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观察 | 穆加贝来了,中国人民最老的“老朋友”

陶短房

2014-08-26 17: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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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穆加贝又来访华了,这位津巴布韦总统与中国元首交往的历程,从毛周邓开始一路走到今天。他是最老的老朋友,也可能成为全世界第一位百岁总统。非洲的威权时代以来,非洲政治强人们与中国建立起或近或远的关系,有真朋友有假朋友,逐一审视这些扑朔迷离的关系,更显出穆加贝的持久如一。除了传统友谊和意识形态等考量,更关键的原因只有直白的两个大字:生存。
       陶短房,本名陶勇,曾长期在非洲定居,目前旅居加拿大。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特邀请他以“非洲观察”为题,为我们撰文介绍非洲政治、经济、文化动态,此为第四篇。
8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穆加贝举行欢迎仪式。新华社 图

       8月23日,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启程来华,进行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这也是这位非洲政治强人任职以来,第五次正式访问中国。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欢迎穆加贝访华时表示,中国“不会忘记风雨同舟的老朋友”。
       2008年津巴布韦总统选举,当时已执政二十六年的穆加贝首轮选票意外少于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MDC)主席兹万吉拉伊,加上当时已进行八年之久的津巴布韦土改令该国经济陷入死局,穆加贝本人任人唯亲,纵容自己和家族贪腐,已令其声望大跌,许多人曾以为,他的政治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然而六年过去,穆加贝仍然在位,他的权力有所削弱,声望却似乎也有了很大恢复,至少,他的时代并没有结束。
       如果说,二战后不久,是非洲的独立时代,此后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是非洲的威权时代,那么自九十年代起,非洲便进入了“后威权时期”: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至少在形式上进入了多元化、多党制时代,政治强人们拿着各种非洲特有“小道具”自神自圣、呼风唤雨的景象虽未消失,却也不再那么常见,至少不再那么明显了。
曾经的“民主斗士”
       倘在1980年,某人在英国或美国将穆加贝指责为“独裁者”,主流传媒和评论界会表现得十分不以为然:当时,BBC和合众国际社这两家精于报道“英语非洲”事务的国际传媒,都不约而同地将穆加贝的津巴布韦,列为“温和权威主义”的典范,认为穆加贝“不触及旧制度中合理因素”的做法,值得其他非洲国家(尤其在独立之初“用力过猛”的安哥拉等国)效仿。
       事实上,穆加贝这个威权人物的权威,恰是从一次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民主选举所获得的。
       穆加贝五十年代末在加纳受到泛非主义领袖恩格鲁玛的直接影响,1960年回国后首先加入老牌黑人反对党民族民主党(NDP),该党不久后被罗德西亚史密斯白人政权所取缔,改为由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PU),而穆加贝认为该党太过温和,不适合斗争需要,于1963年投入另一个反对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旗下,该党于南非的非国大结盟,并声称信奉毛泽东思想。穆加贝在党内属于激进派,主张使用一切手段争取黑人权力,但同时又主张尊重“部族的力量”,这和他本人出身于津巴布韦最大部族之一的修纳有很大关系。1964年,他以“煽动性言论”的罪名被捕,判刑十年,在狱中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反倒极大提升,并成为ZANU举足轻重的领袖。
       出狱后,ZANU分裂为强硬派和温和派,穆加贝成为前者的首脑,并出走莫桑比克,以那里为大后方组织游击战。1978年,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劝说下,白人政权同意进行大选,穆佐列瓦主教在一次有争议的选举中获胜,但穆加贝和恩科莫都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主张武装斗争,推翻白人政权。
       在国际社会巨大压力下,1979年,白人当局和穆加贝、恩科莫达成兰开斯特宫协议,规定在1980年2月举行民主选举,事实上默认了黑人多数民族的自决权,作为交换,穆加贝等允诺十年不土改,并在议会中为白人保留二十个议席,以确保宪法不会被修改。1979年12月,穆加贝在群众夹道欢迎下回到津巴布韦。
       1980年,穆加贝在国际监督的选举中击败穆佐列瓦主教,当选津巴布韦总理,组成了ZANU和ZAPU的联合政府;1983年,他驱逐恩科莫出政府,引发了津巴布韦内战,至1985年,穆加贝在内战中取得压倒性优势,迫使ZAPU于1987年接受并入ZANU的结果,穆加贝的威权统治宣告建立。当年,他在大选中击败巴纳那总统,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废除总理职务,从而真正实现了党政军教(兼任津巴布韦大学校长)一把抓。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媒体和政府对津巴布韦的态度是宽容的,美国合众国际社上世纪的一篇专稿将津巴布韦列入“温和改革成功者”行列,英国女王授予他爵士爵位,他还被当时对他抱有极大好感的1995年世界银行报告称赞津巴布韦“注重教育培训投入,并着力发展小农经济”,在独立后的十多年里,津巴布韦经济发展很快,被称为“南部非洲谷仓”,1990年,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八十六降至千分之四十九,国民疫苗接种率从百分之二十五升至百分之八十,儿童营养不良率从百分之二十二降至百分之十二,预期寿命从五十六岁提高到六十四岁。
       然而自2000年开始,穆加贝着手强力推行土改,将白人农场主的绝大部分土地没收,分配给退伍军人和黑人贫民,2005年,又推行“城市净化运动”,将城市贫民强行驱逐,并铲平其住宅,同时津巴布韦还加强了对舆论的钳制和对反对派的打压,这引起西方世界强烈谴责和制裁,英联邦于2002年宣布津巴布韦“停权”一年,而穆加贝则以退出英联邦为答复,并在此后连篇累牍抨击“西方霸权主义”。
       穆加贝拥有十个学位,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在入狱期间还自修了三个学位的课程,独立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奉行温和政策,何以突然转向强硬?
