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纪录片之父”杨文淦病逝，一生拍摄500多部作品

      【编者按】

        1969年，杨文淦执导的《小镇春回》包揽金马、亚太影展双料最佳影片奖，成为台湾乡土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借纪念杨导的机会，让我们穿越回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其时，蒋经国亲自出面抨击电影色情暴力，电影界正开展“净化道德运动”，乡土电影从大量政宣片中突围，迎来“小阳春”。

杨文淦一生拍摄了500多部纪录片与19部电影。

        据台湾“中央社”8月4日消息，台湾电影“纪录片之父”、金马奖最佳导演杨文淦，8月1日病逝，享年87岁。

        杨文淦从事电影工作超过一甲子，一生拍摄500多部纪录片与19部电影，培育幕前幕后人才无数，包括张小燕、柯俊雄、张美瑶、梁修身及汤志伟、郭小庄、巴戈、恬妮、岳阳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杨文淦与张小燕（左）。

        杨文淦精通编剧、导演，执导过舞台剧，也拍过电视剧“彩凤曲”，他最擅长将台湾在地文化精神传达进影片，他拍的纪录片几乎年年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除了“龙井乡”拿下国内外大奖，他还花了长达数年时间完成“八七水灾”纪录片，是台湾第一部以新闻方式完整呈现纪录灾情影片，堪称是台湾“纪录片教父”。

        上个世纪60年代是杨文淦的黄金时期，他执导的电影《梨山春晓》、《小镇春回》上映时，创下首映大排长龙买不到票的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梨山春晓》促成了一段姻缘。有台湾“第一代玉女掌门”之称的张美瑶，与柯俊雄共同主演该片，并因此相恋。1970年，张美瑶声誉正隆时与演员柯俊雄结婚，婚后续拍完《再见阿郎》一片后息影。可惜这对当年的“金童玉女”，结婚三十五载后以离婚收场。

        在电影圈创造更好反响的是《小镇春回》。1969年，该片同时抱回4座金马奖并代表台湾参加亚太影展竞赛，获得最佳影片，是当年国片最大赢家。

        该片讲述的是台湾某家庭三个女儿的婚配故事，经过一系列波折，母亲最终扭转了必须“入赘”的旧观念。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家庭伦理故事并不新颖，批评者可能不太喜欢其中的道德说教色彩，但在当时该作品延续了乡土民俗电影路线，成为个中代表作。

        有评论将该作视为“响应当时国民党开展净化道德运动号召的作品”。但实际上，该作放映时间比运动开展早上5年，只能说顺应了潜在的“主旋律”。

        说到乡土文艺片与行政约束的关系，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如果没有行政约束，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电影市场本应是香港功夫片和赌片的天下。但是70年代初，港片雄霸院线的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台湾当局便从这种娱乐浪潮中嗅出一丝政治恐慌的味道。

        1972年，媒体开始反思批评这种娱乐行为容易引发社会道德及法律相关禁忌问题。1973年，蒋经国亲自出面批评，直接抨击电影中色情暴力在台湾社会引发的消极影响，指电影公司为牟取暴利、不顾社会道德的行为为“五害”之首。

        时任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电影处处长的戚醒波当即表态，发布声明响应当局号召，责令台湾电影业全面修整，改变创作路线，同时临时制定相关条例，命令取缔色情、赌博、残杀、暴力的相关报审影片，修改并严格化电影审查尺度，对于一切剧本都要由电检部门严格过目，并制定发行标准。

        此后，电影厂下马了一系列功夫片等娱乐电影，台湾院线迫于行政压力，将热映的功夫片、赌片提前封映，被送往电影处报审的剧本，在短短3月内被责令修改的有20部，被直接退回的达到50部之多。

        同年10月，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呼吁电影界开展净化道德运动，“台制”、“中影”等大制作机构随即通告全台湾的电影编导，明令规划范畴，全面拉开台湾电影界净化道德行业运动，并引发一系列社会思潮。

        这一行政行为，反而给小成本文艺电影以翻身的机会。

        当然，当时的主流电影还是台湾电影“爱国”政宣片。

        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刚好进入政局动荡期。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年，中日正式建交；1975年蒋介石突发心脏病去世；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

        在如此孤立的国际形势下，台湾当局加强电影宣教作用，反共影片、军教影片、抗日影片等当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相对的是，民间掀起了第一轮乡土文化大论战，民歌运动兴起，乡土电影在70年代的台湾电影界突围，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尤以李行导演为“旗手”。

        乡土电影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字面意义讲述乡村故事，更强调了一种台湾原乡文化。当时，整个台湾文化界都不断地反思，到底什么样的文化才是台湾人自己的文化，一改之前的媚洋心态，追求文化的本土化。

        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介石辞世和国际关系恶化，国民党的政治威信开始出现危机，“党外”崇尚自由、民主人士开始向国民党威权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呼声，批评威权体制下的文化禁锢政策。

        台湾电影界尤其是“中影”也开始反思原先的电影路线，重提之前被当局禁止的“健康写实主义”路线，开启“写实电影”的第二个春天。

        与乡土电影同时出来反抗文化禁锢的另两股势力还有反映学生问题的电影和社会写实电影，后者主要改编自台湾工业化后，部分城市中发生的真实社会犯罪事件，反映台湾当时黄、赌、毒等社会问题。

        这类电影开启挑战威权政治的风气之先河，为后来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储藏了能量。

        

        （本文参考：台湾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专任副教授李道明《台湾电影一百年》、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徐杉《必然衰落1970—2000年台湾电影分析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