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培恕:我的父亲梁漱溟和他的好友伍庸伯、熊十力

澎湃新闻记者 张茹

2014-08-14 22: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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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人:梁培恕(梁漱溟次子)
       主题:儒家的生活世界
       时间:2014年8月14日
       主办:世纪文景
       【编者按】
       梁漱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 近日,70多万字首次全本单行的《梁漱溟日记》和重新校勘增订的《东方学术概观》的出版,再次引发读者对有“最后的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先生的极大关注。8月14日,梁漱溟次子、86岁高龄的梁培恕先生在文景艺文季上做了题为“儒家的生活世界”的主题演讲。
       梁培恕从梁漱溟的交友之道谈起,介绍了梁漱溟与伍庸伯和熊十力两位友人相识相知的往事,以及对二人所代表的两类不同的儒者的评价。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演讲内容的摘录:
       我本人的兴趣跟儒学没有太大关系,但先父去世以后,如何把他的思想财富保存下来,就变成我和家兄的一个任务了。我们都是在退出工作以后才注意自己的父亲。当然也还不算太晚,但是也是晚了。
       今天我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的角度去看先父的儒家思想。在民国初年,清朝刚刚倒了不太久,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有一些人,一些少数知识分子,他们很注意谈佛、谈儒,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交往,说社团又太重了一些。先父就结识了一些谈佛、谈儒的人,有的时候是他向别人请教,有些时候是别人向他请教,1918——1923年这段时间,他们互相认识,而且都是一辈子的朋友。
       我今天讲两个人,通过讲这两个人说明同是研究儒学,实际上个人的路子、路向有很大的不同。再加上父亲本人,这三个人,按自己的气质、个性来研究或者是来传播儒学。
梁漱溟为大众弃佛学转儒学
       我父亲之所以转向儒学,基本思想就是他明白一个道理,他说佛学的宇宙观、人生观,是一个终极的真理,但是太多的人不可能懂得他,不可能接受他,世界上面没有彼此之分,万物一体的,这个万物一体和我们的实际生活相差太远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情况下呢?完全不是万物一体的,而是对立的,我们和物是对立的,和人也是对立的,体会不到万物一体,悲悯众生也不存在,佛家的真理,好是好,但是只有极个别的人认识它。
       怎么办呢?他把救世的想法转向儒,因为他看了儒书之后,认为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儒学更积极、乐观,同时也很稳妥,他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就正合适,佛学太高,所以他后来是为了大众而放弃了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他就是这样转过来的。
       因此,他的这个态度和我下面要说的两个好朋友的态度就不一样,那两个人,应该说造诣也很高了,但是三个人都不一样,刚才我把我父亲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大家再听我说另外两个,会感觉三个人各有一套。
伍庸伯选择儒家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先说一个叫伍庸伯的先生,这个人我比较熟悉,因为熊十力先生和伍先生我都见过。由于有这样一个父亲,别人见不到的我都见到了。熊先生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伍庸伯,也不知道怎么样称呼他。是新儒家还是什么,我认为这些称号都不必要。在我父亲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补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我就先说一下伍先生。
       伍先生他原来是学军事的,是第一名的毕业生,而且很快就在军界一帆风顺。等到1916年中国买了几架飞机想要组建空军的时候,他是管几架飞机的空军。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空军司令,我吃惊。他说:“我不会开飞机,是别人扶我上去的。”这是他对自己的自嘲。一个人做军人活一辈子对吗?他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活,所以他就辞职。别人说你辞职吃什么?穿什么?他不管。后来他辞职了,而且他的陆军大学的同学和同事们,一人给他几块钱,他靠这个活着,在北京找各方面的基督教的牧师、和尚、道士,到北京大学去旁听。他用6年的时间,最终他选定了儒家最好,并且还有一个特点,他选定儒家之后,他再也不评价其他的学派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有什么长短,我就认为这个好,其他有什么我不说,他就是这样的态度。另外一个特点,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部队,但是在北伐的时候出任后方办公室的厅主任,掌握最繁重的工作。前面在打仗,他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北伐一完成他就辞职,他有两次代理广东省的主席,主席一回来他就交权,他的力量就是利用在本乡的条件,办教育,剿土匪,他的儒家学问只讲给本乡一些有兴趣的乡亲们听。
       我想说的是,他选择儒家的路就是差不多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周遭靠近他的,他也关心,或者说他也愿意辅助人们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跟我父亲不一样了。我父亲是说,他要用儒学来拯救人类,因为佛家太高,这中间关切的范围区别是非常之大。
