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亚尔达教授在“古巴革命”问题上忘记了“初心”？

原创 张晓旭 郭存海 中拉智讯 收录于话题#书评21个

智讯君按

2021年初，中拉智讯邮箱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就郭存海博士主译的《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和政治传统》提出疑问和思考。中拉智讯及时将此信转给郭存海博士。郭存海博士后予以回应。智讯君征得双方同意，将这封读者来函照登，同时刊出郭存海博士的坦率回应长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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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郭存海老师：

您好！我是一名拉丁美洲研究的爱好者，我读过您主编的《我们和你们：中国与阿根廷的故事》、《一带一路和拉丁美洲，新机遇和新挑战》。最近，我读完了您主译的霍华德.J.威亚尔达教授撰写的《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这部作品。

首先，我要向您和威亚尔达教授表示感谢。作为一名热爱拉美的人，拉丁美洲的政治文化根源、诸多政治思潮和各种“主义”经常让我不知所措，很是苦恼。在读完了《拉丁美洲的精神》这部作品后，我渐渐理清了思路，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所以非常感谢威亚尔达教授并为他的逝世感到惋惜。而且通过此书的“译后记”，我也了解到您为译这本书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感谢您帮助中国读者挑选了这么有价值的著作并将其翻译成汉语出版。没有您和邓与评博士、叶健辉博士的付出，我根本不会顺利地理解拉丁美洲的政治文化传统。

其次，我想借助这个机会向您请教一下本书“第八章：马克思主义”中威亚尔达教授关于“古巴革命”这部分的理解。在这一小节中，威亚尔达教授将古巴革命及其影响归纳为七个点，但我认为其中的第四点、第五点、第六点和第七点并不准确，因为我冒昧地认为威亚尔达教授没有站在客观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反而站在一个美国人的立场、以反共反古巴革命的思维进行了总结。接下来，请允许我向您细细说来。

此小节第四点，威亚尔达教授写到“古巴在赢得并保持权力方面的成功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又一次分裂：以莫斯科为导向的讲究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阵营和新的古巴式讲究革命战斗精神和行动主义的阵营。”（283页）关于这种说法，我认为威亚尔达教授夸大了当时古巴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放大了古巴的危险性，同时他也小看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性。事实上，自革命成功后，尤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后，古巴和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好（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一小段时期除外），而且本书也说过古巴一直接受苏联的援助和保护。以苏古两国关系紧密为证、为鉴，古巴怎么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分裂呢？

此小节第五点，威亚尔达教授写到“古巴革命分化了拉美的民主力量，使极右派寡头重获权力。”（283页） 古巴的革命本身就是打击、消灭右派独裁政府的，怎么能促使极右派寡头重获权力呢？威亚尔达教授给出的逻辑是“古巴革命因而实际上使一部分原先支持民主的改良派力量成为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卡斯特罗派。其结果是，拉美所有的改良的、民主的、民众左派运动全部都被这种分化所撕裂。随着改良派力量的分裂，寡头派及其军队-威权派盟友也就自然更容易击败真正的民主派。”（284页）对于这种说法，我觉得威亚尔达教授对古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事实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卡斯特罗派”看成了混乱的制造者、甚至是左派运动的分裂者；他把极右寡头重获权力的罪名强加给了古巴革命者及其支持者。

此小节第六点，威亚尔达教授写到“古巴革命也扭曲了美国的古巴政策和拉美政策。”（284页）作者在这一点上试图说明美国干涉古巴、干涉拉美是因为古巴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这不免有“强词夺理”的嫌疑，因为一个主权国家按照自己的国情选择道路绝对不是另一个国家进行干涉的借口。事实上，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前美国就凭借商业资本主义对拉美进行了广泛的干涉和控制，尤其是对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霸道行径不就是现成的例子吗？在此小点的最后，威亚尔达教授又重申“古巴革命不只分化、削弱了拉美民主左派，使右派重获权力，而且还扭曲了美国对拉美的政策。”（285页），这不是“倒打一耙”吗？

此小节第七点，威亚尔达教授认为古巴革命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拉美其他国家同情之后，影响力和吸引力已经逐渐消失了，因为古巴的发展和其在教育、医疗领域的成就“褪色”了。他还表示“（拉美其他国家）在美国干涉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古巴...”（285页），正因如此，其他拉美国家已经不同情、不认可古巴了。我认为威亚尔达教授的看法是“选择性健忘”的，因为他故意遗漏了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政策和一系列打压政策，他把古巴的困难境地归结为古巴革命成功后没有走正确的道路，而没有分析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打压；而且威亚尔达教授有“颠倒黑白”的嫌疑，他怎么能说出“（拉美其他国家）在美国干涉时期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古巴...”这种话呢？难道他认为拉美国家就应该被美国干涉？没有美国控制就发展不好？我想，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思想在作怪。

