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作者：人生难得几回搏

        1978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当时引发强烈反响，也引起邓小平的重视。经过岁月的验证，如今人们普通承认，与“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并列为现代中国“三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由这篇文章引发的。

        8月19日，该文主要作者胡福明在自己南京的家中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他承认，完成这篇文章后自己压力确实很大，但当时他已觉察到“中国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要改弦更辙，所谓“改弦”，就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根弦去掉；所谓“更辙”，就是要另辟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人生关键的时刻，我选择搏一搏。”胡福明今天的语气依然坚定。

学习哲学可以更好地认识社会

        胡福明是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他就读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当时之所以想做记者，是觉得这个行业可以了解社会，但后来他发现，仅仅了解社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正确地认识社会。为此，大二起，他开始旁听哲学系的课。

        胡福明最后发现自己是真的对哲学感兴趣。1959年临近毕业，本来要被分配去中央级通讯社当记者的他，因为学校党总书记要他去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继续深造，他欣然前往。1962年冬，胡福明作为一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选择去南京大学政治系教书。

        “文革”开始后，南京大学是继北京大学之后最先卷入“文革”的高校。在距离南京市区200里的南大溧阳分校带领学生劳动建校的胡福明很快也受到打压，成为“黑帮分子”，被批斗、带高帽子游街、抄家、被勒令劳动改造。全家受到牵连，就连他3岁的女儿也被人骂作“黑崽子”。

        胡福明不仅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还被扣工资，每天扫厕所、拉板车、进行劳动改造，“我们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只能写检查、认罪书，如果不去学校必须请假。1967年2月，我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就先去学校劳改队请假，这件事让我记忆很深刻。”胡福明回忆道。

        对胡福明以及千千万万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文革十年太漫长了。胡福明们作为经历者，他们看到的是：老百姓饭吃不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到处都是冤假错案……“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胡福明说。

看到“两个凡是”大吃一惊

        1976年，在得知粉碎“四人帮”的当日，举国欢庆。胡福明特地买了瓶酒、买了几只蟹，全家一起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天。

        “粉碎’四人帮’以后，老百姓共同的首要愿望是，要为1976年’四五运动’平反，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这个愿望当时在我们全校师生中就很强烈。”胡福明说，同时，他们还要求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把他们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摘掉，否定对17年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1977年2月7日，“两个凡是”提出，胡福明说，当时他惊呆了，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不能平反，“四五运动”不能平凡，刘少奇更不能平反。

        “我认为这’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如果不推翻，中国就不可能拨乱反正，中国还要坚持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所以我认为不行，这时我感觉到，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大阻力就是‘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也是‘两个凡是’。”胡福明说，

        从1977年3月开始，胡福明就考虑写文章批判“两个凡是”，但是他确实有很大顾虑，文革中他已经当过一次“反革命”了，现在还没平反，还带着“犯严重错误”的帽子。再把他打成“反革命”怎么办？“我已经吃过一次苦头了，现在我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胡福明看得很明白。

        在纠结和挣扎中他渐渐厘清一条逻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自己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但仍需为国家和人民计，中国已经到了开辟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时候，不能让“两个凡是”挡路。

        “人生难得几回搏，所以我下决心驳斥’两个凡是’。”胡福明对澎湃新闻说。文革的烙印还在，让胡福明没有跟任何人分享这个计划，他害怕一旦挨整，又是牵连一大串，“地狱让我一个人下，”这就是胡福明当时的想法。

 如何评批判“两个凡是”

        然而，怎么批判“两个凡是”呢？

        胡福明首先研究“两个凡是”的本质，它是怎么形成的，他认为这“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个人崇拜，这个很清楚。

        胡福明认为当时根本不可能公开点名批判“两个凡是”。“那我怎么去批判呢？我必须针对’两个凡是’的本质、特征来批判，按照’天才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理论、观点、指示、决策都是正确的，不会有错，因此无需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且永远正确，必须坚决维护，必须始终不渝的遵循……所以我想到用马克思最基本的观点来批判’两个凡是’，这个观点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胡福明认为，党的理论路线、政策是否正确，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就要坚持；经过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个问题讲清楚后，胡福明觉得还不够，对“两个凡是”贴得不够紧，于是他又想出一个论点：马克思恩格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都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检验自己的理论，因为这是由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循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

        “我在最后一部分专门批判‘句句是真理’的谬论，为什么当年不提‘两个凡是’呢？因为当时还不能提，如果提了，明显是要跟当时的两报一刊社论对着干，这样做可以吗？你能公开的说两报一刊社论错了，哪个报纸能够发表呢，文章只能用林彪的‘句句是真理’，来做‘两个凡是’的替身，当演员不是有替身嘛，文章里面也能用。”

        1977年的7月，胡福明的爱人生病住进了南京当时的工人医院（现在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就着病区走廊上的灯光，他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查阅资料。实在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躺一会，醒了再看、再写、再改。五天后，妻子出院，胡福明文章的提纲也大致完成。

        “当时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奋斗。”胡福明说，回家后，大约一个星期就把文章写好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近八千字。文章引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的语录。“这是一种不好的文风，但这是当时通行的、力求自保的文风。”

