李氏功过似宜慎思之。

洋务可圈，甲午战败应负主责

        梁启超曾言：“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此四十年间李鸿章为何人？

        李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之举足轻重地位当无异议。其人堪称洋务运动之首领，又为晚清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主要制定者，是继曾国藩之后，在中国全面推进近代化事业的健将，又是开启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人物。

        李氏执掌晚清外交军事凡四十年，清廷依赖至深，而信任倍加，其人殁后，备极哀荣，两宫“哭失声”，慈禧赞其“再造玄黄”，更言：“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可以想见，后来晚清启动新政，应与鸿章一贯力主及临终遗言有相当关系。

        甲午战败，鸿章先是输于外交失误，且是一而至再。当年建海防，防日居多，然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久存觊觎之心之日本遂借机出兵。至1885年，中国军队本可完胜日人，李氏乃抱息事宁人之心，与伊藤博文签署《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等于给日人派兵入朝一合法权利，为甲午战事种下祸胎。这是李鸿章妥协外交一次失算。至甲午战前，李氏又一味仰赖英俄居中调停，终因日人拒绝不果，无何，乃不得已增派军队入朝。至六月二十三日，日军舰在丰岛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遂爆发。

        以三十年洋务运动和十年北洋建树，即便贻误先机，按理于中局仍应扳回，然至此时，北洋淮军之“纸片糊裱”，“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之“真相”彻底“破露”（李鸿章语）：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人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十八日，北洋水师与日人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近五小时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之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地与日人交战，终未挡住日人攻势，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相继失守，北洋水师覆灭。历史丧钟响起，大清国竟败于一“蕞尔小国”！

        李鸿章亲信旧属、《李文忠公全集》编纂者吴汝纶说：“合肥公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合肥“平日治军不严，一闻日警，临时招募，绝无战事训练，此对日战败之最大原因”。其实，北洋淮军腐败现状，连隔山观斗之列强也看得明白，1894年7月16日，英国海军情报处在在致其外交部函中说：“尽管从吨位和大炮门数上说中国胜于日本，但在编制、纪律和训练上日本要大大优于中国，因而可以认为日本海军力量较强。”非特海军，陆军亦大同小异，其装备自经江南制造局，北洋机器局等自供枪炮弹药供练军、防军使用，应是今非昔比，战争爆发后又由国外购入大量武器弹药，可惜临阵购枪和临阵磨枪无法改变战局。及至临战，枪弹互不配套居然多有发生。“且更有可叹者，往往子弹与枪炮钺孔不对，枘凿不入，临时不适于用，扼腕咨叹”。

        行文至此，北洋、淮军平日军训之怠懒可知，旷日持久，自必不堪一击。王闿运断言：“凡言淮军不可用、日本不可攻者，皆妄也。……今日之役，一船不能渡海，战守之师，望风而溃，必有由焉，不可仍以军械、船炮论也。”后人无端生事，以户部扣克军费论甲午战事成败，其捕风捉影，事无深察，以讹传讹，自属无知妄言。（详见拙文《张謇、翁同龢情结与张謇、李鸿章心结》），载《东方早报》2013年8月6日）

        由此，可知鸿章在甲午战事中责任，在“战不备，败和局”；在任人唯亲，“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在“平日治军不严，绝无战事训练”；更在鸿章本人“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其部属上行下效，贪庸腐败， “比比皆然”。说到底，腐败乃导致兵败之根本原因。主晚清三十年外交军事大局之李鸿章应负主要责任。

李鸿章书法。或许，李鸿章总有一天会醒悟，四海升平原是梦。

        

双重人格：励精图治与沉湎贪腐

        李鸿章故后甫满七期，梁启超作《李鸿章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有言：“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尝自谓：“予少年科弟、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遥。”当其时也，踌躇志满，溢于言表。然视其辛丑末路，代人受过，形影相吊，至悔至忧，口眼难合，惨状至哉。乃叹其一生，功过是非，虽为丈夫，皆败于九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鸿章昔以诗言志：“男儿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又诗：“一万年来谁著火，

        八千里外欲封侯。”1895年伊藤博文马关签约时以私人身份会鸿章，自谓三十年前闻是诗

        乃思奋起从政，对鸿章备示倾慕，而李鸿章其人之心高气傲、影响弥远可知。

        李鸿章知耻，尤知国耻。李鸿章记仇，更记国恨。马关忍辱签约后，鸿章立誓“终身不履日地”。越两年，其出使欧美各国，归程途经横滨，乃面海不视，日人邀其登岸，彼更若弗闻，其时轮船换乘，需小船摆渡，见是日本船，彼死活不上，无奈，于两船间架一木板，鸿章斯届75高龄，乃蹒跚其步，一步一挪，一步一晃，虽海涛汹涌，仍强自顾盼，从容而过，然其中痛楚，时人察否，今人知否？伊藤博文曾言，李鸿章乃“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鸿章闻之思之，能置一笑否？

        

        “慎终追远”，今义即文化自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值甲午之殇120年之际，爰为此文，抚今思昔，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几难卒篇，乃忆先叔祖张謇遗句，句云：“进德之积兮，则不在与世界腐败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又云：“国耻雪，则各国不得不视我以平等，而国家得自由。此则大自由也”。先人哲语，宜可作结。

        

        2013年8月1日22:19初稿

        2013年8月7日23:16二稿

        2013年8月8日8:28三稿

        2013年8月11日13:43四稿

        2014年1月24日改定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