我尊重威亚尔达教授，他的作品帮助我学习、认识了拉美的很多政治思想和传统问题，但是我并不认同教授在本书“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古巴革命这一小节的内容。在本书的导论中，威亚尔达教授认为美国人无法理解拉美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人对待拉美的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即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别人，拒绝站在对方的立场理解对方）”（2页）我想，教授在撰写“古巴革命”这一小节时丢掉了自己的“初心”，恰恰是用了美国式的、西方式的、反共反古巴的方法评价了古巴革命。

尊敬的郭老师，抱歉写了这么多东西打扰您，不知我的这些看法是否合理。我是一个拉美研究的学习者，所以冒昧地将我的一些粗浅的想法写给您、向您请教，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您的批评和指正一定能帮助我更好地学习。

最后，祝愿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您的忠实读者 张晓旭

2021年1月14日

郭存海老师的回函

陈晓旭：

您好！首先非常抱歉，耽搁了这么长时间才给您回信。虽然一早就先回您会晚些复函，但迟至近百天，我还是颇感歉意。其次，真的非常高兴能够收到您的来信。看到您将我主译的《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这本书读完了，并且能够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这是我非常高兴和乐见的。我也非常乐意与您分享我对您的问题、以及您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并对您的问题和您的思考做一点补充。

首先，正像您提到的那样，霍华德•威亚尔达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比较政治学家。他的这一部作品具有基础性和启蒙性的作用，特别是帮助我们了解拉丁美洲的政治文化的根源、政治思潮等等。在我跟霍华德•威亚尔达教授联系的过程中，他一直非常支持我做这件事情，虽然他很遗憾地向我表示不能够将这部书的版权免费授予我，但仍然主动帮我我联系这本书的版权拥有方，并答应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撰写序言。威亚尔达教授还将他曾在外交学院访学的学生介绍给我。但是很遗憾，他没有见到中文版的面世，也未能为中文版撰写序言。我感觉这应该是我的过错，因为这本书前后用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才翻译完毕并出版。如果我能够更早一点完成这一部著作的翻译，那么可能就有中文版的序言了。

您也提到，在您阅读过程中，拉丁美洲的诸多政治思潮和主义经常让您不知所措很是苦恼，其实我也有同感，为什么呢？这本书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拉丁美洲是“活着的博物馆”，也正像徐世澄教授给我上课时曾说的“是各种思潮的试验田”。“ 活着的博物馆”事实上是指拉丁美洲历史上所有的政治思想，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始终存在着。或许是因为整个拉丁美洲历史上缺乏更多的像古巴革命这样的革命。什么叫革命呢？我记得闻一多先生在《五四断想》中曾经写道：“新的已经来到，旧的还不肯去，新的急了，把旧的挤掉，——这是革命。”但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恰恰是旧的思潮还在，新的已经来了；旧的和新的交叉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没有一种所谓的主流思想，也就是说没有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这导致一种思潮各领风骚二三十年或者更短时间的情况的出现。这些思潮何以出现？这个可能是霍华德•威亚尔达想为公众进行的一个普及。最初看到这部书的时候，我是很有感触的。我们对拉丁美洲的很多理解感到莫名其妙，或者说不甚了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拉丁美洲历史发展的脉络：它的根源性的、规律性的、本质性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帮助我们中国的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和理解拉丁美洲。

您在“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中提到一个有关威亚尔达教授论述古巴革命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基本上认同您的感觉。首先，在这部书的序言的开篇提到，霍华德•威亚尔达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本书是他为学生写的一本教材。但是，他发现，美国人不理解拉丁美洲；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决策者也不理解拉丁美洲。所以说作者写这本书的动机是为了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拉丁美洲，并且希望拉丁美洲能够接受美国模式，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和发展模式。所以说，他写这本书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让拉丁美洲摆脱美国的霸权和控制，而是怎么能够让拉丁美洲更加融洽地、更加自愿地、让美国和拉丁美洲都两厢情愿地、愉悦地进行合作。这种合作实际上是让更多的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接受美国的模式、让美国这种“民主的灯塔”在拉美的大地上始终闪耀。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但是霍华德•威亚尔达教授的可贵之点在于，他指出美国的民主模式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上，他强调的就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也就我们通常说的“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不同的土壤、不同的条件，那么放置同样一种发展模式，可能得到的“果”并不一样。因此，他建议我们要先了解拉丁美洲、接受拉丁美洲的这一变化及其历史。根据这种历史我们去进行适应性的、建立一种站在拉美人的位置去思考并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建立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民主模式。我想这是他的积极意义。

