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帝国为何失败:四代领导人做错了什么?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2014-08-22 00:59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编者按:苏联帝国为何失败?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包括前苏联、中国、甚至作为战胜者的西方20多年。近日出版的《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一书被誉为“这是有关冷战中苏联一方的最好的历史书”,从苏联的立场检讨了这次奇怪的失败。
       “苏联经过多年建设起来的庞大军力并没有、也不可能抵消其深刻的缺陷——克里姆林宫和有影响力的苏联精英们在思想信仰及政治意志上的销蚀。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并没有准备为他们所不相信的事业和他们并未从中得到好处的帝国流血牺牲。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也许是现代历史上最奇怪的帝国——并没有奋起还击,而是选择了自尽”。
       澎湃新闻授权编选了本书的“结束语”一节发表,在进入正文之前,先看看本书对苏联四代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一些刻薄但却理性,甚至有些诙谐的评价吧。
       斯大林:在苏联领导人当中,约瑟夫•斯大林是最残忍的,但也许还是最犬儒化和最务实的。他控制了大部分关键领域的决策,尤其是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军事及对外事务。重大决策大权独揽看上去很美,但到头来它也放大了他的错误与失误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种大权独揽也是冷战爆发的原因之一。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个人的干劲、野心以及他不时地心血来潮想要消除斯大林对苏维埃体制及苏联社会影响的企图,成为苏联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变革的主要动力。
       勃列日涅夫:他跟他的政治局同事和他这一代大多数官员一样,仍然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他是第一位以下面这种身份在苏联精英和人民当中建立其合法性的苏联统治者:他不仅是增强实力并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强硬姿态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和平的缔造者。
       戈尔巴乔夫:这位总书记最终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他想对共产党进行改革,想要改造苏联社会并把苏联融入“欧洲大家庭”。但他心中怀有许多大的错觉。首先是以为在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后遗症及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束缚之后,苏联会变得更加强大。其次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出手相助,实现把苏联的改良主义的共产主义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宏伟大业。
       
       在二战后的四十年中,苏联各位领导人和精英们竭力想保住并扩展从这一磨难中崛起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在取得对纳粹德国的历史性胜利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苏共精英、军方、安全警察以及军工综合体的成员,多数都开始认同这样一种想法:自己的国家是个应该在世界上起核心作用的大国。苏共精英中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中心论和非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例如,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开始融入这种新的集体认同之中。尽管战争造成的严重损失和物质破坏让苏联社会元气大伤,因而渴望持久的和平与更好的生活,但它们同样也巩固了苏联精英中的这样一种日益强烈的情绪,即,苏联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全球性的帝国。
       除了外交与情报方面的文件,有关政治局活动的文献证据也表明,克里姆林宫当时对于全球的权力关系现实是承认的,并把谋求加强苏联的实力放在首位。但苏联也以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名义,建设并捍卫着自己的社会主义帝国。列宁主义思想的种种承诺——与不平等、剥削和压迫展开全球性的斗争;在国际上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休戚与共;让劳苦大众的生活有大幅的改善——依然写在苏联的旗帜上和党纲中。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国际行为的指导思想都是地缘政治野心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承诺的混合物——革命与帝国范式。从斯大林到安德罗波夫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以及多数苏共精英、对外政策官员和安全警察——哪怕是他们中最犬儒化、最务实的人——对于自己采取的举措,总是要用意识形态的一套说辞来证明其合理性,并用马列主义的术语来加以表述。
       在苏联领导人当中,约瑟夫•斯大林是最残忍的,但也许还是最犬儒化和最务实的。他决心巩固二战期间苏联获得的领土与政治利益,在苏联周围建立一个专属的安全缓冲区。到1945年秋为止,他一直是战绩辉煌。他手中的牌包括:对苏联军队的领导权;与英美的伙伴关系;中欧各国因战火的蹂躏而变得羸弱不堪;中国内战;苏联作为击败纳粹主义的首要力量而享有的崇高威望。斯大林本来希望他可以在不触怒美国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但美国人很快就宣布,自己是自由世界反对苏联扩张的保证人。苏美对抗从一开始就与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有关,它是两种形式的现代性、两种生活方式以及两个潜在的全球帝国之间的冲突。
