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邓小平实现了三大超越

        8月22日，邓小平110周年诞辰纪念日。

        8月19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采访地点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当天，众多国内知名党史专家聚集于此，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

        石仲泉告诉澎湃新闻，他这一辈子基本上是在“爬格子”，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和党史的研究。

        在石仲泉众多学术成果之中，《我观邓小平》这本书的分量很重。今年的上海书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增订本。

        在该书中，石仲泉对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功绩做出了评价：他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拨正了党前进的航向；开拓了第二次伟大革命，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书中，石仲泉总结了邓小平在新时期实现的三个“超越”，排在首位的是超越了个人本位观念的“自我”。

        石仲泉认为，邓小平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小冲击，几起几落，但他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相反，在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兴起之时，他挺身捍卫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的领袖地位。”石仲泉说。

        超越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石仲泉为邓小平总结的第二个“超越”。石仲泉认为，邓小平提出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一方面要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一方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又是不能不做的。”

        第三个“超越”，是超越了许多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石仲泉对邓小平的这个“超越”评价很高，认为“这一点应该大书特书”。

        其中，最为石仲泉推崇的，是十四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超越，有些人目前还没有接受下来。”石仲泉如是评论道。

        推进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邓小平在开放经济，进行改革开放之外，也注重民主制度的建设。石仲泉认为，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放权。

        在采访中，石仲泉直言：“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果，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度都受到破坏了，各种迷信、专断的作风越来越严重。”

        为了挽救十年动荡造成的损失，建立更加优良的制度，邓小平进行了一番改革：结束领导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培养年轻干部，并恢复成立中央纪委等。这些在石仲泉看来，都是邓小平智慧的体现。

        这些传统，也延续至今。

        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在2012年底出外考察首站就选择了深圳，重温改革开放之路，被视作向邓小平致敬。石仲泉认为，这表明习近平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路线，继续推进国家现代化治理。

        “解放思想、勇于担当、艰苦奋斗。”石仲泉认为，这些邓小平时代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依旧适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

如何总结邓小平的功绩？

        澎湃新闻：目前，大家对邓小平的贡献，经济方面谈得多，民主法制方面谈得少，这方面要如何总结邓小平的功绩？

        石仲泉：邓小平复出之后，就进行了拨乱反正，把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过去僵化的、半僵化的、封闭的、半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改为全面进行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

        不仅如此，在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就对政治的改革、对民主的建设发表了有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都要进行改革。

        社会主义总的说来是个好的制度，但是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过去在制度方面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特别是权力过分集中。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果，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度都受到破坏了，各种迷信、专断的作风越来越严重，于是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健全，他晚年也犯了错误，那个时候因为不健全的制度，也没能制止住他的错误。

        因此，邓小平提出，一定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制度，要结束领导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这就是非常大的改革了，这是推进民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澎湃新闻：你在论证邓小平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时有提到“集权高效与分权制衡”这一点。在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你认为如今党做出了哪些创新举措，来完善分权制衡的机制？

        石仲泉：集权与分权，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社会主义的优势是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集权的好处，但是集权要有一个度，如果跨越这个度了，那就走向反面，“文革”就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上的分权很成功。比如说搞“包产到户”，农民有了自主权，这就是分权。现在搞市场经济，这也是分权。

        在政治生活领域内，也要集权和分权。实话说，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尽管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依然还很不完善，路子还要继续摸索。

        最近纪委系统进行了体制上的改革，强调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班子的提名权。省里的纪委直接受中央纪委和地方党委双重领导，但是以对中央纪委负责为主，这就很不一样了，强化了垂直系统，这对地方党委能够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督，这是过去没有的。        

邓小平如何反腐？      

        澎湃新闻：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否一定伴随腐败？能否避免？

        石仲泉：只要有私有制存在就会有腐败，只要有私有观念存在就会有腐败。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要消灭私有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国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这个历史基因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是长期起作用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封建的东西在起作用，另外还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历史，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在隐性地、显性地发生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制度是很好的制度，但是我国历史的影响短期内不会清除。但是作为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自觉地消除这些负面的东西。

        光靠教育是不行的，还要靠制度来保证。一个靠思想教育，一个靠制度，尽量消除这些腐败的东西。很多官员开始是好样的，不然无法得到提升，但是上来之后，他自己不注意改造思想观念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经受不住一些诱惑了，放纵了自己，坏的东西就慢慢膨胀了，开始就很坏的绝对上不来。