       首先是黑人多数群体的压力。独立前,津巴布韦百分之四十六点五的可耕地掌握在六千名白人农场主手中,而广大黑人则因缺乏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劳动工具而濒临破产,津巴布韦经济的繁荣,对大多数黑人而言意义并不大,当初积极参加、赞助穆加贝解放斗争的黑人退伍老兵和贫民更是反应强烈。这些人是穆加贝威权统治的基础,为确保基础不至动摇,他不得不推行土改,以换取这一庞大群体的支持。
       其次,原本达成兰开斯特宫协定时,当时英国撒切尔政府承诺分期拨付四千四百万英镑,作为换取穆加贝“不土改”承诺的代价,但1997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认为英国“没有义务”支付这笔开支,并停止支付,如此一来,从财政上,穆加贝无法一面维持白人农场格局,一面确保黑人贫民的温饱;从政治上,他认为兰开斯特宫协议的十年之约已满,且英国方面毁约在先,自己再无义务继续遵守。
       此外,1991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迫下,穆加贝被迫采取“紧缩货币”的自由经济改革,结果白人农场主的利益得到很大程度发展,而贫富悬殊更大,津巴布韦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非但未解决,反倒更形激化,而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借口津巴布韦“未严格遵循建议”,而中止了资助,这自然让穆加贝反西方的呼吁有了较广泛的民意基础。
       然而在穆加贝的激进政策下,津巴布韦经济凋敝,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2008年1月的通胀率竟达百分之十万,加上其任人唯亲,腐败盛行,都导致其威权受到撼动。2008年大选中,非但兹万吉拉伊公开打出“结束穆加贝时代”旗号,、前政府财政部长后与穆加贝分道扬镳的辛巴•马可尼,政坛新人朗顿•吞加纳等不约而同以“挽救经济”为政治诉求,希望一举推翻穆加贝,而穆加贝对此不屑一顾,并公开对媒体表示,在自己有生之年,没有人能在选举中战胜他,因为是他“亲手组织了解放斗争”,津巴布韦才有今天的独立。
       事实证明,暮年的穆加贝仍然具备强大的实力和“纠错能力”。
       穆加贝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北津巴布韦,来自庞大的修纳族及其盟友,而反对派主要来自恩德贝莱族,修纳族占人口比例百分之七十九,而恩德贝莱族仅占百分之十七,在部族影响力仍然居于绝对地位的非洲,这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2008年6月27日,兹万吉拉伊在巨大压力下退缩,穆加贝不战而胜。
       随后的事则让人领略了他的老辣:2009年2月11日,他和政敌兹万吉拉伊和解,由后者出任内阁总理,稳住了国内政局;4月12日,他果断放弃本币津巴布韦元,改用美元、南非克朗及“任何其它货币”,以放弃个人面子为代价解开了持续恶性通胀的死结;2013年5月22日,他主持通过宪法第二十号修正案,规定总统任期五年,只能连任一届,但“不具备追溯力”,这意味着他可以连任至2022年,届时他已年近百岁。
       通过一系列“纠错”,他在经济上从激进主义悄然后退,部分回到了早期的实用主义道路,在政治上,通过有限削减总统权限,对反对派做了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让步。近年来,随着农业、尤其堪称第一外汇来源的烟草业迅速复苏,穆加贝的危机虽不能说解除,至少是大为缓解了。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穆加贝“起死回生”的原因是多样的,德国之声近日一则分析认为,他对非洲其它国家的慷慨仗义、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重诺守信,以及他反西方言论在非洲所能引发的广泛共鸣,都是津巴布韦乃至许多非洲国家的不少民众、政治家,甚至一些自由派政治家,对他仍抱持一份敬意的原因所在。
       但许多观察家都表示,穆加贝是“温和”或“激进”,和他所处的经济形势息息相关。独立之初的开明形象,和他当时能得到英国赎买款,经济上后顾无忧是分不开的,2000年的“向左转”,则是和三年前英国“断粮”息息相关。至于2008年一度被认为综合性、“致命”的“总危机”,之所以还能给老态龙钟的穆加贝一次翻盘补救的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津巴布韦找到了新的经济外力支持——中国。
       平心而论,欧美和国际机构对津巴布韦的援助、贷款要求之所以退避三舍,政治因素只是其中之一,经济上津巴布韦因2000-2009年的大崩溃,导致坏账、死账多达数亿美元,是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原因。
       不过作为南部非洲开发较早、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津巴布韦拥有丰富的铂(储量居世界第二)、金、金刚砂、铬、煤炭等资源,和品质优异的津巴布韦白肋烟,这些都是处于经济高速成长和迅速转型期的中国所需要的,而已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恰能提供津巴布韦和穆加贝所急需的东西——贷款、购货款和基础设施建设援助。
