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专栏:是“农村集体所有”,还是“农民集体代耕”?

徐远

2014-08-07 19:50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名为“农村集体所有”,实为“农民集体代耕”
       前文花了很大篇幅,解释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为何不能转让。其中的症结,是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限制了这一权利。至此,城乡二元,不仅是所有制的二元,更是转让权的二元。因为使用权不能流转,农村集体土地的价值就大打折扣。这对于区位上有优势、适宜转变为工商业用地的土地来说尤甚。
       那么“二元”土地之间有没有一个连接的通道?当然是有的。其实,有了一个分割的“二元”,就有了一个套利的机会。而且,这通道最好是唯一的、垄断的,这样就可以大赚其钱了。“征地”就是这样一个通道
       我们农村土地要入市流转,要经过一道叫做“征地”的程序。征地之后,这块地就从农村集体土地变成城市国有土地了。“麻雀变凤凰”之后,就可以入市流转了,就可以实现价值的增加了。增值的部分,也理所当然地归征地的人享有,而农民只能按照原用途拿回一个“成本价”,说白了就是土地增值与农民无关。
       征地是什么?法律上有一系列的规定,复杂得很,说白了就是农村集体土地变为城市国有土地的必经程序,而且必须经过地方政府来执行。之所以要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是因为法律规定只有城市国有土地才能入市流转,才能通过市场实现增值。
       看来,我们的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的歧视是全方位的,不仅歧视农村的居民,还歧视农村的土地,真是无奇不有。而这种歧视,与土地的质地、位置都无关,完全是我们的制度加上去的。
       那么征地决策过程中农民有没有发言权?当然没有,征地本来就有强制的性质,官家做好规划,然后一纸文件,就开始征地了,哪里会征求农民的意见。当然,理由往往是很充分的,都是为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大计。
       说到这里,有一点应该已经很明白了,这农村集体土地原来并不是农民的,而只是农民代为耕种的。有更好的用途的时候,国家就会用一个很低的“成本价”收回去。换句话说,所谓的“农村集体所有”,其实不过是“农民集体代耕”
       世间的事情错综相连,很少是孤立的。这产权的事情决定权利的归属,处于人们决策行为的根子上,影响自然深远。“农民集体代耕”制度削弱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当然会产生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削弱农民权利的同时,也削弱了农民保护土地、合理使用土地的积极性——反正不是我的,何必呢?而且,农民也不傻,也会加入到侵占土地的浪潮中去。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展开,且容后文再行分解。
 “农民集体代耕”的历史渊源
       “农民集体代耕”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1956年开始的人民公社运动。当时为了国家的工业化战略,要动员一切的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于是把农地集中起来,搞人民公社,队员在人民公社共同劳动,除了简单的生产工具以外,不留任何多余的财产,这样所有的产出就可以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支持工业发展。在这里,已经有了农民替国家耕地的色彩。
       算术上,这可谓一个天才的构思。假定农业总产量固定,农民少拿一点,国家就可以多拿一点,支持工业化战略。问题出在哪里?农业总产量固定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这一简单算术里面忽略了人的因素。人是活的,不是机器,有一个激励的问题。人民公社的安排,不适合空间分散、监督成本高的农业生产,一时间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幅下降,粮食大幅减产,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根据1998年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人类历史上的饥荒大多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中国这“三年自然灾害”也不例外,可谓“自作孽,不可活”(no zuo no die)。
       无奈之下,政策开了个口子,允许各家留一块自留地,其实是救命田。而人民公社作为农村主要的制度安排,则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历史这一幕的教训是,把农民当作种粮食的工具,你得问问农民愿不愿意。这一点,连毛主席也不能例外
       1978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是把农村集体土地“包产到户”,各家负责耕种自己的承包地,交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包不得了,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短短四五年间,粮食产量增加了50%。到了1984、1985年的时候,出现了卖粮难。尝到了包产到户的甜头之后,国家为了维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先后延长承包期限,先是“30年不变”,后是“长期不变”,再后来是“长久不变”。
       不过,不管是30年不变,还是长久不变,不变的都是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农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一直没变,加在农地上的层层约束也一直存在——其本质就是不能入市流转。也就是说,农民代为耕种的性质没有改变。
8亿农民成了“代耕农”?
       “农民集体代耕”这一制度安排几乎和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点自豪感也没有。8亿多中国农民,怎么就成了“代耕农”?
       现在的城里人,面对这样的政策,不知会作何感想。心安理得的,认为有理的,极尽辩护之能事的,估计都大有人在。行文至此,笔者竟突然无语了。现在的城里人,包括制定政策的人,其实不久以前大都是农民。历史一次次告诉我们,人们总是忘记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有道是,人容易“忘本”,看来所言非虚。
       抛开公正的因素不谈,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说,“农民集体代耕”也是不利于发展的。代耕制度制约了农民的积极性,最终也会制约经济发展。教训不是没有,前面已经讲过。10亿人口8亿搞饭吃,饭还是不够吃。搞了家庭联产承包,对农民的限制和剥夺减少了,没几年就出现了卖粮难,富余的劳动力开始向工业进军,办乡镇企业。前车之鉴,应该很清楚了。财富最终要由人来创造,限制了这么多人的选择,伤害这么多人的积极性,必然影响财富创造的。否则,奴隶制岂不是最有效的
       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要求释放更多人的更大积极性和创造力,包括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不断给予农民选择权,释放农民积极性的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中解放出来,赋予农民自主耕种一块土地的权利。乡镇企业,就是允许农民就地工业化,参与工业化的进程,分享工业化的收益。允许农民进城打工,就是把工业化前面的“就地”的约束拿掉,让农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工作机会,不仅为自己挣得收入,也为社会创造财富。稍微熟悉改革开放历史的人,都会惊诧于这每一次释放以后带来的巨量财富增长。在当前经济减速的背景下,或者我们应该问:下一步的释放是什么

       
责任编辑:单雪菱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土地改革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