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四论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步伐骤然加速，澎湃社论于5月28日、6月17日和7月9日三谈此题。7月9日，最高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3天后，上海市正式启动了司法改革试点方案。“上海方案”旨在明确法官、检察官的人员构成，削减院长和庭长的行政性权力，调整审判委员会的地位与功能，加大司法专业活动的权重。这些改革切中长期困扰中国司法的顽症。

        长期以来，中国司法受制于四大“综合症”：人员太多、太杂，人均待遇和专业素质低下；司法资源匮缺，在人财物上完全倚赖地方，造成严重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外部与内部权力干预无处不在，严重抑制了法官人格独立与责任担当；审判不透明、不公开，判决书如千篇一律的“八股文”，说理严重欠缺，进而为相当普遍的司法腐败提供了便利温床。

        司法队伍应当少而精，司法结构应当去行政化。法官只有依法判案一个任务，只接受法律的命令。其余一切“管理”都是多余的障碍和干扰。但受制于旷日持久的政治化、行政化影响，中国司法队伍人员庞杂，法官超过20万，检察官也有15万之多。许多“法官”常年不判一个案件，院长、庭长更是忙于种种“管理”和“领导”事务，无暇亲自判案。对于法治而言，这些人其实都是“不务正业”的冗员，本来就不应被冠以“法官”头衔。此次“上海方案”精简了司法队伍，明确法官、检察官占三分之一、司法辅助人员超过一半、行政管理人员约占六分之一的合理司法结构。这是司法职业化的基本要求。

        精简了司法队伍，却不能保证司法人员的独立性，则法官仍然不是真正的法官，检察官也不是真正的检察官。以法官为例，中国法院长期以来受制于内部和外部行政化的双重管制，法官独立性严重欠缺，造成司法判决成为领导意志而非法律推理的产物。只要院长、地方党政或上级领导想干预某个判决，法官根本无力抵制。加上司法人员的待遇和办案经费均控制于地方政府之手，法院的首要任务成了保护地方利益而非执行中央立法，否则必然遭到地方党政打击报复。在2003年的“洛阳种子案”，法官李慧娟的遭遇即可说明问题。

        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司法去行政化及省以下司法人财物的上收，体现了司法改革集权与放权同时并行的趋向。法院与检察院人财物上收省一级统一管理，有助于加强地方法院的资源保障，削弱司法的地方依附与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但是如果只有集权而没有放权，司法权不可能真正落实到法官和检察官个人，那么中国司法仍然不可能摆脱长官意志的掌控。只有打破司法内部的权力控制结构，把权力下放到法官和检察官，让他们真正对自己承办的案件负责，才能建立合格称职的司法队伍。

        增强法官个人独立性会不会削弱司法监督、加剧司法腐败？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解决之道不在于回到司法行政化的集权老路，而在于把放权进行到底，强化审判公开和判决书说理，让全社会监督司法权力的运行。这些要求在司法改革方案中亦有体现。

        虽然“四五纲要”和“上海方案”赢得了不少喝彩声，但社会对改革成效的隐忧仍然若隐若现。这不仅因为司法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方案良好、落实不力之教训并不少有。即便司法人员的分流和精简得以顺利进行，改革方案仍然留了一个“行政管理人员”的尾巴。在很多国家，法院的构成只有法官以及秘书、书记员、法警等辅助人员；法院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管理，因而也不存在“行政管理人员”这一类别。在目前的改革方案中，这一类别仍然占总人数六分之一之多，而并未具体说明他们的权力和职责。“管理”会不会成为行政权力的据点？

        另一方面，现行改革方案也要提高司法人员待遇。但是在司法绩效明显改善之前，显著提高待遇的正当性与可行性不大。司法责任加强，而待遇得不到显著提高，可能会造成法院、检察院留不住高素质人才。这是否会成为一个制约改革的现实问题，一时也不得而知。

        最后，人、财、物上收于省一级固然有助于减少省以下的地方保护主义，却不仅对来自省级的行政干预未必有所助益，反而可能为上级对下级司法的干预提供便利。

        种种问题，只能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按法治的要求和规律逐一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