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卫兵墓故事|半世纪的内疚

        孙庆玉去世快50年后，至今都没有给我托过一次梦。

        “我想，她一定是怪我吧！”

        一想到这些，67岁的向先华总觉得心里充满内疚。

        孙庆玉和向先华1967年中专入学后相识，她们是重庆机器制造学校68级学生。该校紧邻重庆医科大学、重庆卫生学校、重庆二十中，后更名为重庆机械学院，隶属于一机部，再后来改为第三机床厂。

        孙庆玉和向先华所在的班级，有40多人，其中9名女生。

        孙庆玉在家排行老幺，有三个哥哥，但父亲去世早。身高1.67米左右的她，外号孙猴儿，爱好长跑，是学校篮球队的。

        向先华说，她家条件很好，在老重庆饭店附近车站开乐器店。人很单纯，说通俗点，是脑壳很简单。“整天没心没肺嘻嘻哈哈的，无忧无虑。”

        分宿舍时，两人同住一个宿舍，因为关系非常好。“我们喜欢互相抬杠。”向先华说，她说一句，我就会回顶一句，两人就这样吵吵闹闹的。

        1967年重庆文革武斗兴起后，坐落在重庆袁家岗附近的学校里持八一五派观点的造反派占优。但学校周围，则是持反到底观点的“242军工”派实力占绝对优势。

        “在那个年代，观点不一，只要被抓到就要挨整，还可能送命。”向先华记得，学校一个叫顾敏的上海籍制图老师，在学校附近被反到底抓住。对方问他是哪里的？在说完“机制校的”后，被一枪打死，后来遗体都不知去向。

        混乱的形势下，学校规定，离开学校不退粮票。由于自己家里家庭条件不好，向先华无奈待在学校。而孙庆玉则因为混乱局势下，无法参加红卫兵组织也只好待在学校。

        当红卫兵需经过严格的成份调查，主要是通过“解放前三年家里做什么的”来界定家庭成分。由于向先华家里曾卖过萝卜、孙庆玉家开乐器店，他们被界定为成份不好，因此未能当上红卫兵。

        “但那个年代的人，很单纯。”武斗前的辩论，向先华和孙庆玉也时常跟着过去，现场情绪火爆时，他们也会跟着喊口号。

        1967年的那个炎热的夏天，出事前几天，孙庆玉突然变得很神经质。吃饭后，她会敲着碗大声说“再见了，我的饭碗”；刷牙时，她也会敲着杯子说“再见了，我的牙膏牙刷”。

        孙庆玉的反常，让向先华感到意外。

        “但我那几天也变得很奇怪，突然不和她抬杠了。她说这些反常话的时候，我说都没有说她一句。”

        武斗越来越激烈，八一五和反到底开始使用武器互相攻击。处在反到底包围圈中的重庆机器制造学校下达通知，要求学生撤离学校。

        学校与重庆卫生学校一墙相隔。撤离前夕，有人在围墙上砸了一个洞，全校的师生由此撤退。

        穿过洞口后，大伙沿着重庆卫生学校的围墙半跑着前行。孙庆玉在向先华右侧，超前半个身位。

        向先华回忆说，在经过卫校校园一个小土山包时，枪声突然响起，孙庆玉“啊”的一声倒地，并哭喊着“我的妈妈呀……”

        向先华循声望去，发现孙庆玉右大腿鲜血直流。随行撤退的一位医生检查伤情发现，子弹斜着钻过孙庆玉的大腿，从大腿内侧穿过。

        “当时孙庆玉恰好来了例假，就不好意思现场进行治疗。”向先华说，只好简单包扎后就将孙庆玉弄走。但赶路过久，孙庆玉却因此失血过多身亡。

        “如果我干涉她，她不说出那样的话，可能没这事儿。”向先华说，从那以后，她只要听到别人说不吉利的话，都会干涉。但无论如何，心中始终觉得愧对孙庆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