您也谈到了，威亚尔达教授“放大了古巴危险性、小看了当初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性”。我们可能需要了解的一点是，拉丁美洲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支脉，实际上拉丁美洲、美国、欧洲都曾将共产主义视作洪水猛兽。霍华德•威亚尔达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又是为美国的决策者写这本书的，自然而然地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很难保持一种客观理性、从纯粹的第三方、没有任何偏见地去看待古巴革命。恐怕这对于任何一个学者都是比较困难的。我有一个同事叫索飒，她曾写过一本基于田野的、散文式学术著作《把我的心染棕》：她曾说：我丝毫不掩盖我的学术倾向，那就是站在被压迫的印第安人的立场。学者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学术情感，学术倾向呢？尽管霍华德•威亚尔达努力地站在一种纯学术、纯理论的角度去看待拉美，但是在某些部分、某些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表现出、或者无意间流露出了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我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时候偏见是骨子里的。

古巴革命可以说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大事件，其重大意义在于：第一，它使古巴以社会主义性质的面貌出现；第二，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这两个克里斯玛型、具有极强个人魅力的革命领袖，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所以说，一直到现在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都是拉丁美洲左翼的旗帜、精神领袖。查韦斯在世的时候也是将菲德尔•卡斯特罗视为精神领袖的。我们注意到，事实上在冷战时期，在整个左翼阵营里边也出现了不同倾向的派别。比如，最近一直比较活跃的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他也曾经是一个左翼，他也追寻过所谓的革命的理想。但是因为他对卡斯特罗在某些方面的看法并不认同，对卡斯特罗一些做法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他后来逐渐走向了共产主义和左翼的反面。哥伦比亚的作家马尔克斯可能对于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加亲近、更加崇拜，当然也包括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以卡洛斯•富恩特斯。实际上，那个时期有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左翼的思想，特别是在他们的青年时代时。阿根廷前驻华大使盖铁戈先生曾在我主编的《中国与阿根廷的故事》一书中撰文：他最崇拜的人就是格瓦拉和毛泽东。青年时期他还参加过游击队，但现在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右翼的，担任驻华大使之前，他是阿根廷前总统马克里竞选阵营的外交事务顾问。基于这种思想的转向，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像古巴革命这样具有巨大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的事件、像菲德尔•卡斯特罗采取的这些政策，在左派中产生一些不同意见，乃至分裂，也是可以理解的？

您还谈到，认为威亚尔达教授夸大了、放大了古巴导致马克思主义阵营分裂的危险性，我个人感觉威亚尔达教授是有那么一点危言耸听。他将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分裂单纯地归咎于古巴革命这一个因素，可能是有些偏颇的。您还提到您认为威亚尔达教授对古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他将卡斯特罗看成是混乱的制造者甚至是左派运动的分裂者。那么对于这一点，我也有同感。霍华德•威亚尔达教授在基于我刚才提到的上述整个大背景下，对于古巴革命的看法、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很难说他没有一种感情色彩在里面，也很难说他持有一种客观的立场而没有受到西方对于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污蔑的影响。

事实上，对于古巴革命，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获得不同的印象。古巴革命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和意义，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在拉丁美洲，为什么从民主化以来左翼总会反复地走上政治舞台呢？就是拉丁美洲因为存在着让左翼产生的诸多条件。有关这一点，威亚尔达教授在书中也提到了为什么美国没有强大的左翼、也没有强大的右翼，而有着更多的中间派，但是在拉丁美洲却恰恰既有强大的左翼，也有强大的右翼？我们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拉丁美洲是一个有独裁、寡头、封建这三大历史重负的地区，对人民的压榨是比较厉害的，穷人也是比较多的，更重要的是地区贫富分化也是比较严重的。谁为穷人说话、谁能够让人民真正的获得生活和生存的尊严，谁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掌权的机会，比如说获取选票。当然，置于冷战的背景下，古巴革命的诞生难道单纯是由古巴自己的因素、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几十个人、几十杆枪所发起的吗？如果这样下结论的话恐怕也是偏颇的。我们应该从更广泛的世界格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去看这些问题。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任何一种存在都有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和依据。古巴革命的产生是有其深厚的土壤的：国内的，国外。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古巴革命，就像我坚定地认为查韦斯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在探索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寻找一条发展道路。历史上的殖民主义道路是失败的，军事独裁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失败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在古巴是不是行得通？卡斯特罗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美国的压迫和封锁，古巴的经济出现凋敝，但是您在古巴能够感觉到平等、感觉到和谐，更重要的是感觉到安全。我们在其他国家看到尽管在经济方面比古巴更加有活力一些，但人民感觉不到安全。如果排除掉美国的封锁和围剿，古巴的社会主义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展开丰富的想象，我认为应该会比其他国家发展的更好。