        所以邓小平讲得很清楚，制度建设是根本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制度建设也是习近平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正在做的。我国的制度建设漏洞很多，还不健全。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加大制度建设，使制度定型，更加成熟。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很艰巨，还有7年时间，就到建党100周年了，所以时间很紧迫，任重道远。        

        澎湃新闻：邓小平曾提出了自己设计的党内监督机制，例如邓小平在1962年就提出对领导人第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另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有没有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邓小平是如何健全党内监督机制的？

        石仲泉：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他认为应该健全党内的监督机构，就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过去没有的。

        除此之外，他还成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因为老同志多了，“文化大革命”把他们耽误了，但他们还想做些工作，既然不能在一线工作，就让他们担任顾问的工作。在那时，这两大委员会都是重量级的，他们对于中央委员会可以起咨询和监督的作用。

        不过，这个中顾委是过渡性的，十四大之后就取消了。邓小平认为，中顾委不能干预过多，要把握个度，既然年轻干部慢慢成长起来了，就要放手让他们干。               

        澎湃新闻：邓小平是因为什么原因，意识到培养年轻干部的重要性呢？

        石仲泉：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逐步实现各级干部“四化”的要求，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就排在第二位，说明他很重视。

        在他第二次复出之后，周恩来总理病重，由邓小平主持工作，王洪文对此不服气，那个时候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是做接班人的。但由于邓小平的能力被大家认可，后来被委以重任。当时王洪文就说：“10年之后再看。”

        当时，邓小平71岁，王洪文40岁。邓小平说，“我们都老啦，我们一定要找接班人。”邓小平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习近平“近平”之路        

        澎湃新闻：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例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你认为现在党有没有继续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呢？

        石仲泉：应该说，习近平去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现在党是完全在沿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足迹在推进，并在新时代与时俱进。

        习近平一上任，首先到深圳考察，还去了邓小平的铜像前献花、植树。从他上任后的许多做法看，是在继承和发扬邓小平的思想作风。我曾做过一个解读，近平，近平，就是接近邓小平，向邓小平致敬。

        澎湃新闻：你能否总结一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考，以及改革开放走到现在，我们还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石仲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在初级阶段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看得很长远。充满信心。

        目前应当说，我们这几十年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相当不错的，没有发生大的起伏动荡，基本是平稳的。邓小平曾说过，相信他的同志们和后人们会坚持这个道路走下去，不会改变。

        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要把这个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还是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动摇，不能碰到什么问题发生反复。

        第二是，坚持反腐倡廉，反腐败斗争坚持搞下去。党的形象直接体现在身边的官员形象怎么样？贪不贪，是不是为人民服务，两袖清风。

        所以这两年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共中央查处省部级官员有近40个，力度很大。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力度，有一个查一个。

        第三是艰苦奋斗。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作风改变了，收敛多了。光收敛不够，还要树立艰苦奋斗的作风，因为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国家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一定要把艰苦奋斗坚持下去。        

        澎湃新闻：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我们应该如何从邓小平身上汲取智慧？

        石仲泉：第一是思想解放，要与时俱进。

        邓小平的眼光是很远大的，这与他十六岁出国留学有很大关系，有开阔的胸怀和视野，所以他就能够把握大局大势。

        在“文革”时期，江青借“万吨轮船”批判邓小平。他觉得好笑，建国这么多年，造个万吨轮船就骄傲了。这算什么？我出国的时候就是坐万吨轮船出去的。那是一幕遮天，坐井观天，在他看来万吨轮船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他说，我们社会制度很好，一定要把外国好的东西都要吸收过来，让制度更好。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不解放思想不行。

        第二是担当精神。要敢于拍板，要敢于实验，敢于闯。

        没有冒的精神，就干不成大事走不了新路。那个时期不少官员，高级官员都缺乏敢于闯、敢于冒的精神，要100%的正确才能办事。

        邓小平从来不这么认为。他说，发现错了改就是了，没什么了不起。现在我们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进入了攻坚阶段，更需要这种闯的精神。闯，就要有担当的精神，不能前怕狼后怕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错过了就晚了。

        第三是艰苦奋斗。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三十多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还很落后，所以要艰苦奋斗，不能沾沾自喜！要看到我们的不足，贫富差距问题、贪腐问题都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