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鲜读︱袁世凯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绝境的

        人人都有绝境，尤其是心理绝境。世人常说的绝处逢生，势必要趟过一条血路的。1916年的共和民国就流行着这样的话语：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君主立宪、袁世凯、洪宪、绝境。

        1915年11月21日，全国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就国体问题进行公决。1993张选票都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张反对票或废票。之后，各省区分别发出一份45字推戴书，内容相同，一字不差：“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新帝国以“洪宪”为国号，袁世凯的解释是，他要创建一个“伟大的宪章时代”。孰料新朝未立，举国舆论皆声讨袁氏。云南宣布独立后，袁问计于总统府顾问张国淦，张说要从外交、军事、舆论三个方面考虑，袁冷笑着喝道：什么舆论？我看中国就没有这件东西。人事历然，天道不疑。历史虽然无情，却很公平，众所周知的结局是，“洪宪元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四十五年后，陈志让在传记中信笔描绘着帝制乱局，对袁世凯亦有持平之论：

        他实际上完全成了独裁者，效忠和国家统一是对他复辟帝制的最好解释。……对于中国人而言，效忠于一个人，比忠于国家或忠于抽象的约法更易于理解。这样，袁世凯企图通过紧紧地依靠封建帝制的经验把人民聚集在他的周围，他终究被迫全部依赖于这条经验。

        袁世凯视君主制为某种高贵的努力，这种努力既代表那些怀着强烈保守思想和帝制信念的大众，也寻求他们的支持。为此，他不得不对公意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解甚至利用。陈志让在袁世凯身上用意很深。一本袁氏传记出色地描绘了清帝国的崩溃与民国的兴起。作为一部政治史传记，独具匠心的史家眼光与散文诗般的韵律节奏都独树一帜，陈氏甚至以其朴实流畅的文字而跻身文体家之列。他坦言写作袁氏传记时正客寓英国斗室，虽然如此，此书仍能不囿于俗套，没有编年史式的平铺直叙，亦绝少僵硬的史实罗列。在此意义上，《乱世奸雄袁世凯》亦是一本复杂而精细的小说。文字洗练、平实，并不刻意添加钢骨来做成时代的纪念碑，而是如叙事诗般，有岁月流转，光阴徘徊。

        民国之初，既有残留的梦想，也有初试共和的新规划，人们对这个脆弱却大胆前行的世界也只能采取挑剔与警觉的态度，洪宪帝制即受制于此种氛围。当时拥护帝制的主力是官吏和想做官吏的人。这些人对于采用何种国体其实并不在意，其中以曹汝霖最具代表性，他曾对帝制一事这样表过态：“我受总统知遇之恩，何能反对？”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怪异心态来自袁世凯。他的政治顾问莫里循在1915年的日记中称，袁在病中对他抱怨当总统的不如意：当清朝总督时所受的限制比当总统还来得少。在称帝蒙羞等事件中，袁世凯是怀着澄清天下的大志的，这是陈志让先生的独特见解。如他所说：“袁世凯复辟帝制，与其说是出自个人野心，不如说更大的影响来自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压力。”

        《乱世奸雄袁世凯》是一部成功的传记。这并不是说陈志让活化了袁的形象，而毋宁说是他使袁融入时代的动荡中，从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更深处，引向中国这个龙窟。当宪法堂而皇之地成为政治生活中不得不考量的因素时，许多政治人物都陷入困惑。龙窟中的宪法为新的时代创造出一个混杂着不能公之于世的苦斗、暗流、权谋的背景。惊人的观念不断涌现，每一个都试图为时代题名。袁无可挽回地走向帝位和死亡，而他的敌人并未巩固龙窟中宪法的地位。相反，宪法日益成为民国最于事无补的装饰物和政争的工具。

        是什么促使我们追逐袁世凯的生平足迹？又是什么促使我们醉心于民国史研究？宪法撩人心意，为什么建造“伟大宪章时代”的帝制运动却屡遭恶评？在这些问题中，陈志让并未试图把袁氏困住并使他屈服，以成就学者的宏大理论。同样，如果我们仍坚持在某个界限外驻足观看，上述问题永远无法获得诗意的解释。“民主国以法律为基石，立宪国则非依道德而不能立”，袁在国会演讲时的观点阐明了一个古典的帝国原理：政治的一体化以道德的一体化为基础。袁世凯要恢复的君主是立于法律之上的君主，这种卫道的君总是把道德看得比法律重要。袁的成败皆在谋略二字，思想史的眼光难以揣测，再富有想象力的文学选择也无法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塑像。或许，历史的奇妙处正在于非同寻常的行动所生出的莫名其妙。