       我只能用很少的几件事情来说明伍先生的不平凡,以及修身方面极其认真。他的老家是在广州以北几十里的地方,他进广州通常都是坐火车,几点几分有一列火车离他们村几里远的地方,他坐这一趟火车进广州。以前都是火车到他也到,但是有一次是火车已经到了他还没有到,如果他跑还能够赶得上,但是他不跑,他立刻就决定我今天回去了,回想今天我为什么没有赶上火车,因为火车是定时的,我去火车站需要走多少时间也是一定的,都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赶上?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他可以用来检查自己,防止一时之懈,顷刻之间心不在,他们强调心要刻刻在当下,不要走作。
       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和我父亲在那儿专心谈话,我16岁,我看的时间长了没有意思,就走向一个放着十几把枪的小桌子,因为他当游击司令,我想拿一把枪去玩。他并没有看我,但是他知道,我刚往那个方向走,他就说等一下,我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他不需要看我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口气非常平和,他这样一说,我立刻打消了玩手枪的念头,立刻回来了,这就是说明工夫,这都是小事,但确实是工夫。
       他后来在北京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进屋就看他的嘴唇缩上去了,上嘴唇盖不住牙齿了,有手指那么宽的缝子露出来,正好他拿着一个小镜子在看,他也看到牙齿露出来了,他说了一下,恐怕大势已去了,然后他就不吃药了。同时还对别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个时候死正好。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责任,对于乡土,对于其他的人都不负有任何的责任,此时生命的在与不在只关系到个人,所以他说此时正好,他不吃药就死了,这就是伍先生的儒家工夫实践的一面。
       他解书在我父亲看来是最正确的,为什么正确?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家,常常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加到古书里面。有一个毛病,解书的时候,多有转折,把一个意思加以改动,经过三五次的改动成了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古书的意思,用我父亲的语言说:“古人就我。”让古人来迁就我的意思,伍先生没有这个意思,他不善改古书,他对王阳明和朱熹的批评就是他们有这个问题,王阳明讲着讲着就要讲“良知”,就是“格物致知”,王阳明加了一个“良”,加了究竟好不好,它不是古书的意思了,这个古书在我父亲看基础是摆在那里大家看的,每个人自己去体会,不要你去改,要靠自己的心得去理解古书,所以他说伍先生的态度最好,他讲解书的时候最原原本本,一字一意,一句一意,而王阳明他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父亲对于伍先生长处的评价是什么呢?伍先生这样的解书,这样的实践,好在什么地方?可以利于初学普济一般人,他更明确地说,不要用心太过,虽然你是研究孔子的精神,但是你用心太过,用力太大都不好,这里面好像也是对于朱熹、王阳明的不赞成,反过来说伍先生在解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毛病。
熊十力最根本的毛病是我执强
       下面说一下熊先生,他是一个新儒家,这个“新”字我不太同意。熊先生很有名声,在我父亲看来他在后期有很大的毛病,他起初是不错的,但是这个人肯定是才气很高,对于儒学也有真知灼见,但是他有太多的毛病,这个最根本的毛病就是,要破我执,但是从来不破我执,虽然我执是谈佛的,但是我执强的人做什么都不好。熊先生他是有很多毛病,我跟大家说一些事,你们就知道他的毛病了,他的特点也非常有意思。十几年前台湾杂志让我写一个熊先生的介绍,当时我给他两个字“率真”,但是今天改一个说法,他有率真的一面,但是更应该代表他的一句话——熊先生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对外面的世界几乎没有感受,他也不想适应外界的变化,他终生都是穿中式的衣服,袜子、鞋子都是自己做的,腰带必然是一个布带子,不会是皮带,说话非常不顾忌环境。有一次我去看他,那里有一对夫妇已经在场,结果他骂起吴晗(著名历史学家),骂完了(吴晗),几乎把他妈也骂起来了。他很容易兴奋,兴奋之后他就管不住自己,说话非常粗,也离题很远,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主观太强,他把科学说得非常简单,汉代的时候出现了什么偏差,然后到宋明又出现什么偏差,好像是几个思想家造成中国文化里面缺乏科学,当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但是熊先生就可以说得这么简单。
       我父亲在晚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写长篇文章,给伍先生撰书。伍先生不著书,我父亲替他著,伍先生笑了,你听我的教导不但不反省还要给我著书,我刚开始说的,我父亲转向儒学就是惦记他人众生,所以他的注意力放在“他”字上其实就是他的感情,伍先生的感情不像他那样扩散的非常大,伍先生不仅不扩散,连他自己都管不住。
       我父亲晚年也为熊先生做了两篇文章,一个就是《熊著选粹》,把他书里面正确的东西摘录出来成为一篇文章,又把他的错误从早先一直到晚年,从小的地方到大的地方,都给罗列出来,他的晚年已经到了不可救的地步,掷笔兴叹。熊先生这个朋友,当初好的状况不可能在见了。
       【问答】
       梁培恕谈梁漱溟: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听任我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
       问:当今法治社会,儒学是人治,为什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这么多,不管是儒学也好,佛学也好,包括道家文化也好,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的悠久,儒学也有它的缺陷,你们觉得儒学的有为,当一个人内心道德素养在跟当下的一种法治不能够得到很完善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人治是不是有缺憾?
