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马建标访谈②：一战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编者按】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至今仍余音未绝。对中国而言，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尤为深远。在上一篇访谈中，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建标介绍了 中国参与这场“欧战”的前因后果，现在他将回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以下问题：战争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何动向？战争是否摧毁了 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崇拜？一战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的遗产是什么？        

        澎湃新闻：您认为一战在哪些方面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马建标：首先是一战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旧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崩溃，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由于俄国的输出革命，中共得以建立，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随后，国共合作，北伐军兴，南北统一。随之，国共领导为角逐最高政权，发生内战，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简言之，一部现代中国的革命史，也是一部“俄化史”。一战导致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结构发生深远的变革，迄今仍余音未绝。美国在战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领袖，美国对远东国际事务的介入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日本的综合国力在一战期间迅速膨胀，加快侵华的步伐。大体而言，1920年代以后，俄国、美国、日本都试图成为东亚秩序的主宰者，此三国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民国时期国共之争的历史进程。

        其次，一战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国际主义观念，并融化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元素。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已经对国际事务建立了积极主动的反应机制。中国开始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参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创建，加入战后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而国联就是战后各国政府所持“新国际主义”精神的合作结果。中国民族精英，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也开始拥抱新国际主义。只不过他们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更像是一种弱者的“思想武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23年由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集中体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情怀。这种新国际主义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它将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奇怪地糅合在一起。

        我们看到，一战之后，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知识分子，都在拥抱不同形式的新国际主义：威尔逊主义，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不一而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澎湃新闻：一战期间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从内涵、影响、表现、传播方式等方面来看，与此前（如义和团时期）的民族主义相比有何不同？

        马建标：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运动，如果缺乏强烈的思想刺激，很难发展成大规模的民族运动。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于1915年逼迫北京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由此引发旷日持久的反日运动。日本政府在1915年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北京政府在48小时之内接受二十一条，否则就兵戎相见。因此，5月7日（当时南方多把5月9日作为国耻日）事后被定为“国耻纪念日”，并被载入教科书，成为五四一代青年学生的“国耻记忆”。

        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日本在一战期间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亡国危机意识。北京政府在对日交涉中，也有意识地利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弱国的“外交武器”，抵制日本的霸权外交。总体而言，一战前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知识界的领袖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运动的主体主要是学生界、商界、报界、律师公会等现代社团，这些运动主要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陆的省会城市。

        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想传播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是大众纸媒，以《申报》、上海《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新青年》为代表的现代报刊杂志是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主要媒介；其二是高等学校，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大学教授、学生组织了“新潮社”、“国民杂志社”、“觉悟社”等现代社团，宣扬民族主义学说；其三是街头演说。一战期间，特别是在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以及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许多学生参加“救国十人团”，走向街头，深入乡村，向普通民众宣扬爱国主义，鼓励百姓抵制日货。这些演说虽然效果有限，却开启了城市知识分子走向民间的先河。

        如果与义和团运动相比，一战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表现得更加理性，可谓是“文明排外”，这主要是因为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所宣扬的精神理念也是理性的爱国主义。相反，义和团运动的领袖主要是出身底层社会的农民和流氓无产者，他们目光短浅，精于算计，缺乏现代国际观念，更被清廷内部坚持排外的保守派所利用，所以义和团运动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是“非理性的”，“愚昧的”，因此被时人称为“野蛮排外”。但是从义和团运动到五四运动，这期间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又具有历史的继承性。

        五四期间，来华访学的哥伦比大学教授杜威曾在1919年发布一篇文章《中国人对外观念的转变》（Transforming the Mind of China）。杜威认为，义和团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的开端。义和团运动是旧中国拒绝外国人和外国影响的最后努力。义和团的失败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在思想上、精神上、经济上、金融上以及政治上依赖西方。但是中国不可避免地依赖西方，毫无疑问是积极的而非被动的耐心接受。“中国在1900年了解到，她必须根据西方列强强加于她的要求而调整自己。”从义和团运动的“野蛮排外”到五四时期的“文明排外”，正是反映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在遭遇强大的西方文明时，所表现的复杂曲折的历程：只有积极的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才能确立中国的国际地位。

        

        澎湃新闻：有一些战前对西方文化持欢迎和认同态度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励、章士钊等，战后都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成为中国传统的捍卫者。是因为战争摧毁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抑或更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在抬头的民族主义？

        马建标：1918年底一战刚刚结束，梁启超就和地质学家丁文江、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政治学家张君劢等人到欧洲考察。旅欧归来之后，梁启超思想发生巨变：开始提倡东方文明，回归儒家哲学。五四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势不可挡。此时，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外在原因当然与他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有关，但其内心深处回响的可能还是民族主义。梁启超终其一生都在为创建一个“少年中国”而努力，无论他的思想如何变化，隐藏其心灵深处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牢不可破的。因此，梁启超在五四以后对东方文化的推崇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今天重新思考一战的遗产，我觉得文化保守主义除了彰显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之外，并没有特别的值得称道的地方。

        

        澎湃新闻：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对欧洲文化感到失望，也转向东方寻找“救世的方法”，杜威、罗素都在战后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所寻找的东西有没有在西方世界产生影响呢？

        马建标：战后确实有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对欧洲文化感到失望，但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对西方文化充满信心，他们甚至想用西方思想改变中国。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个西方知识分子是杜威。杜威思想战后在中国的盛行，与他的学生胡适、郭秉文、蒋梦麟等人的推崇有关。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胡适等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掌握着学术话语权，正是在他们的运作下，杜威一家人在1919年4月30日到1921年7月11日四处游历，兜售其实用主义思想。杜威刚到中国不久，在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穆雷•巴特勒（Murray Butler）的信中写道：“我一到这里就见到了从北京来的胡适博士，还有来自上海本地和南京的教育家们。他们都感到现在是中国教育和思想发展过程的关键时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将比任何时候对中国都更为有用。”

        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分裂。胡适属于右翼知识分子的领袖，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恰好符合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追求。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也使得马列主义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颇为流行。这一左翼倾向也使得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大受欢迎。有趣的是，这种思想分歧起初并没有影响杜威与罗素的友谊。实际上，正是在杜威的帮助下，罗素也在此期间来华访问。一时之间，当时西方最有影响的两位知识分子领袖齐聚中国，成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罗素所到之处，受到左翼知识分子的顶礼膜拜。恰在此时，杜威与罗素的友谊出现了分裂，双方都被中国的“粉丝”各自包围着。或许是这种一决雌雄的念头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罗素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杜威夫妇在这里，战争期间他们因为信奉自由主义而在美国陷入了麻烦，像任何人一样糟糕——美国帝国主义者，讨厌英国……不愿意面对任何不愉悦的事实。1914年的时候，我喜欢杜威胜过任何其他美国学术圈中人；现在我不能忍受他了。”

        杜威与罗素此时都变得非常“爱国”，他们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在中国的利益进行辩护。杜威甚至主张要对中国进行财政上的“国际共管”。杜威虽然对神秘的东方文化有所迷恋，但只是一种新奇的爱好而已，更谈不上将其用于改造西方文化。关于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中国人总是津津乐道，似乎中国文化真的可以拯救世界，这只是国人的主观想象而已。但是，中国文化自有其魅力，与西方文化相比，各有所长，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