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玉的导演前夫:左派右派都不是救世主

澎湃特约记者 王舒柳 周兴 发自巴黎

2014-08-09 13: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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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导演阿赛亚斯最被中国人熟知的身份是张曼玉的前夫。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这个1968年在巴黎郊区读初中的法国知识分子从“五月风暴”的历史遗产谈到了对当今社会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左派和右派都无法构建出新的社会模式。
       
法国五月风暴中民众与学生合流。

       【记者手记】
       长久以来,当我们说到法国的时候,其实说的只是巴黎。巴黎是法国行政版图上的绝对核心,它为法国在世人面前营造出了一个标准的国家形象:这是一个左派政治势力极其强大的国家,这里的人们浪漫、激进、清高。在当代历史中,巴黎的这一特质时不时地与中国现实发生交集,两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暧昧的“互粉”关系。最著名的“互粉”则集中在“文化大革命”与“毛主义”上。
       1968年巴黎的五月风暴之后,发生在中国的“文革”吸引了当时法国大批左翼知识分子、艺术家与年轻人。今天我们都清楚,那个时候法国人了解到的“文革”和实际的情况相去甚远,然而发生在法国的这股浪潮仍然被中国人“引述”进了对“文革”的叙述并影响至今。
  当初法国的运动参与者在今天怎么看待这段历史呢?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巴黎见到过几位依然健在的运动参与者:马赛林·罗莉丹不否认自己当年的天真,强调自己与伊文思被中国与法国双双抛弃。克里斯蒂娃在谈及1974年访问中国时,轻描淡写地表示出自己的失望。而菲利浦·索莱尔斯则用答非所问地感慨道:“我那么热爱中国,为什么中国就不喜欢我呢?”这些大知识分子不愿多说,反而是一名当年的巴黎中学生向澎湃新闻讲述了历史细节。
       奥利维耶· 阿赛亚斯(Olivier Assayas) 最被中国人熟知的身份是张曼玉的前夫,是目前法国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他学文学出身,在《电影手册》做过很长时间的编辑,不仅是艺术家,更是影评人、知识分子。
  1968年五月风暴发生时,13岁的他在巴黎郊区读初中。对于巴黎索邦大学前火热的革命场面,他连围观者都算不上。但那场运动却一直出现在他日后的电影创作中。《胡狼卡洛斯》(2010)用将近6个小时讲述了著名恐怖分子卡洛斯及同时期极左暴力组织的历史。从德国红色旅、日本赤军到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从国际形势到个人细节,阿赛亚斯试图复原一个复杂的人物和一段复杂的历史。他2012年创作的《五月之后》则是一部更具个人体验的电影。影片故事开始于1971年,主人公吉勒是巴黎近郊的一名中学生,因为在校园里刷写革命标语误伤保安而开始逃亡。围绕着主人公出现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在经历了爱情与革命之后,再次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阿赛亚斯特别钟情于对那段历史的探索,对他来说,以1968年的五月风暴、反文化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早已经与他的青春融合在一起,被打上了“六八后”一代的烙印,当他通过电影重新回顾自己的青春岁月时,流露出伤感与纠结。
  阿赛亚斯是港台电影的忠实粉丝,喜欢侯孝贤和胡金铨,还就这两位导演的作品写过大量影评。那么他对中国大陆又持有怎样的见解呢?这些疑问都构成了澎湃新闻要采访他的原因,但又不是主要原因。很多人都可以谈左派革命,谈中国,但阿赛亚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一位电影导演。一方面他为了拍电影,对历史细节做了大量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既不是政客也不混学术圈,没有“站队”的刚需。
       周五傍晚6点半,阿赛亚斯如约出现:没有助理或是经纪人在一旁盯着,只有手机会不时震一下,阿赛亚斯瞄一眼手机,略显抱歉地解释道:哎,是家里月嫂又打来了。(小编不免要问一句,是他的新太太在做月子吗?
       