       梁培恕:我其实是外行,现在儒家,道德这个话说得非常多,但是在我父亲眼里面看,孔子没有特别注意道德,他的注意力是一个人的全部生活,就我父亲来说,他对于道德的看法就跟大家不太一样,大家很容易把道德看成一个约束人不让他越轨的东西,可是在我父亲看来,道德是在每一个人心里面才重要,而不是靠法的,你用外在的东西防止一个人出错,但是只要你一放宽他又跑了,所以是无用的,法制其实是一个外来的东西,西方人用法用得很好。而且实际上在输入西方法律以前,中国是没有法的,中国判案子是县长的事,县长就可以一通百通,根本就没有一个法,现在越修越多,其实也管不多。
       问:在台湾,初中、高中都要读两年的中国基本文化教材,我最佩服的人就是辜鸿铭先生,因为他说人类的出路就是中国文化,一点不错,懂六国语言的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关于辜鸿铭的报道太少了,他在日本讲学三年,这个资料可以从哪里查一下?(杜维明)先生版本的新儒家能不能作为我们一个武器?现在我们的滩头全部被西方腐蚀掉了,我们在国外打了漂亮的一仗,让我们现在有了信心。
       梁培恕: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社会,都感觉到不满意,我看得出来台湾人心里烦得很,大陆好像是蒸蒸日上,但是每个人心里又不是很踏实。我接触个别外国朋友,他们一入境还是觉得不一样,大陆跟我们想像当中还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我们看起来甚至常常有点逢场作戏,比如解放军救灾,可是外国人他可能不知道中国人有表演的性质在内,但是实际上,也还是动真格的,至少我们的部队战士还是动真格的。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看电视,洪水的时候,中国军队战士跳到水里面挡住洪水,而美国人不会做,他们保命是公开的,命要紧,军官不敢下令说跳,士兵也不会跳。有些地方,我们的老根还是在的,要有这个信心。事情坏到最坏的地方,转折点就要来了。
       问:梁漱溟先生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儒家形象?对于你有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梁培恕: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听任我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他不管我,我上学不上了,要自学,一会儿要学空军,哪怕一会儿要去开火车,离奇的想法,我的父亲都没有阻拦我,他的学生都有点担心我,上学不好好上,但是他好像泰然自若,自己撞了南墙就会回来了。
       从我上小学一直到上中学,在我成长的年代几乎看不到他。我母亲死得早,我们两个兄弟跟着他的学生,走到哪活到哪,他是说到做到,国家危难的时候他是不顾家的,那个时候是常常两三年不见他一次,后来我在广西跟他住了一两年,这段时间比我哥哥跟他接触多。他在游击区呆了8个月回来之后,找了一个特别的时间,把我们两个人带到重庆的北温泉住了半个月,他对我们两个兄弟进行教育,其它的时间他没有空,他专门抽了时间。一个是讲国家,一个是讲家庭的历史。通过讲这些事,给我们一个暗示,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他不是不关心,只是他采取的方法,一个是不给孩子立太多的规矩,另外关心你的走向如何,你的走向对了就可以了,这是他作为父亲的主要职责。从物质上来说,不要挨冻挨饿就可以了,物质条件到什么度为止,往下比不要往上比,我总结出来的就是这些。
       (本文根据世纪文景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演讲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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