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甲午之殇和李鸿章四十年功过

张光武

2014-08-05 17:1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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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生逢晚清大变局,李鸿章一方面主持洋务运动有功,另一方面又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这使得他的后世名声毁誉参半。本文作者是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的侄孙,他回顾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功过是非,对李鸿章表示理解同情之时,也指出了晚清政治腐败的深刻事实。
       幼时读史,常为前学以激扬文字指陈人事所动。长成后,身历时势,渐知世事繁复,不若童言:非黑即白,非正即邪,于今人如是,于前人亦如是。治史者稍有逞性,便致误读误判。
       法国年鉴学派宗师马克•布洛赫曾言:“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地府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判定此善彼恶,……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尚无十分把握,难道就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
       故读史治史,更宜放下身段,放大眼光,放开心胸,是为“三放”。
       今日所议,即从检讨发生在120年前甲午战事中李鸿章之责任始。
“战不备,败和局”铸成甲午败局
       先述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之后调任两广总督,北方爆发义和拳运动。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慈禧光绪出逃西安,北方局势大乱。慈禧情急“抱佛脚”,遂“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将李鸿章重新调任原职。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受命代表大清国与英、法、德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签字后,李即大口吐血,已是病入膏肓之体。其人其时,仍思国是,乃于病榻具奏,“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且真。此段奏折内容,与李氏此前“外敦和好,内要自强”之言相照应,可视为自1860年以后李鸿章对内政外交的基本认识,而其中“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句,更可视为其人处理甲午年中日争端时力主媾和之主要动机。
       甲午战事起于日人寻衅,李鸿章刻意媾和,有其一贯既定主张,然此次慈禧未站在他一边,帝后都倾向主战。光绪向群臣传旨:“太后亦主战,并不准借洋债,……不准有示弱语。”帝后既一致主战,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
       甲午战败,李鸿章错在哪里?张謇在战后被时人赞为“流沫传诵”、里巷皆知的奏参李鸿章之折中指出:“战不备,败和局”,“非特败战,而且败和”,“以四朝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其言切中李鸿章要害。
       先说“战不备”。甲午战争,从日本方面而言,是蓄谋已久,时任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曾有“不惜一切手段,挑起中日冲突”(《蹇蹇录》)和“朝鲜土地,……我亦不欲属诸人,即或中日两情决裂,弃玉帛或修戈矛,我兵势必以天津而交锋”之训令。及至甲午战前,日本更成立战时大本营,派员在中国搜集情报,制订对中国作战之系统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日本军队首期目标是将清军逐出朝鲜,全面控制朝鲜;继之是侵占中国东北并与中国海军在海上决战;最后是在华北平原上与清军决战,最后攻下北京。鉴于日本军政要员在许多场合毫不掩饰要与中国开战之事实,其侵华野心已为清国朝野皆知。
       1894年中日朝鲜问题争端发生,集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之李鸿章“当大功既立,功名鼎胜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对日人野心视若无睹,反处于盲目自信之中,乃主张挽请列强出面调停。盖以外交手段避免战争是李氏一贯主张,即于甲午战前亦非绝对失策。然其一味依赖调停,对主战呼声置若罔闻,于军事部署上更是毫无准备,及至英、俄拒绝调停,战争不可避免,始匆忙布置战守,已为时过晚。此其一。
       其二,自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以来,清国朝野于日本早存防备之心。洋务运动的开展,海防建设和海军编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防日。然,反观李鸿章治下军事准备,却令人大失所望。其时晚清军队主体,已非昔之八旗军、绿营兵辈,而乃李鸿章编练之淮军和东北防军一部。鸿章自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其所统淮军分别驻防直隶天津、芦台、塘沽一带,在甲午战前,已闲置十多年之久。举凡淮军开赴前敌,必身捎“三枪”,为马枪、鸟枪、烟枪也。局面一至于斯,军心人心尽失,败局不战早定。至于1888年北洋海军的练成和两次大检阅,说到底,也是“所谓训练简阅不过如戏剧中傀儡而已”。
       “上兵伐谋,次则伐交,最次伐兵。”伐谋固善,伐交亦足可取,如无强硬战备后盾,只怕是一厢情愿,水中捞月。此为崛起于行伍征战之李鸿章平生兼治大清外交军事一大败笔!故张謇参奏之“战不备”可谓痛心疾首,一言中的。至于“败和局”,“非特败战,而且败和”,则是“战不备”必然归宿。
舰船上的清军