您还提到，威亚尔达教授认为古巴革命扭曲了美国的对古政策和对拉政策。我们知道，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基石是“门罗主义”。2023年就是门罗主义诞生两百年周年。无论历史上美国对拉丁美洲开展过什么“睦邻政策”，以及美国前国务卿克里说“门罗主义”已经终结，甚至在特朗普时期对拉美，特别是对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污蔑，都放大了美国对拉美的忽视和冷漠。但是我们从本质上看一看，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实际上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要控制拉美，让拉美成为美国发展的依附，使其根本上在政治上、经济上、安全上服务于美国的利益。至于是否符合拉丁美洲的利益，这不是美国关心的，美国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说当美国人指责中国在拉丁美洲搞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时候，拉美的有识之士就站出来希望美国和中国在拉丁美洲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带动拉丁美洲的发展。我相信这是所有拉丁美洲人都希望看到的。拉丁美洲希望能够尽可能地展开对美国的“反控制”，拉美也力求外交关系多元化，而不是像传统上一切都“向南看”、唯美国马首是瞻。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优先利益。古巴革命的胜利事实上，特别是在精神上，是对美国通过民主输出、价值观控制，甚至武装干涉来影响拉美的一种巨大反击，因为他找到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模式。这就是古巴革命之于拉美左翼的巨大意义。

至于您提到的这节的第七点，就是有关古巴成就的部分。那么威亚尔达教授在书中确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承认美国的干涉、封锁导致了古巴的这种困境，但是他将美国封锁时期古巴的发展和美国干涉时期（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对古巴的控制）古巴的发展成就进行对比，认为美国的干涉和控制对古巴更有利。对于这一点，您说威亚尔达教授有“颠倒黑白”的嫌疑，对此我完全赞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美国主导下的古巴，有没有自己发展的自主性？是否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古巴的利益？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就像历史上西班牙作为宗主国对待拉丁美洲殖民地一样，它不希望拉美的殖民地有自己的工业制造品冲击宗主国的工业能力，而只希望拉美成为它的有效补充；同样美国也不希望古巴有自己的发展自主性，而只希望古巴成为其“整体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为什么从1994年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诞生以来美国对古巴进行长期封锁？为什么不接触？无疑就是想古巴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这样一个拉美左翼的旗帜能够被扳倒，减少左翼对美国反抗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一看拉丁美洲的所谓民族主义，从历史上来看，（这本书也谈到了民族主义，比如爱丽儿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无论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体现出民族主义思想的，实际上它们首先是反美主义。所以说，迄今为止意识形态仍然是我们理解拉丁美洲政治的一把钥匙。我们看待拉美不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我们研究拉丁美洲还必须基于意识形态的视角。

至于您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导论中威亚尔达教授认为美国人无法理解拉美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人对待拉美的这种种族中心主义，即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别人、拒绝站在对方立场理解对方。对于这本书，我之所以决定要组织翻译它，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像殖民地时期西班牙神父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呼声一样，威亚尔达教授呼吁以一种和平的、理性的、尊重的方式去看待拉丁美洲，承认拉丁美洲民主模式、发展模式的自主性和本土性，也就是依据拉丁美洲的特点让拉丁美洲选择民主模式。但是我相信，威亚尔达教授并不希望拉丁美洲选择和美国不一样的模式和框架。威亚尔达教授承认民主的模式有其多样性，我认为这是他可贵的一点。这是不是和习近平主席说的“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都有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似？我认为作者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呼吁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就是保持同理心，考虑问题。我在研究中国企业走进拉美、中国和拉美的关系的时候，我也在扪心自问：我们在看某个问题、思考某个问题时，是否同时也站在拉美的立场上去想了想？也就是换位思考。这是我组织翻译这本书的最初的、原始的动力。但是霍华德•威亚尔达教授在本书最后一章里面暴露了一点，就是如何让美国的“民主灯塔”永远闪耀、而不至被它所强迫接受的国家揭竿反抗。实际上他找到了一种调试的方法，让美国的民主模式能够被更加轻易地、轻松地、自愿地去接受，那就允许它保持一定的适应性、可变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霍华德•威亚尔达暴露了他自己写这本书的立场。尽管在所有的章节里，他竭力地想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跳出美国、跳出拉美、跳出左翼和右翼，但是可能在您提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这章里，在评论古巴的这个小节上，这个检验霍华德•威亚尔达立场的试金石的问题上，他暴露了自己的“初心”。所以说他的“初心”和你理解的“初心”未必是一致的。

以上是我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或者说您的感想的一个回复。非常感谢您拜读我的书，有所得，并有所思考，并将这些问题或思考分享给沃，我也从中受益匪浅。现在国内出版的拉美主题的图书数量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多元化，期待您有更多的阅读、更多的思考，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思考。因为有时候，读完一本书能提出问题要比回答问题更重要。我也期待未来能够与您有更多的讨论和分享。

谢谢。

您忠诚的作者、译者、学习者，郭存海

2021年5月1日-5月11日

原标题：《对话郭存海：威亚尔达教授在“古巴革命”问题上忘记了“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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