       冷战为苏联的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正确性及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鉴于美国对共产主义采取的遏制与逼退政策,苏联人要么拆散他们的帝国,要么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为之斗争——这一点是越来越明显。斯大林的理解力很强。甚至是在冷战开始之前,他就试图恢复自己对苏联精英和社会的绝对控制,并想把这种绝对控制延伸到东欧各国。大规模的国家宣传,以民众的感情为资本建立了战时的国内阵线。精英阶层中大部分人的看法都跟斯大林的一样,认为美国正在准备发动下一次战争。斯大林还像二战前一样,试图用一连串越来越残忍的清洗来加强对苏联精英和社会的控制。1953年3月,就在军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仇外情绪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领袖突然去世了。
       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很快就认识到,与美国的战争并不是必然的。他们共同设计了“新对外政策”,目的是缓解苏联与西方各国的紧张关系,确保长期的“和平共处”。不过,现在的新证据并不支持先前人们持有的看法,即在斯大林死后,为了维护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作用降低了。实际上,克里姆林宫里的新统治者与苏联精英们依旧是赞成革命与帝国范式的,这种范式仍然是他们集体认同的核心。
       有几方面的因素强化了这种认同。首先,苏联领导集体从斯大林那里继承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决心把它保住。除了二战的记忆之外,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也使得任何主张苏联退出中欧的观点都不具有合法性。例如,到1953年,在苏联的各位领导人与精英眼中,东德已经成为他们中欧帝国的珍宝和中心,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价值,苏联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它。克里姆林宫还想用慷慨的援助和为其对外政策提供支持来维持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对东德这方面因素的考虑迫使苏联在中欧一直保持庞大的军事存在,而对中国这方面因素的考虑则让克里姆林宫不断拿出革命的诚意,表现其对共同的意识形态原则的忠诚。即便是在中国的各位领导人向克里姆林宫在共产主义阵营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之后,苏联的各位领导人还在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和恢复中苏意识形态同盟之间举棋不定。他们选择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尽管同时又在越南战争中与中越两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其次,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有利于这样的领导人:他要兼有灵活与强硬、务实与思想正确。赫鲁晓夫打败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时候,声称他们准备把东德送给西方。而他在战胜莫洛托夫的时候,又在党政精英们面前说,莫洛托夫死板的外交方式没能分化敌人,反倒使他们联合起来。尽管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但他也感到,在把苏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作为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替代品在全球推销的时候,有必要证明,他能够洗去这种制度中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
       再次,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增长。50年代,苏联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拥有热核武器的超级大国。随着国力的增强,诱惑也来了:突破美国人为遏制苏维埃帝国而在其周围设置的障碍,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更为有利的和解方案。与此同时,苏联实力的增长——这一点突出表现为1957年“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的发射和1961年尤里•加加林的太空之行——极大地增强了苏联的现代化模式在世界各地不发达国家中的吸引力。
       赫鲁晓夫个人的干劲、野心以及他不时地心血来潮想要消除斯大林对苏维埃体制及苏联社会影响的企图——虽然不是始终一贯的——成为苏联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诸多政策变革的主要动力。起初,靠着赫鲁晓夫的能量和“新对外政策”,苏联人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赫鲁晓夫对革命与帝国范式的狂热信仰,再加上冷战的对抗逻辑,使得他一再考验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忍耐力。赫鲁晓夫相信,苏联与西方这两大集团之间在军事上开始形成的均势,将迫使西方各国在全球退却。同时他还坚信,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新对外政策”之所以很快就把它的重点从缓和并在欧洲采取务实的防御措施变成在柏林的冒险和向第三世界输出苏联的经济政治模式,可以从他对核边缘政策的痴迷和他的救世思想得到解释。赫鲁晓夫和他的领导集体在1955年和1956年成功挫败了美国包围苏联的计划。然而,从1958年至1962年,赫鲁晓夫一直都在支持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拉丁美洲的整个第三世界的所谓民族解放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政权。这种做法的高潮出现在1962年,当时赫鲁晓夫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冒险决定:部署苏联导弹来保卫古巴。只是在热核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头脑才清醒过来,选择了撤退。