       行文至此,似乎甲午战争与李鸿章关系,李氏应负之责任均已交代,本当打住,而竟言犹未尽,意犹未尽。《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李氏:“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其论言出有据,撇开时代及语境偏见,仅就事论事,后世论李氏功过似宜慎思之。
洋务可圈,甲午战败应负主责
       梁启超曾言:“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此四十年间李鸿章为何人?
       李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之举足轻重地位当无异议。其人堪称洋务运动之首领,又为晚清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主要制定者,是继曾国藩之后,在中国全面推进近代化事业的健将,又是开启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人物。
       李氏执掌晚清外交军事凡四十年,清廷依赖至深,而信任倍加,其人殁后,备极哀荣,两宫“哭失声”,慈禧赞其“再造玄黄”,更言:“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可以想见,后来晚清启动新政,应与鸿章一贯力主及临终遗言有相当关系。
       甲午战败,鸿章先是输于外交失误,且是一而至再。当年建海防,防日居多,然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久存觊觎之心之日本遂借机出兵。至1885年,中国军队本可完胜日人,李氏乃抱息事宁人之心,与伊藤博文签署《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等于给日人派兵入朝一合法权利,为甲午战事种下祸胎。这是李鸿章妥协外交一次失算。至甲午战前,李氏又一味仰赖英俄居中调停,终因日人拒绝不果,无何,乃不得已增派军队入朝。至六月二十三日,日军舰在丰岛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遂爆发。
       以三十年洋务运动和十年北洋建树,即便贻误先机,按理于中局仍应扳回,然至此时,北洋淮军之“纸片糊裱”,“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之“真相”彻底“破露”(李鸿章语):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人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十八日,北洋水师与日人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近五小时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之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地与日人交战,终未挡住日人攻势,旅顺、威海等海军基地相继失守,北洋水师覆灭。历史丧钟响起,大清国竟败于一“蕞尔小国”!
       李鸿章亲信旧属、《李文忠公全集》编纂者吴汝纶说:“合肥公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合肥“平日治军不严,一闻日警,临时招募,绝无战事训练,此对日战败之最大原因”。其实,北洋淮军腐败现状,连隔山观斗之列强也看得明白,1894年7月16日,英国海军情报处在在致其外交部函中说:“尽管从吨位和大炮门数上说中国胜于日本,但在编制、纪律和训练上日本要大大优于中国,因而可以认为日本海军力量较强。”非特海军,陆军亦大同小异,其装备自经江南制造局,北洋机器局等自供枪炮弹药供练军、防军使用,应是今非昔比,战争爆发后又由国外购入大量武器弹药,可惜临阵购枪和临阵磨枪无法改变战局。及至临战,枪弹互不配套居然多有发生。“且更有可叹者,往往子弹与枪炮钺孔不对,枘凿不入,临时不适于用,扼腕咨叹”。
       行文至此,北洋、淮军平日军训之怠懒可知,旷日持久,自必不堪一击。王闿运断言:“凡言淮军不可用、日本不可攻者,皆妄也。……今日之役,一船不能渡海,战守之师,望风而溃,必有由焉,不可仍以军械、船炮论也。”后人无端生事,以户部扣克军费论甲午战事成败,其捕风捉影,事无深察,以讹传讹,自属无知妄言。(详见拙文《张謇、翁同龢情结与张謇、李鸿章心结》),载《东方早报》2013年8月6日)
       由此,可知鸿章在甲午战事中责任,在“战不备,败和局”;在任人唯亲,“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在“平日治军不严,绝无战事训练”;更在鸿章本人“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其部属上行下效,贪庸腐败, “比比皆然”。说到底,腐败乃导致兵败之根本原因。主晚清三十年外交军事大局之李鸿章应负主要责任。
李鸿章书法。或许,李鸿章总有一天会醒悟,四海升平原是梦。
       
双重人格:励精图治与沉湎贪腐
       李鸿章故后甫满七期,梁启超作《李鸿章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有言:“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尝自谓:“予少年科弟、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遥。”当其时也,踌躇志满,溢于言表。然视其辛丑末路,代人受过,形影相吊,至悔至忧,口眼难合,惨状至哉。乃叹其一生,功过是非,虽为丈夫,皆败于九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鸿章昔以诗言志:“男儿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又诗:“一万年来谁著火,
       八千里外欲封侯。”1895年伊藤博文马关签约时以私人身份会鸿章,自谓三十年前闻是诗
       乃思奋起从政,对鸿章备示倾慕,而李鸿章其人之心高气傲、影响弥远可知。
       李鸿章知耻,尤知国耻。李鸿章记仇,更记国恨。马关忍辱签约后,鸿章立誓“终身不履日地”。越两年,其出使欧美各国,归程途经横滨,乃面海不视,日人邀其登岸,彼更若弗闻,其时轮船换乘,需小船摆渡,见是日本船,彼死活不上,无奈,于两船间架一木板,鸿章斯届75高龄,乃蹒跚其步,一步一挪,一步一晃,虽海涛汹涌,仍强自顾盼,从容而过,然其中痛楚,时人察否,今人知否?伊藤博文曾言,李鸿章乃“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鸿章闻之思之,能置一笑否?
       
       “慎终追远”,今义即文化自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值甲午之殇120年之际,爰为此文,抚今思昔,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几难卒篇,乃忆先叔祖张謇遗句,句云:“进德之积兮,则不在与世界腐败之人争闲气,而力求与古今上下圣贤豪杰争志气”,又云:“国耻雪,则各国不得不视我以平等,而国家得自由。此则大自由也”。先人哲语,宜可作结。
       
       2013年8月1日22:19初稿
       2013年8月7日23:16二稿
       2013年8月8日8:28三稿
       2013年8月11日13:43四稿
       2014年1月24日改定
       
       (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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