        陈志让敏锐地觉察到袁氏之“思想贫乏”。他的尊孔、复礼、称帝，都是某种谋略，其来源正是植根于“儒家的政治结构”。旧的统治模式与观念未必是袁真正信奉的理想类型，但一统天下的热情和为旧制度服务的经验似乎持续不断地折磨着这位强人。袁甚至试图用“皇恩浩荡”来控制官吏士庶，有趣的是，正是他一手造就的军队重新使中国陷入混乱，最后沦为地位低下的国家（退化的国家）。在袁世凯之后，我们仍是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承天命者，如天子、领袖，抑或精妙的政制（礼法），究竟孰轻孰重？

        袁世凯是个集权论者，信奉大一统才有行动的大力，同时也试图利用诸如宪政、民主等外来思想。他的策略是锐化二者之间的差异，洪宪帝制恰是沟通这些异质事物（文化）的另类试验场。虽未成功，但袁在功败垂成的叹惋中仍有一丝收获的喜悦：他差一点就错过了帝王之身，而他竟没有错过，这无异于神话。在神话语言中，每一项志在恢复正义、挽救时局的事业，通常都指向某种属于过去的理想秩序。换言之，对美好历史的记忆是一种确证，它使我们确信征服未来是值得的，哪怕是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袁因此而成为一个“可怜的民族主义者”：

        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然而，他仅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

        洪宪帝制曾借助于神话意象，其耐人寻味处在于这段历史把我们及现实、当下推向无限反省的高度。陈志让对袁世凯称帝事件的解读颇值得玩味，他认为洪宪帝制的失败并不是帝制观念终结的明证，被这一尴尬历史送进墓穴的只是官吏君主制。袁世凯试图促成中央文官统治全国的新政局，但1916年后的中国却进入官吏依附于军人的军-绅政权时期。

        陈志让曾这样描述民国的“国情”：“法和统在近代中国基本上是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护法的人要护法，卫道的人要卫道。护法和卫道都靠军-绅集团的人，这几乎等于派罪犯当警员。”历史证明，军人也好，士绅也好，都是既不护法，也不卫道，只是各有各的活法与持守。他们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笔下雄心勃勃的“妖魔”“巨蟒”，如戴笠之类随儒家体系之消亡而破落的儒生，在王朝衰落时靠强大个性与谋略称雄。他们胸中的元气太盛，“万世不易”“君民共守”的宪章制度亦难收其心。在此意义上，陈志让的另一个评断才更加发人深省：“派系的斗争到处都有，但是不受规章、纪律、宪法约束的派系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特色。”虽然中国最终以革命的群众路线重建统一，但在袁世凯、蒋介石、戴笠所处的时代，政治考量的关键仍然是建立或者培养文化与政治上的一致性。广泛的政治参与无法收立竿见影之效，相反，强人、领袖都尝试培植少数有组织且易于控制的信徒（派系）。

        皇帝是真霸主，革命未必是真行宪。袁世凯对共和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与中国传统政治理想混为一谈，如周召共和、大同社会之共治共享。政治会议对祭孔、祭天的解释是：“民智未开，恢复古制将是挽救辛亥以来显著的道德没落的一个切实办法。”从这个角度来看，袁世凯希望建立的帝制不是从外国介绍来的，而是自秦汉以来逐渐发展完备的帝制。

        最令人惊叹的事情是，袁世凯的个性在革命中全然驾驭了一切。也许，袁在就任总统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全新处境：他终于可以放任对于君主（帝国）压抑已久的热情了。在洪宪帝制的戏剧中，我们决不会遇到例外的事物，所有发生的事都曾经发生过。袁世凯的所有努力都有古典可寻，寻来寻去的都是毫无新意却又意犹未尽。他是打了一个更大的窝，筑起一个更大的巢，等待自己来充当新王。可叹袁氏父子，一个是混迹朝廷的老练臣子，一个是不忘帝王梦的早熟青年，守着各自的心思，坐在政事堂中说诳。

        帝制运动的最大弱点是对人民信念的误判。陈独秀在1917年时就表示有限度地认同袁世凯的判断，即大多数人信奉君主制而对共和体制缺乏信念。袁的失误在于没有意识到信奉不等于支持，没有取得与民众的政治联系，同时也想当然地认为军人与士绅阶层都会对他采取合作态度，这是袁世凯失败的主要原因。莫里循对称帝一事也有类似的判断，他认为革命即使当年不发生，也不会再拖十年，不论施行共和或者帝制。

        世人常说乱世源于帝王内心的邪恶，其实世间哪得百炼成钢之心？心毋宁似玉，也要碎，也要养。绝境中的袁世凯如赌徒般尽失风度，自毁长城，这正应了胡兰成亡命日本时写下的诗句：“百年岂云短，急弦不可弹。”百年来的忧患刀兵，或许要待百年时间的残胜去杀，方得解脱。革命也好，立宪也好，都是时代的大誓愿，最终必是要成于文艺复兴的壮阔饱满。

        （本文节选自《疲劳的颜色》，景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