       古巴导弹危机使得核边缘政策的做法和无限制的救世思想名声扫地。1964年10月取代赫鲁晓夫的新领导集体找到了一条比较安全的促进苏联利益的道路:与西方各大国谈判并以实力为依托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其副手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也支持这种看法——对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和苏联社会主义帝国来说,缓和与西德的关系并与美国达成协议,要比向西德施压并与美国继续进行军备竞赛更有利。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体当中,勃列日涅夫是推动缓和的关键。他是第一位以下面这种身份在苏联精英和人民当中建立其合法性的苏联统治者:他不仅是增强实力并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强硬姿态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和平的缔造者。跟赫鲁晓夫不同的是,他是个有力而且耐心的谈判者。如果不是勃列日涅夫,1972~1974年的苏美缓和“高潮”很可能就不会产生。
       不过,勃列日涅夫尽管大权在握,但与其说他是个做决定的人,不如说他是个寻求共识的人。而且他跟他的政治局同事和他这一代大多数官员一样,仍然是革命与帝国范式的囚徒。勃列日涅夫和苏共政治局宣布,不会用武力来敲诈勒索,可他们永远也不会觉得这种事自己干够了。在其核力量处于巅峰时期,苏联统治者和军方仍然认为美国占据优势,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敲诈,否则就在核战争中打败苏联——这正好与美国保守派对苏联的看法一样”。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安全与对外政策缺乏连贯的战略,支配它们的是意识形态与官僚主义的惰性,以及形形色色的宗派利益与钩心斗角。虽然与美国开展了军控谈判,但苏联在军事上大规模扩充战略实力的过程并未中断。而且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在非洲,苏联人又像赫鲁晓夫时代一样,发现自己滑向了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扩张主义,陷入了与美国对抗的零和游戏。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声称,缓和只是幌子,克里姆林宫实际上是想占据军事优势并在冷战中取胜。他们错了。自从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社会一直在改变;在60、70年代,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以及勃列日涅夫之后的缓和政策,在苏联国内造成了第一次严重的分裂。从艺术和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到某些“开明”的苏共官员,苏联的精英们开始克服残暴和猜疑遗留的影响。“铁幕”的部分打开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旅行和交流的机会,慢慢地消解了苏联人的仇外情绪、军国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尽管苏联军方、克格勃和军工综合体依旧强势,但其他官僚机构却开始失去其斯大林主义的优势地位。在实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当中,支持扩大与西方国家经贸往来的呼声一直很高。在受过教育的精英当中,进行对比和自由思考的能力开始提高。最近进行的一项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意识形态状况的研究发现:“马列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急剧下降,结果就削弱了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俄罗斯的一位杰出的学者表示,到70年代初,“国民关于共产主义理念可以实现的梦想”已经破灭。与60年代初的“强共识”相反,仅仅十年过后,就出现了“威胁到苏联社会的存在本身”的“彻底的分裂”和“真正的冲突”。在70年代的缓和期间,甚至到了80年代初,这种趋势还在蔓延,从而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埋下了伏笔。
       苏联的意识形态依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成为苏联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它非但不能起到动员作用,反而带来了虚伪、犬儒化和怀疑。在1968年对“布拉格之春”的残酷镇压之后,哪怕是最理想化的苏联知识分子也对共产主义思想失去了兴趣。政治领导人、官僚和各行各业的精英,都开始把官方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仪式,与他们自己真正的思想倾向完全是两码事。意识形态的教条仍然是管理国内政治言论和描述国内政治状况的工具。它也还是以大国沙文主义为中心的官方集体认同的关键,而日渐徒有其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然承认莫斯科的世界中心地位。
       本书所证实的一点是,领导者个人对于苏联国际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特别是斯大林;他控制了大部分关键领域的决策,尤其是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军事及对外事务。重大决策大权独揽看上去很美,但到头来它也放大了他的错误与失误所造成的影响,而且这种大权独揽也是冷战爆发的原因之一。斯大林之后的领导人就差远了,但就像赫鲁晓夫的核边缘政策与勃列日涅夫对缓和的贡献所证明的那样,他们的作用也至关重要。勃列日涅夫因病造成的人格分裂,是苏美缓和的形势迅速下滑、欧洲军备竞赛加剧以及1979年12月苏联最终在阿富汗采取干涉行动的原因之一。这次灾难性的入侵是革命与帝国范式强大惯性的最后一次大展示。苏联的各位领导人担心把阿富汗让给美国(他们低估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运动的潜力),便用武力更换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本指望几周或几个月后就可以撤军,然而却事与愿违,在那里深陷泥潭几近十年。入侵阿富汗再次推动了美苏对抗。它也是苏维埃帝国史的一个分水岭。与伊斯兰游击队的漫长的战争,削弱了苏联国内对扩张主义政策支持的力度。
