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专栏：敌人的书能不能看？

        这就是本雅明的死，可能是二十世纪思想史上最荒诞的自杀事件，荒诞到了你真觉得老天会开玩笑的地步。而且故事还没完，很多年后，本雅明的好朋友、犹太神学家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来到了这个小镇的公墓，发现那块刻着故人名字的墓碑之下，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他说那座据说是本雅明墓地的地方其实只不过是“看坟人的发明。他们想的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存在，于是可以在探询者来访的时候收点小费”。的确，随着著作的陆续出版，本雅明声誉日隆，今天这块地方真的成了文化游客的小小景点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死了之后还要继续遭到戏弄，这才是老天爷的真正玩笑。

        同在1940年，曾经为纳粹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后来终身不得恢复教职的法学家卡尔·施密特，发现自己竟然也已陷身于四面楚歌的险境之中。要不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戈林出面维护，说不定他连命都保不住了，因为很多人怀疑他还不够忠诚。为什么号称是“纳粹桂冠法学家”的施密特会被党内同志质疑甚至攻击呢？线索可以在本雅明最后一篇重要文字《论历史的概念》里头找到：

        受压迫者的传统教导我们：我们所身处的“紧急状态”乃是常规。我们必须要获得一个与这个事实相符的历史概念。如此我们将会清楚看到，我们的任务是引发一个真实的“例外状态”，而这将会提升我们对法西斯斗争的位置。

        我晓得这段话不太好理解，也不打算在这里做些太过复杂的哲理探讨，且看它所对应的现实处境就好。那个处境就是1933年之后，希特勒利用了《魏玛宪法》的紧急条款，中止了这部宪法的实施，把德国带进了没有宪法的非常状态。痛恨魏玛宪法，长年攻击议会民主制度的施密特本来很欢迎这个举动，觉得这就是他再三申说的“例外状态”。可是希特勒却没有如他预想，以拥有至高决断权的主权者身份，来建立一部崭新的宪法，把局面从非常的例外状态带回到常规的秩序之中。所以他逐渐失望，甚至公然不满；对他来讲，混淆了例外与常规的区别，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站在左派立场的本雅明虽然使用了和施密特一样的术语，甚至同样期待一场例外状态的到来，但他却非常明确地把希特勒的夺权看成是寻常的“紧急状态”，一种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常规：拥有权力的人以各种各样的危急借口中断了法律和秩序的约束，然后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例外状态不是这样的；它应该是革命的、颠覆的，甚至神圣的，可以一举冲决所有体制，摧毁所有压迫人民的日常秩序。

        用个简单点的譬喻来说，那就是施密特和本雅明似乎都在呼唤神明的到来，只不过他俩心目中的神的形态是不同的。施密特的上帝是《创世记》里的造物主，虽然降下洪水，但却会把世界带回到一个更健康更美好的常态。本雅明想象的那个神则是《启示录》中的弥赛亚，与末日一起到来，真正地结束掉一切常态，并且赐下最终极的公义。

        交代过必须交代的事情，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施密特和本雅明这两个人的关系。这两个人其实没有什么私人关系，可能连面都没见过，只不过相互通了一两封书信，又在自己的著作里头提了对方几次而已。饶是如此，他俩埋藏在各自论述之中的隐秘对话却已成了一桩学界公案。过去二十年来，是众多哲学家、法学家和思想史学者探索钻研的热门话题。首先捉住大家注意力的，是那有点被夸大了的戏剧场景：一个是颠沛流离不断逃亡的左派犹太难民，另一个则是为纳粹站台的右派“官方”法学家；一个被迫自杀，身后名却无比尊荣；一个当时得令，余生则备受嘲讽攻讦。这两人又能发生什么关系呢？

        所以当阿多诺夫妇在整理和出版本雅明留下来的书信的时候，还特地抽走了他当年寄给施密特的信，因为那封自言深受对方影响的谢函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一个被纳粹逼死的人又怎么能感谢纳粹御用学者，还说自己的巨著来自对方的启发呢？那时候，许多知道真相的德国学者都觉得这事简直是个丑闻。然后，越来越多人开始发现这两大思想家之间的互动真不简单，德里达、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当代名家甚至以专著立说，力证此二人有一场跨越生死、持续了几十年的对话。仔细读过施密特的作品，我甚至觉得阿甘本等人可能还低估了这个对话的力度。给过本雅明灵感的施密特，不只力图回应前者的创发，守住自己的立场；并且还因应对方的批评，修正了原有的看法。直到1956年，本雅明去世十六年后，施密特仍然在他最后的遗著里认真思考逝者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