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专栏：八十年代的严打

        小时候，动不动遇上运动。记得小学快毕业，搬了课桌椅到马路边，用一种纸糊的土话筒，一遍又一遍地高喊“行人要走人行横道线”，有人这么喊，没人也这么喊。那年头汽车也不多，人行横道线也不多，多的只是这种临时放在马路边的课桌椅，多的只是小孩子的呼喊。记不清为什么会这样，闲着也闲着，每隔几十米一组同学，戴着红袖标的我们不厌其烦，有一阵没一阵地喊口号。

        结果该怎么还是怎么，行人照样不走人行横道线，我们自己也不会走。上学放学过大街，直截了当过去。从小都很习惯嘴上一套，实际上又一套。“文革”结束不久，有一天，一个知道很多内部消息的朋友从上海过来，说社会风气正变得不像话，连续出现了几次小流氓当众将女人衣服剥光的恶性案件。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当时的众目睽睽之下将女人衣服剥光是怎么回事，只知道这属于非常流氓的一种行为。

        在“文革”中，流氓是个奇怪字眼，男孩子都知道它不好，又都知道真正的流氓都是厉害角色。南京俗称“小纰漏”，为什么这样叫，说不清楚。我们搞不清楚“纰”怎么写，一直还以为是“屁”漏。“小纰漏”又叫活闹鬼，大家其实很羡慕他们，能打架，讨女孩子喜欢，敢调戏妇女。在孩子眼里，流氓就是那些无所顾忌的家伙，不怕死，不守规矩。那年头，快到五一和十一，要枪毙一批人。杀得最多的是现行反革命，在体育场公审，然后游街示众，印象中总会有几个陪绑的流氓。

        “文革”后，这一切都结束了。被枪毙的人开始平反，体育场公审游街示众，类似场面似乎再也不会出现。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都是非常正面的字眼。就在这时候，社会治安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媒体还不发达，小道消息全靠口头流传，以讹传讹，三人成虎众说纷纭。

        我对严打的记忆是模糊的，仿佛隔了一层纱，始终都是在听说。上海街头当众剥光女人衣服是1979年，这以后，常会听到一些九斤太太念叨，现在怎么不好，怎么不像话。社会不安定因素确实存在，很多社会问题，本质上都是“文革”后遗症，大批知青回城待业，下放户回城没房子住，如何安置如何解决，所有这些都让当权者头疼。十年“文革”，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威下，老百姓多少还有些小心翼翼。后来人不了解，都以为一个可以打砸抢的时代，人们一定会活得很自由，很浪漫，事实上整个“文革”期间，就是一个完整的高压严打态势，大家活得都很压抑。“文革”一结束，锁链被打开，胆子立刻大了，有些出格难免发生，有些行为在当时非常不像话，今天看起来十分平常。

        严打应该是1983年，我表姐和朱德一个孙子是大学同学，记得当时听她说过这事，说朱德的孙子也被枪毙。表姐病故多年，我写这篇文章，突然糊涂了，弄不明白是哪个孙子。反正轰轰烈烈的严打说开始就开始，民间积累了很强烈的要求，自上而下都有一种应该收拾一下的情绪。今天说起严打，恐怕谁都会觉得过分，有资料证明，1984年10月31日，严打第一战役总结，法院判处86.1万人，其中判死刑24000人。另一份公安部的数据显示，3年5个月的严打共判刑174万人，劳教32万人。

        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跟此前的镇反和反右一样，不是当事人，都会觉得事不关己。无非听说谁被抓了，有谁，还有谁。邻居的一个小孩被抓，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说段子，我就卖弄这孩子的故事。他比我小不了几岁，读书自然不好，也不求上进，一出事，因为熟悉，立刻联想到种种理由。中国民间始终都有种正义感，或者说自以为是的道德洁癖，很容易得出有事就是真有事的结论，是报应，是罪有应得。笼而统之，只要是个运动来临，都会有些群众基础，都可能得到老百姓的暂时拥护。

        我不想对严打做出评价，评价早有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我所在的出版社出过一本《中国西部大监狱》，记录了当时监狱的人满为患，这是从严从重从快的直接结果。我们喜欢眉毛胡子一把抓，喜欢搞运动。说起严打，都觉得是因为这个那个，因为“东北二王”，因为“卓长仁劫民航客机”，因为一起又一起的“恶性流氓案件”，都能理直气壮找到依据，所谓乱世要用重典，不就是抓几个人杀几个人吗？

        不能说严打没一点用处，未必又有多大效果。说白了，没有法制，撞在枪口上的感觉，永远不会让人心服口服。譬如邻居的孩子，法律对他来说等于儿戏，他的一生基本上毁了，只是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犯了点小错误，平时根本算不上什么，遇上了严打，真没地方说理。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在马路边上的吆喝，让大家过街要走人行横道线，光嘴上一阵阵热闹，并不太当真。结果偶尔当真一下，只能是搞个运动，重罚一次，谁遇上谁倒霉，事情过了就过了，然后一切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