       在华盛顿,里根政府希望利用苏联在阿富汗的困境,迫使苏联退出第三世界。在1980~1981年,它还向莫斯科施压,让苏联人不要入侵波兰——当时该国的团结工会向共产主义政权发起了挑战。但西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反倒把克里姆林宫变成了一座虽被围困却还在坚持战斗的堡垒。苏联的各位领导人私下里宣布不会在波兰使用武力,不过这一决定与美国的政策几乎没有关系。在阿富汗,他们还是宁可冒更多损失的危险也不愿意灰溜溜地无条件撤军。结果,第二阵冷战之风反倒使苏联的对抗立场和苏联精英及老迈的政治局领导层集体认同中的反美成分继续保持了下来。
       罗纳德•里根的幸运在于,他的总统任期刚好赶上克里姆林宫的更新换代和老近卫军的退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自斯大林以来第一位对意识形态与苏联安全利益的关系做出重大调整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从苏共统治机器中的一员,逐渐成为一位注重意识形态的出色的国务活动家。但他没有照搬革命与帝国范式,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新思维”——一种模糊的追求世界大同的救世良方,它吸收了戈尔巴乔夫那一代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在二十年前所珍爱的有关民主化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念。实质上,这位总书记最终更靠近的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戈尔巴乔夫想对共产党进行改革,想要改造苏联社会并把苏联融入“欧洲大家庭”。但他心中怀有许多大的错觉。首先是以为在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后遗症及革命与帝国范式的束缚之后,苏联会变得更加强大。其次是以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出手相助,实现把苏联的改良主义的共产主义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宏伟大业。
       就像先前的各位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用在改变苏联的国际行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公开放弃斯大林对外政策目标背后的意识形态考虑,并宣布不使用武力、不再对过去的罪行保持沉默,以及拆除用来维持社会主义帝国的种种封闭的壁垒。不到一年,这个帝国就在中、东欧崩溃了。两年后,苏联本身也土崩瓦解,分裂成十五个独立的国家。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有一段漫长的过程,最终导致了这一巨变。最重要的是,在苏联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当中,不惜一战的意志在不断衰落。1953年,斯大林继任者们的立场从对抗变成了缓和。赫鲁晓夫在1958~1962年间对西方的施压,尽管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后果,却并非出于纯粹攻击性的目的;这位苏联领导人笨拙地想让西方大国按照苏联可以接受的条件去结束冷战。对于二战有着亲身体验的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人民应该得到持久和平。缓和政策的实行,实际上需要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层偷偷地放弃阶级斗争思想,不顾忌西方诸强的资本主义性质而与其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从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煽动战争和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的恫吓到戈尔巴乔夫的结束冷战,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成了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
       应该再次强调的是,总的来说在冷战史中,具体来说在苏维埃帝国的兴衰史中,意识形态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在70年代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帝国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帝国之前,意识形态的因素一直是苏联决心与美国抗衡并进行扩张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信仰体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趋势,苏联领导层与精英们在表达其国际行为及安全利益的时候,还在继续使用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套语言。但同样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也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显得古怪,甚至可以说怪异。尤其是一些过时的或者说误入歧途的意识形态臆想,使得斯大林于不经意间引发了与美国的对抗,后来接着又是朝鲜战争。不同的但也是误入歧途的臆想,使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以为,可以以实力为依托,通过谈判来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苏联的垮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像充满救世热情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倡导“新思维”,拒绝把武力作为强权政治的基本手段来使用,哪怕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秩序。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
