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重访甲午路2︱朝鲜曾经最中华

雪珥

2014-08-04 10:1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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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知名学者雪珥重访历史现场,以这种方式来纪念这场改变东亚格局的战争,借此观察历史和现实交织下的中、日、韩。本文为“重访甲午路”系列文章第二篇。
       这回雪珥先生在下榻的酒店观看大汉门的守门军换岗仪式,从中察觉这个把首都“汉城”改名“首尔”的韩国“汉”性犹然,进而回溯历史,追踪朝鲜曾经一度极其强烈的“小中华意识”,而一衣带水的日本在这方面毫不逊色于朝鲜。作者认为,由于这种意识的导引,朝鲜、日本乃至越南都曾梦想“逐鹿中原”或者“入主中原”。从这个角度看,甲午之战或可说是日本“中国梦”的一次实践。而这次以船炮和铁蹄为先锋的实践打破了东亚的宁静,震惊了世界。



德寿宫的正门“大汉门”

韩国“汉”性犹然

       德寿宫的正门“大汉门”,紧挨着我下榻的酒店。观看此处的守门军换岗仪式,成了我在汉城期间的经常节目。
       尽管汉城不再被称为“汉城”,而是“首尔”,但“汉”的遗迹,在这个国家实在难以消灭。比如汉城郊外那滔滔的汉江,再比如这个题写着汉字的“大汉门”。
       如同中华文化圈的大多数宫殿,德寿宫也是坐北向南的,偏偏这个正门局促在宫殿的东南角,面东而开。德寿宫是朝鲜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大韩帝国”第一任皇帝高宗退养之所,正是在其任内,爆发了甲午战争,朝鲜脱离了中国,在日本的扶持下获得了“独立”,而后又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汉城观看传统换岗仪式,主要就是大汉门及景福宫前的光化门,形式与仪程十分相似。光化门前的仪式,因地方宽大,仪仗队的规模更大,显得更为雄壮;而大汉门的仪式虽小,但因为地处汉城最为繁华的CBD核心,周边高档酒店林立,就近来看的游客并不少。
       这种传统仪式,吸引人的是仪仗队的传统装束,所佩戴的武器也是传统刀枪剑戟等冷兵器,当然少不了韩国人最为自豪的弓箭。这种所谓的传统军服,有人说其实就是中国明朝军队的制服,略有修改。
       无论是否明军制服,其“中华”属性之强烈,与“大汉门”、“光化门”这些汉字匾额一样,毫无疑问。其能历经数百年保留下来,也的确足以令中国人汗颜。
朝鲜:从朝天到燕行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朝鲜民族是把自己当中国人的。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部分。
       明末李自成的造反军队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自缢身亡,满清铁骑随后蜂拥入关,席卷大明江山,中国继元代之后再度“沦陷”于北方少数民族之手。彼时,不仅朝鲜、还有日本、甚至越南、琉球,都开始了以自视为中华孑遗的身份认同为核心的“小中华意识”时代。这种“小中华意识”,朝鲜人表现得尤为强劲。
       尽管中原沦陷之前,朝鲜就在满洲军队的刀锋下被迫称臣,但军事上强悍的满清,似乎在政治上相当宽容:朝鲜可以不必薙发改装,并可保持原先的社会制度和习俗。依然身着天朝服饰、上国衣裳的朝鲜人,自信地认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他们的肩上。
       朝鲜人坚信:“中国有必伸之理, 夷狄无百年之命。”在 “中华”优越感的支配下,朝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内部文件多将满清皇帝蔑称为“胡皇”,满清使节为“虏使”。除了对清公文外,几乎所有官方文件仍然沿用崇祯年号,直到南明小朝廷灭亡,“复明”大业无望,才改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而绝不使用大清年号。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朝鲜国王们念念不忘的是北伐中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清承明制,朝鲜使节照例要定期到北京朝贡。明朝时,朝鲜使节记载朝觐细节的报告书叫《朝天录》,到了清代,就改叫《燕行录》了——北京不再是天朝的首善之区,而只是一个别名为“燕京”的旅行目的地而已。满清统治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在朝鲜人看来都是中华文明的大倒退。小到服饰、发型,大到社会主流思想,无一不是礼崩乐坏。当北京人围观身着“奇装异服”的朝鲜使团时,朝鲜人自豪而轻蔑地记载道:这些中国人居然不认识天朝衣冠!
       如果说,明代的《朝天录》中充满了对大国的敬仰,清代的《燕行录》则更多是朝鲜人“中华文化”优越感的集中体现。在朝鲜王朝最后一本《燕行录》中,1881年出使大清的金允植在行经易水之畔时,甚至能从“土性缓弱”的尘沙中,看到此地“未必有英豪出其间”,感慨这“燕赵之间,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屠狗剑筑之乡”,何以“古今之异宜欤”!轻蔑之意,跃然纸上。
日本:大清不是“中国”,我才是“中华”
       不要小看这种“小中华意识”,它在甲午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日本人的“中华意识”,丝毫不亚于朝鲜人。早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多年的1871年,中日两国在近代首次谈判签约(《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日本方面认为 “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甚至在士兵的战地家信中也不少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其实,甲午战争前日本的所谓“大陆策”,与当年满清的崛起路径,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小中华意识”几乎必然导致“逐鹿中原”或者“入主中原”的梦想,甚至乾隆时期的越南人也曾发过类似的大梦,这可算是中华文明圈最高境界的“中国梦”。这个梦,朝鲜人在清初做过很多年,而日本人在清末做得更为强烈。这便如同阿Q对小尼姑光头的梦想,“和尚摸得,我为何摸不得”。当然,更为正经的说法是,“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实际上,是“惟有力者居之”。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在朝鲜战场的政战口号,是帮助朝鲜从中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这也是他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而进入中国战场后,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开始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种政战口号,在战区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日本的战地文书,就有不少中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一些西方外交官也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甲午战争后,日本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仇寇,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朝鲜王国的“顶层设计”,原指望在长期的“以华制夷”之后,通过“以日制华”获取“独立”,而后再通过“以夷制日”驱除日本势力。甲午战后,尽管朝鲜从内政到军事都被日本人逐渐控制,朝鲜的高层却开始了“一边倒”的巨大冒险,向俄国靠拢。近年有部韩国电影《咖啡》,就描写了这个时代的挣扎,而作为西化象征的咖啡,似乎又成了救国的载体——至于中国茶,那是早已经凉透了。
       如今,在德寿宫内,还有高宗当时修建的西洋建筑,与中式建筑比邻而居,俯瞰着守门军将身着古装,在这个已经换了新名字的城市核心,表演着古老的仪式……
(本文为雪珥“重访甲午路”系列之二)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甲午战争,小中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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