【以下文字整理自对阿赛亚斯的采访记录】

法国导演阿赛亚斯在巴黎“进步”咖啡馆陷入沉思。 周兴 图

 “很幸运,我搭上了五月风暴这趟车”
       我在巴黎远郊的农村长大,所以巴黎市内发生的事情我并没有亲眼看见,基本上只能通过看电视间接地了解情况。六八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十三岁,这个年龄的人是不可能参加什么政治运动的,但毕竟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整个法国社会都受到了五月风暴的冲击,我在日常生活中能明显地感受到:加油站没油、火车停驶、老师不来上课……所有这些看似普通的事件都告诉我,自己正在经历一场不同寻常的社会变革。历史的火车正从我的面前驶过,能够搭上这班车,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上中学的时候读过乔治· 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非常喜欢,奥威尔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写道民众的热情、媒体的歪曲与信仰的危机等。法国六八运动爆发之时,众多社会思潮中我最认同的是个人自由主义——所有的反抗说到底都是为了获得个人以及广义上的自由。
       有一点需要注意,当时,法国的毛派其实是由不同派别组成的,他们中有一大批是从巴黎高师毕业的,多多少少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更加理想主义一些。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发生以后,法国的激进左派再支持奉行极权主义的苏联就没有出路了。与此同时,不难发现法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是反对六八学生运动的,五月风暴会失败正是因为法共从中阻挠。于是,一部分比较激进的左翼人士转而把希望寄托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至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大跃进、饥荒以及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等——法国人很久以后才了解到。
       法国的亲中派是一个相对集中的小团体,主要分布在巴黎的大学里,尤其是在高师。塞尔日· 朱利(Serge July ,法国《解放报》创始人之一)、阿兰·吉斯玛(Allain Geismar,法国物理学家,因在六八学生运动中担任领袖而下狱)、让·罗兰(Jean Rolin)和奥利维耶· 罗兰(Olivier Rolin)两兄弟,以及马林·卡密兹 (Marin Karmitz,法国最大的艺术电影制作与发行集团MK2的创始人),这些人在1968年成立了一个名为“无产阶级左翼”的革命组织,是当时巴黎知识分子圈里最纯粹也最激进的毛派团体,他们也是最早的毛主义者。
       当时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起源于英美的反文化运动——嬉皮士、摇滚乐、抽大麻、性解放等等。我和同龄人一样,心中怀揣着革命理想,期盼着工人阶级的觉醒。殊不知我们心中所想和当时法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完全脱节的。那时候的法国工人阶级青年在想着性自由,也想抽大麻,只有我们在一厢情愿地指望他们闹革命。整个法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左翼运动派系非常多,用几句话说不明白。总而言之,当我读到西蒙·莱斯的那本书时,顿时感觉作者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之前自己关于中国的困惑都得到了解答。作者在这本书里——以及之后发表的一系列争议很大的文章中——批判甚至讽刺了法国的一些汉学家,还与其中的代表人物米歇尔·卢瓦【Michelle Loi (1926-2002),法国汉学家,翻译并研究鲁迅的作品,是阿尔都塞的妻子。其于1975年发表文章,公布了西蒙·莱斯的真实身份】打过笔战。
       西蒙·莱斯的这本书是在“自由场”出的,这家出版社可以说是法国国际境遇主义者的大本营,国际境遇主义团体成立于1957年,于1972年解散,是一个批判资本主义的激进左翼革命团体。主要成员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前卫艺术家,居伊·德波是团体的核心人物,著有《景观社会》一书,居伊·德波的著作就是由“自由场”出版的。我是德波的忠实粉丝,他的理论对我影响非常大。德波早在1967年就写了《中国意识形态的爆发点》,应该是整个西方极左学界第一篇反极左的文章,西蒙· 莱斯是他的继承者。
       同时期另一位法国汉学家魏延年【René Viénet (1944-),出版人、电影导演】,他也是巴黎五月风暴的学生领袖。他一开始在南泰尔文学院组织学生罢课,后来又直接参与了占领索邦大学的行动 。作为“自由场”的编辑,魏延年策划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著作,整个系列名为“中国丛书”,汇集了关于中国社会的不同声音。
       魏延年还拍电影,他的电影就是所谓的“恶搞”影片(film détourné ,亦可直译为“偏轨”影片),这是境遇主义艺术家们独创的一种电影形式,通常的做法是选取一部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通过颠倒顺序、刻意模仿等手段来表达与原作完全相反的意义,讽刺意味极强。魏延年会找来一些特无脑、特三俗的香港动作片,然后让法国演员重新演一遍。关键是他完全篡改了原作的对白,新台词的内容是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大讨论。他1973年拍的《辩证法能否碎砖?》非常经典。        
 “法国人比以前自由多了”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具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股政治热情”这个问题,有无数种回答的可能,其中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世界变了,六八运动正是变化的动因。1968年的五月风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没有人有能力把这段历史原原本本地描述出来。我眼中的六八运动首先是一场追求自由的运动,一场由年轻人发起,最终影响到整个法国社会的抵抗运动。声势浩大的极左思潮是六八运动的产物。虽然六八运动最终失败了,但是一部分年轻人从中看到了某种变革的能量,这种能量就存在于当时的法国社会之中,并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彻底爆发出来。
      六八运动前的法国是一个压迫性的社会,这种压迫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对青年人的压制、对性的压抑、对社会底层人群的压迫。而六八运动似乎在一瞬间冲破了覆盖整个法国社会的玻璃罩,个人自由终于成为了可能。
       今天,一个出生在社会底层的法国年轻人完全可以买一张飞机票去泰国的海滩上晒太阳抽大麻,这在1968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举的这个例子可能有点不太合适,但我想说的是:一个年轻人如果想要离开自己的出生环境或者逃避社会加给他的压力,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他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正好经历了这场社会变革,比起1968年之前的法国社会,生活在当下的法国人的确拥有更大的自由度,甚至可以说是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放”。虽然现在失业率很高,电视上总在讨论各种危机,法国人永远在抱怨这批评那,但我想说,其实现在法国人的生活——至少在个人自由的领域——并没有他们嘴里说的那样糟糕。
       今天的社会自然也有它的问题:如果你把票投给左派,左派政党或许会在原则上更加关心社会的弱势群体。如果你投给右派,右派政党会说:让我们把钱都投到那些能挣钱的领域,蛋糕做得越大,每个人分到的也越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政党,似乎谁也无法建构出一个新的社会模式。老实说,我不认为现存的政治体制还有多少创造社会福祉的可能,但是它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集体性的罪恶。新的可能性或许更多地存在于个人层面的创造与追求。
       我觉得今后真正能够推动世界改变——当然是指往好的方向转变——的动因会是一场全球性的环境灾难,今天的政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的紧迫性,甚至缺乏改变的勇气。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灾难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人热烈追捧像阿兰·巴迪欧或者齐泽克(Zizek)这样的人。一个老古董,一个小丑,他们的理论毫无说服力,但是,更好的模式又在哪里呢?
责任编辑:梁佳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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