        澎湃新闻：当时《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见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提出的修改建议是“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后来在修改中，为了增强战斗性，是怎么加强联系实际的？为了《实》一文，您和他还有一次深谈。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胡福明：后来文章写完了以后，到了九月初，开学了，我就把文章寄给了《光明日报》，因为之前认识了编辑王强华。我寄过去的时候他不在报社，他出差了。1978年1月14日，他给我回了一封信，把报纸排好的清样给我寄来了。

        他信里的意思是说：文章要说什么他们明白，文章肯定要用，但要修改，要谨慎一点，不要让人产生马列主义过时论的感觉。文章修改来来回回有两三次。

        4月20日，我和两个老师一起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杨西光把我接到他办公室，在座的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王强华，还有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等，每人发了一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

        杨西光说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到哲学版太可惜，要放到第一版，但是要改，要更加准确，要更有战斗性。之后大家提了修改意见，我白天在朝阳区党校参加讨论会，晚上我就回宿舍修改，就这样改了几次。会议结束后，杨西光又把我接到《光明日报》的招待所，继续修改。这中间我们有几次谈话。

        他后来提出几点：第一，文章要送到中央党校去，要让《理论动态》的同志帮助修改，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第二，这篇文章是你写的，是你自己投稿的，为了更好发挥作用，会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来发表，我邀请你做特约评论员。而且他还告诉我会先在《理论动态》上刊登，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正式发表。

        最后，经过胡耀邦的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正式刊出。这篇文章前后共11稿。修改过程主要加强了联系实际，批评思想僵化，强调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禁锢。

        澎湃新闻：文章刊登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有的说这是“春风第一枝”，也有的说是“砍旗”。您和家人因此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吗？

        胡福明：文章发表后还是受到很大的压力。文章发表后，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相继转载，当晚一位老同志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说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是砍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反毛主席的。

        后来，又遭到汪东兴的批评，他当时批评杨西光和胡耀邦，中宣部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公开批评这篇文章，甚至说你们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这篇文章究竟是鲜花还是毒草。

        澎湃新闻：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讲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来个思想大解放。小平同志的讲话算不算为您解围？

        胡福明：关键时刻，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旗帜鲜明的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严肃批评思想僵化，照抄书本，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我当时在广播里听到了这些话，我还记得我妻子在厨房做早饭，我当时就说我们解放了。邓小平支持我们啊，首先是他领导支持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当然不止是他，实际上，是邓小平和一批党中央的无产阶级老革命家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如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全国的各省省委书记、各大军区首长也纷纷表态，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展开了思想解放运动。

        澎湃新闻：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开展起来，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胡福明：我当然非常高兴，欢欣鼓舞。我关心每个省的书记的表态，各位领导同志的表态。因为人民的思想得以解放，可以平反冤假错案，可以否定文革，可以全面拨乱反正了。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样的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

        澎湃新闻：文章由胡耀邦最后审定，您知道最后标题中的“唯一”二字是谁加上的马？

        胡福明：“唯一”两个字是谁加的谁也说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有人说是胡耀邦，有人说是中央党校的人，有人说是杨西光。但是你们去看原文本身，这两个字加得并不难，他只是把毛主席的观点解剖开来了，毛主席说过“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话，这句话里，“只有”、“才是”就是“唯一”的意思。

        澎湃新闻：回过头再说说您自己，您曾评价自己开展工作“思想是解放的，甚至于大胆”。在江苏省委党校任校长时您为党校获得了评定教授的资格，还亲自担任高等职称评选委员会主任。这让党校教师们抛弃了干部身份，真正开始注重研究工作。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胡福明：党校要进行改革。当代党的伟大事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为基本教育内容，另外，要培养人才，除了大量吸收年轻教员以外，组织动员教师到广东、大连，苏南调查研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内容，理论和实践结合。同时，为了培养人才也要有激励机制，党校评职称，要有一个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这样从党校的实际出发，以培养优秀的教师队伍。

        澎湃新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国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么多年来，也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环境污染、贪腐等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解决？您认为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胡福明：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坚持，当然发展方式要转变，经济结构要调整，过去传统的高能耗的，资源浪费大的，破坏环境的不能再搞了，我们要发展高科技的。但是发展仍然是中心，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中国和发达国家比差距依旧很大，发展是为了国强民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加强国防，要发展科技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的成果要人民共享。我们发展的结果如果让贪官贪污去了，这能行吗？我认为反腐败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另外，分配制度要改革，收入低的要提高收入，中等收入的还要适度的发展，高收入的有些不合理的就要控制。国企的老总一年拿几百万合理吗？还要不要为人民服务了？他们的工资可以自己定的？国企高官的工资党和政府要管起来，消费的合理开支也要管起来，但决不是平均主义。

        澎湃新闻：十八大以后，反腐反贪的力度前所未有。您怎么评价？

        胡福明：反腐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要使腐败没有容身之地，要彻底反腐。要建立一个机制，使人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

        澎湃新闻：我们很好奇《实践》一文的手稿目前珍藏在家中吗？会传承给下一代吗？

        胡福明：手写稿不在我手里了，文章修改的11稿中，我手里原来有7稿，后来给了《光明日报》，他们都拿走了，后来出了本书。我也从来没想过问他们要回来，毕竟我当年也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命运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