       这本关于苏联国际行为的书也揭示了美国在冷战中的行为的非同寻常的影响与性质。美国从未接受中欧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而且反对亚洲、非洲和中美洲的所有由苏联支持的革命运动。与西欧人不一样,美国人为苏联留下的妥协与交易的余地非常非常小。除了60年代以及尼克松与基辛格的缓和时期之外,美国的历届政府都坚持要求苏联人,在有可能进行任何持续的适应性调节之前就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是他们的体制。美国的政治自由与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跟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一样,具有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自以为救世主的性质。在这种意义上,冷战演变成两个自以为救世主的中心之间你死我活的战斗,它们把两极对立的逻辑强加于世界并把其他国家、运动和意识形态都挤到了一旁。
       在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中,美国作为仅存的超级大国胜出了。但本书对美国人应该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他们似乎因为这场胜利而变得得意扬扬,并把从中得到的经验推广到它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对外政策中。美国的有些政治家和评论家说,对苏联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当时发挥了作用。那些惯常这样说的人,即使是在今天,对那个作为其遏制目标的国家的认识也非常模糊。里根的极端崇拜者们还在声称,他的反共“圣战”和“战略防御计划”赢得了冷战。回头想想,除了在这场对抗的终局中扮演了小小的角色之外,很难说“战略防御计划”还有其他什么作用。不过,应该承认,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最后几个阶段,里根的作用至关重要。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交往中感觉到了历史机遇,而且最终抓住了这个机遇。但是,对国际关系史贡献最大的,不是作为冷战斗士的里根,而是作为和平缔造者、谈判者以及核裁军支持者的里根。
       美国也很幸运,能够拥有一个在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对手。这个对手是欧洲人寻求现代性的产物。换句话说,冷战是两个远房表兄弟之间就实现这个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好的道路问题而展开的竞争,不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朋友与敌人之间的竞争。有些西方学者,还有许多俄罗斯人,现在都认为俄国的运气太差,成为那种特别邪恶和暴力的现代化道路的试验场。那种现代化的道路承诺说,从经济和社会的落后状态到现代而开化的状态以及合理的计划与社会正义是有捷径的。起初,苏联版的快速现代化道路让苏联在二战中获得了胜利,同时还使它拥有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不发达的第三世界赢得了许许多多的支持者。然而,到了后来,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事情越来越清楚:美国的现代化模式,连同其政治自由、私人的创业精神以及大众消费主义,在资源与创新精神方面要强很多。在美国模式的帮助下,西欧、日本以及美国的其他一些盟友(尽管不是全部)都变得更加繁荣,生活质量更高,超过了苏联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国家。西欧人设法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要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
       最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维埃帝国内部及其精英当中的没落,以及西方民主化现代化模式的不断增长的吸引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与托洛茨基在1926年期望的以及赫鲁晓夫在1961年夸口的相反,资本主义这辆火车在世界上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对于苏联领导人、精英以及全体公民来说,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苏联社会主义这趟车永远也追不上资本主义,反倒可悲地被落在后面越来越远。这反过来又削弱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以及大部分“开明”的苏联精英对于帝国的认同感。如果事实证明苏联的现代化道路不是一条捷径,而是个死胡同,那为什么不改弦易辙呢?如果这个社会主义帝国越来越成为累赘,制造出“几个阿富汗”,还有那些破产的中、东欧政权,要靠苏联的补助来维持,那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帝国呢?戈尔巴乔夫,连同他那虚假的“新思维”,是想把苏联反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与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这样做是徒劳的,但从历史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叩着远房兄弟的门,要求和解。
       不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受到了怎样的误导,它总归给当代最旷日持久也最危险的对抗带来了和平的结局。苏联经过多年建设起来的庞大军力并没有、也不可能抵消其深刻的缺陷——克里姆林宫和有影响力的苏联精英们在思想信仰及政治意志上的销蚀。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并没有准备为他们所不相信的事业和他们并未从中得到好处的帝国流血牺牲。苏联社会主义帝国——也许是现代历史上最奇怪的帝国——并没有奋起还击,而是选择了自尽。
《失败的帝国》
作者: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 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原作名: A Failed Empire: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tschov
译者: 李晓江
出版年: 2014年6月
页数: 656
定价: 88.00
      
责任编辑:马睿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苏联, 戈尔巴乔夫, 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