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邓小平的新闻观

       有人说，邓小平带给我们最大的思想红利，就是让中国“富”起来。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莫大误解，只是单方面强调了邓小平思想的唯“物”性，忽视了邓小平思想对整个精神世界的巨大、深远影响。

        30多年前的中国，形势远比现在复杂、严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是死局。国力积弱，民生凋敝。物质生活极度贫瘠，精神生活处处雷区。要结束这种极端社会状态，唯有改革。但改革是一步险棋，稍一不慎，满盘皆输。究其原因，除了体制风险之外，还有思想禁锢引致的风险。那个时候，人人皆是“过去时”思想的囚徒，要突破这一步异常艰难。

        邓小平以其超人之胆魄与智慧，大胆、审慎地告别“非常态”，让走偏的社会和思想回归于常态，其中，告别极端思想、回归思维常态尤为紧要。邓小平大胆推动思想解放，超越“左”、“右”之争，突破一个又一个思想禁区，为改革清理思想路障。同时，把握思想解放的尺度，控制失度带来的风险，既不极端，也不保守，始终保持思想的活力与张力。

        邓小平的贡献之一就是，将人民和媒体该有的权利返还给他们。这权利包括表达的权利和监督的权利。“人民的信任是报刊得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报刊就会萎靡不振。”“人民报刊的作用在于唤起人民热烈地关心国家，使国家同它的公民亲密相联、休戚相关，是个人同国家以及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纽带。”这是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经典论述。媒体作为连接执政党和人民的纽带，其功能在极端时代遭到严重扭曲，致使媒体与人民的亲和性被阻断，造成党的新闻宣传事业陷入全面被动。“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如何倾听人民的声音？需要不失时机地开放媒体表达的空间，让人民的声音在媒体管道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表达，实现新闻党性原则与人民性原则的统一。通过改革，邓小平让走失的人民性重新回归到党性原则，从而让人民性和党性合二为一。所以我们不难看到，媒体在见证、纪录、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在火热的改革实践中，媒体的表达和监督功能也得到了张扬，最终催生了媒体多样化的格局。

        邓小平的新闻传播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即是中国从“非常态”时代转向“常态”时代的产物。他的新闻传播思想充满辩证智慧：一方面，他强调思想解放，突破形形色色的禁区，还权利于媒体；另一方面，他时刻防范思想解放与舆论开放带来的风险，把控解放与开放的节奏和节点。比如，强调传媒的党性原则，注重传媒的社会效益，要求传媒为改革保驾护航，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些要求，意为媒体改革划定底线。

        在后邓小平时代，改革仍然在继续，奇迹还在上演，但危机也在与改革赛跑。当下中国舆论场可谓是众声喧哗，乱云飞渡。由此带来的舆论“流动性过剩”问题甚为突出。这种舆论“流动性过剩”是社会转型与媒介生态转型的产物。诱致舆论的“流动性过剩”原因多多。概而言之，有三大主因：一是社会张力加大，“结构性怨恨”升级。当下中国正处在社会情绪的高位态势。这种情况下，外部性诱因一旦出现，于易失控走火。二是媒介活性诱致舆论表达过度活跃。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颠覆了中国既有的舆论表达格局。这一深刻的变化源自于新媒体所释放出的巨大活性。与传统媒体比较，新媒体具有惊人的破茧力量。三是源自对风险的不当干预。新媒体与生俱来的技术活性，本能地解构外来的控制力量。新媒体星罗棋布的信息节点，病毒式传播，这些都给舆论管理增添了极大难度。对于处于改革深水区的当下中国来说，各类不确定性的激增给舆论管理带来极大的风险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若出手不慎，技术粗糙，即会造成舆论的逆向反弹，甚至引爆舆论危机。有人认为，当下中国面临新的“非常态”。在这种情势下，应收紧表达的边界，严控舆论的风险，并将思想“维稳”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这种“非常态”思维只会加剧危机的升级，将局面弄得更糟糕。

        其实，今天的中国，亟需破解的仍是“常态”问题。只不过，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常态”，即邓小平时代的升级版。眼下，一个突出的现实是：我们不可能回到封闭、禁锢的环境中了，“全面开放”已经成为无法回转的常态语境。新闻工作必须直面这一现实。在“全面开放”条件下做新闻工作，如何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再用旧的宣传理念和模式，其效果在实践中已反复被证明是低效度的。在环形包围的挑战面前，需要我们超越“非常态”思维惯性，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应对“新常态”的挑战。在这方面，邓小平新闻思想的启迪永不会过时。我们须从邓小平思想中汲取力量和灵感，让这位中国改革之父的思想照亮我们前行的旅程。

        坚持改革，解放思想，才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