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重访甲午路2︱朝鲜曾经最中华

德寿宫的正门“大汉门”

韩国“汉”性犹然

        德寿宫的正门“大汉门”，紧挨着我下榻的酒店。观看此处的守门军换岗仪式，成了我在汉城期间的经常节目。

        尽管汉城不再被称为“汉城”，而是“首尔”，但“汉”的遗迹，在这个国家实在难以消灭。比如汉城郊外那滔滔的汉江，再比如这个题写着汉字的“大汉门”。

        如同中华文化圈的大多数宫殿，德寿宫也是坐北向南的，偏偏这个正门局促在宫殿的东南角，面东而开。德寿宫是朝鲜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大韩帝国”第一任皇帝高宗退养之所，正是在其任内，爆发了甲午战争，朝鲜脱离了中国，在日本的扶持下获得了“独立”，而后又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汉城观看传统换岗仪式，主要就是大汉门及景福宫前的光化门，形式与仪程十分相似。光化门前的仪式，因地方宽大，仪仗队的规模更大，显得更为雄壮；而大汉门的仪式虽小，但因为地处汉城最为繁华的CBD核心，周边高档酒店林立，就近来看的游客并不少。

        这种传统仪式，吸引人的是仪仗队的传统装束，所佩戴的武器也是传统刀枪剑戟等冷兵器，当然少不了韩国人最为自豪的弓箭。这种所谓的传统军服，有人说其实就是中国明朝军队的制服，略有修改。

        无论是否明军制服，其“中华”属性之强烈，与“大汉门”、“光化门”这些汉字匾额一样，毫无疑问。其能历经数百年保留下来，也的确足以令中国人汗颜。

朝鲜：从朝天到燕行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朝鲜民族是把自己当中国人的。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部分。

        明末李自成的造反军队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自缢身亡，满清铁骑随后蜂拥入关，席卷大明江山，中国继元代之后再度“沦陷”于北方少数民族之手。彼时，不仅朝鲜、还有日本、甚至越南、琉球，都开始了以自视为中华孑遗的身份认同为核心的“小中华意识”时代。这种“小中华意识”，朝鲜人表现得尤为强劲。

        尽管中原沦陷之前，朝鲜就在满洲军队的刀锋下被迫称臣，但军事上强悍的满清，似乎在政治上相当宽容：朝鲜可以不必薙发改装，并可保持原先的社会制度和习俗。依然身着天朝服饰、上国衣裳的朝鲜人，自信地认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他们的肩上。

        朝鲜人坚信：“中国有必伸之理， 夷狄无百年之命。”在 “中华”优越感的支配下，朝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其内部文件多将满清皇帝蔑称为“胡皇”，满清使节为“虏使”。除了对清公文外，几乎所有官方文件仍然沿用崇祯年号，直到南明小朝廷灭亡，“复明”大业无望，才改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而绝不使用大清年号。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朝鲜国王们念念不忘的是北伐中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清承明制，朝鲜使节照例要定期到北京朝贡。明朝时，朝鲜使节记载朝觐细节的报告书叫《朝天录》，到了清代，就改叫《燕行录》了——北京不再是天朝的首善之区，而只是一个别名为“燕京”的旅行目的地而已。满清统治下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在朝鲜人看来都是中华文明的大倒退。小到服饰、发型，大到社会主流思想，无一不是礼崩乐坏。当北京人围观身着“奇装异服”的朝鲜使团时，朝鲜人自豪而轻蔑地记载道：这些中国人居然不认识天朝衣冠！

        如果说，明代的《朝天录》中充满了对大国的敬仰，清代的《燕行录》则更多是朝鲜人“中华文化”优越感的集中体现。在朝鲜王朝最后一本《燕行录》中，1881年出使大清的金允植在行经易水之畔时，甚至能从“土性缓弱”的尘沙中，看到此地“未必有英豪出其间”，感慨这“燕赵之间，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屠狗剑筑之乡”，何以“古今之异宜欤”！轻蔑之意，跃然纸上。

日本：大清不是“中国”，我才是“中华”

        不要小看这种“小中华意识”，它在甲午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日本人的“中华意识”，丝毫不亚于朝鲜人。早在甲午战争前二十多年的1871年，中日两国在近代首次谈判签约（《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日本方面认为 “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这样的要求，被中国代表力拒：“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双方陷入僵局。后经李鸿章亲自出面，与日本钦差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约定：“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这在表面看是双方各让一步，实际上是中国从惯例上让步了。

        但日本代表团在誊正时，在其所持汉文本内，依旧用“大清”而非“中国”，导致中国代表团提出严正抗议。日本方面辩称，其汉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译文，“不必与贵国正本汉文并视而论”。李鸿章息事宁人，未再坚持。

        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人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几乎是一种常态，甚至在士兵的战地家信中也不少见。这，成为他们战时在东亚进行国家形象塑造的基调。其实，甲午战争前日本的所谓“大陆策”，与当年满清的崛起路径，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小中华意识”几乎必然导致“逐鹿中原”或者“入主中原”的梦想，甚至乾隆时期的越南人也曾发过类似的大梦，这可算是中华文明圈最高境界的“中国梦”。这个梦，朝鲜人在清初做过很多年，而日本人在清末做得更为强烈。这便如同阿Q对小尼姑光头的梦想，“和尚摸得，我为何摸不得”。当然，更为正经的说法是，“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惟有德者居之”——实际上，是“惟有力者居之”。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在朝鲜战场的政战口号，是帮助朝鲜从中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这也是他们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而进入中国战场后，日本军队所发布的大量文告，开始自称为“驱除鞑虏”的解放者，公开号召汉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种政战口号，在战区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日本的战地文书，就有不少中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一些西方外交官也注意到，在通商口岸，汉人的抗日情绪便远低于满人。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Henry Barnes Bristow）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员，对甲午战争前景并不乐观，甚至认为日本能战胜也是好事，可以借此推翻朝廷。宝士德为此担心天津汉人暴动，要求派遣更多的军舰以备不测。甲午战争后，日本不仅没有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仇寇，中国反而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亚洲主义”在东亚成为显学，中日民间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

        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朝鲜王国的“顶层设计”，原指望在长期的“以华制夷”之后，通过“以日制华”获取“独立”，而后再通过“以夷制日”驱除日本势力。甲午战后，尽管朝鲜从内政到军事都被日本人逐渐控制，朝鲜的高层却开始了“一边倒”的巨大冒险，向俄国靠拢。近年有部韩国电影《咖啡》，就描写了这个时代的挣扎，而作为西化象征的咖啡，似乎又成了救国的载体——至于中国茶，那是早已经凉透了。

        如今，在德寿宫内，还有高宗当时修建的西洋建筑，与中式建筑比邻而居，俯瞰着守门军将身着古装，在这个已经换了新名字的城市核心，表演着古老的仪式……

（本文为雪珥“重访甲午路”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