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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百年·战前37天(33)|超现实主义运动三小伙在一起了

澎湃记者 石剑峰
2014-07-30 09:25
来源:澎湃新闻
文化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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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中,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都被送上前线。 布勒东和阿拉贡都当了军医,体弱多病的艾吕雅则常常被送进医院休养。很幸运,这三个年轻人在战争中都活了下来,并引领了超现实主义运动。
安德烈·布勒东( Andre Breton 1896–1966)        

        1924年,布勒东发布了《超现实主义宣言》,这标志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艺术运动的诞生,其影响涉及文学、音乐、绘画等多个艺术领域。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源头在一战,也是在战争中,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互相认识了,他们都热爱诗歌,共同的艺术理想和趣味让他们走在了一起。        

        超现实主义运动发起人安德烈·布勒东的士兵证提供了他服兵役的详情。他长着一头金发,长圆脸,像他父亲一样的灰眼睛,身高1.74米。这个英俊的小伙子被编入第十七炮兵团,驻扎在蓬蒂维。1915年4月12日—6月29日,这个二等兵在那儿当炮手,7月初,军训结束了,布勒东被派往南特第二军医排,市立一O三甲野战医院做住院医生。战争期间,他是军医。        

        事实上,爱国激情与布勒东无关,他对战争的爆发也毫不意外。战争爆发的1914年,18岁的他经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他结识了他崇敬的伟大诗人瓦莱里。过去15年里,瓦莱里始终保持沉默,这位受人敬重的作家、这位马拉美的门徒,竟然放弃了诗歌,转而钻研哲学及数学。年轻的布勒东深感困惑。1914年3月7日,布勒东提笔给瓦莱里写了一封信,他要听诗人为他讲解马拉美,在信中还给诗人交上了诗作《笑美人》。3月15日,布勒东来到维尔于斯特街(今已更名为瓦莱里街,位于星形广场),他终于见到了偶像。瓦莱里说话迷人,诗人问他究竟为何对诗歌如此痴迷。布勒东说,他只想能得到某种意境,而这意境让他“在身体上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仿佛是风标扎在太阳穴上的感觉”。

        在后来的多年里,诗人瓦莱里不仅是他的思想导师,还是他的教父。在10年里,布勒东常常去看瓦莱里。等到瓦莱里终于重新写诗时,布勒东已经放弃了诗歌。他甚至将与诗人的通信卖给了一个书商,就在那一天,瓦莱里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到了夏天,医学院预科班学生布勒东忙于复习功课,但他的心思完全在诗歌上。当其他同学都在7月10日通过考试时,布勒东要到9月才通过,那时欧战正酣。进入7月以来,他对欧陆局势并不感兴趣,但他对学者政治家饶勒斯在7月的遇刺深感悲愤。作为国会议员,饶勒斯积极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因反对当局的殖民政策,反对战争,在一战爆发前被人暗杀。布勒东并不是饶勒斯的支持者,但他也嘲笑朋友们的爱国主义。

        布勒东创作于1914年8月的一首诗《赞歌》,表明他心甘情愿退缩在后面,拒绝认同周围人的意见。他对战事公报不感兴趣。事实上,在巴黎,生活在最初的震荡后马上恢复了原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学校的考试也照常进行,课也照上,他的心思全在诗歌和瓦莱里那里。接着,战事继续,布勒东的大学生活就中断了,他得上前线了,他成了军医——精神病医生。

阿拉贡(左) 和布勒东

        战争对布勒东影响最大的是,他将相继认识阿拉贡和艾吕雅,后面两位将成为布勒东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追随者。

        阿拉贡出生于1897年,他只比布勒东小一岁。当布勒东在医学预科班里学习的时候,阿拉贡还在纳伊圣彼得学校读书,接着就进入卡诺中学学习。1914年7月27日,路易·阿拉贡已做完拉丁文科目——高中会考的第一部分,接着战争爆发了,阿拉贡年仅17岁。夏天过后,在学校的平静生活是暂时的,因为他知道死亡会突然降临在他头上,他知道自己明年将会应征入伍(两年后他真的去服兵役了)。阿拉贡也将读医科,战争期间他和布勒东一样,也成了军医。对于战争的恐惧,他曾这样写道:“那时,我就要上前线了,我觉得自己恐怕很难活着回来了,因为除了我舅舅和我姐姐(哦,是我姨妈)的儿子外,家族中的所有男人都在那场战争中阵亡了。对于我来说,由于我相信自己不会安然无恙地回来,于是便同意去做母亲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劝我去做、而我本人始终拒绝去做的事情,因为在生活中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当医生。”

左起三位男子分别为阿拉贡 (Louis Aragon)、布勒东( Andre Breton)、艾吕雅 (Paul Eluard),以及女伴艾尔莎·特里奥菜(Elsa Triolet Aragon) 和尼丝( Nusch Eluard)。


        艾吕雅恰好比布勒东大一岁,战争爆发时,他还是19岁的欧仁·格兰德尔。受了欺骗性宣传的人们的好战情绪在不断高涨。从巴雷斯、杜米克、巴赞,他们都争着夸张至极地歌颂大炮和刺刀的神圣功劳,歌颂战争的净化、更新甚至圣化作用。1914年11月6日,欧仁·格兰德尔在一封信里第一次署名保罗·艾吕雅。从此之后,我们将用笔名称呼他。他选择这一笔名,既是因为它的语音和谐、轻快,也是为了向值得怜悯的母系家族表示敬意。

        在这份署名艾吕雅的信中,艾吕雅告诉蒙马特的书商高侬,他刚刚去了征兵体检委员会,他被宣布为适合服兵役。但在那张体检报告上,他被称为“文人”,对于这个身高1米78,瘦得像麻秆的年轻人,委员会暂时把他定为非正规部队的战斗人员。1914年底,他刚被征召,就因为生病直接去了医院。到了1915年3月,艾吕雅和父亲几乎同时被征召入伍,二等兵艾吕雅因为身体糟糕只能留在后勤部门。他最初的服役记录实在糟糕,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休养。连他自己都自嘲说,“我成功地使自己被送进了医务所,然后又从那里被送进了医院。”等到身体健康去干点站岗什么活,他却在放哨的时候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战争中给了自己这样一个封号:P.C.D.F.——可怜的前线二等兵,而他自己认为这个头衔是合法的。        

        很幸运,这三个年轻人在战争中都活了下来,而他们的同伴和同辈,几乎整整一代人都耗在了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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