       2011年3月,中国和津巴布韦签署双边贷款协议,向后者提供低息贷款近七亿美元,系津巴布韦建国后最大一笔贷款;2013年11月,中国进出口银行同意对津巴布韦卡里巴水电站扩建项目贷款三亿两千万美元,项目完成后,该水电站装机容量将扩容三十万千瓦。彭博社曾报道称,穆加贝此次访华,将谋求中国四十亿美元援助,但此说遭到津巴布韦官方否认,考虑到此前该社报道2011年援款时也曾“放大”(事先称援助总额达二十亿美元,实际不足一半),四十亿美元之说未必准确。
       如果说,外界、尤其网络所渲染的一些所谓“中国人民老朋友”的非洲威权领袖,许多都名不副实或夸大其词的话,那么穆加贝和中国的关系的确非同寻常,“老朋友”货真价实。
       穆加贝首次访华是1977年,当时津巴布韦还处于罗德西亚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统治下,中国向ZANU的游击队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1980年4月18日,中国和津巴布韦建交,而这一天正是津巴布韦共和国成立、白人种族隔离政权告终的当天。不过当时津巴布韦和美、英等西方国家关系融洽,中国也正处于和西方间的所谓“黄金关系期”。
       此后津巴布韦和西方关系跌宕起伏,但和中国间的关系却始终密切,中国在津巴布韦援助、援建大批官方项目(2000-2012年间多达一百二十八个),2013年中津双边贸易总额高达十一亿美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五(这是在此前一年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六点一的基础上实现的),2013年,中国在津巴布韦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总额逾六亿美元,在中国对非洲各国同类投资中高居首位,中国是津巴布韦创汇“拳头产品”——烟草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也是近年来津巴布韦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
       从游击队时代中国就是津巴布韦重要武器供应国之一,2004年6月起,津巴布韦陆续向中国购买K-8教练机、运12运输机、装甲车和轻武器等装备,并接受中国援建本国军事学院。此外,津巴布韦国内民航业采用了中国的新舟60支线运输机。
       穆加贝并非现任非洲领导人中和中国“交朋友”时间最久的(六十年代就和中国领导人频繁交往的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才是),却是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任上做“中国老朋友”时间最长的一位,自1980年至今,已有三十四年之久(布特弗利卡初做“老朋友”时只是一位部长)。
       然而公平地说,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之初,穆加贝在世界范围内并未被贴上“威权主义者”或“独裁者”的标签,中国的援助,更多延续了自五十年代开启的“反帝反殖”路线惯性。而近年来的相互接近,则在传统友谊之外,更多带有实用主义的考量。对穆加贝而言,“东向主义”的口号不能说完全没有传统友谊和意识形态等考量,但更关键的原因却只有直白的两个大字:生存。
真真假假的“老朋友”们
       近年来几乎每一名非洲威权统治者的存废兴亡,都会有人有意无意联系到中国身上,并一概冠名为“中国的老朋友”。
       事实上如前所述,在冷战结束前,非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威权或准威权体制,不论东方、西方国家,在非洲“交朋友”的对象,也注定只能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威权者,甚至独裁者,美、苏、英、法概莫能外,中国自然也是如此。
       自二战后至今,那些或身败名裂、或善终谢幕、或仍在挣扎的独裁者、威权者,和中国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货真价实的“老朋友”
       其中最“老”的老朋友莫过于埃及总统纳赛尔,埃及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打交道、第一个做买卖(1953年4月,埃及纳赛尔政府委派商人昆地来中国推销棉花成功),第一个进行高层会晤(1955年万隆会议前夕,周恩来总理在缅甸仰光机场亲自迎接过境的纳赛尔,并一同下榻缅甸总统府内,进行了直接会谈)、第一个相互承认并建交(1956年5月30日,埃及政府不顾西方强大压力,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非洲国家)的非洲国家。中国对非的一系列纲领性政策,如《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等,都是在与纳赛尔打交道时共同提出的。此后埃及先后经历萨达特、穆巴拉克以致如今的塞西强人政权,期间先亲英,后亲苏,再后亲美,但和中国却始终保持密切、融洽的关系。
       另两位“铁杆”老朋友是泛非主义领袖、几内亚开国总统塞古•杜尔和加纳开国总统恩格鲁玛。中国曾赠送杜尔和恩格鲁玛各一架国产“直五”直升机,因当时“大跃进”造成飞机质量不稳定,周恩来曾要求有关方面在直升机交付前“先让我坐一下试试”,几内亚金康水电站是中国迄今援非最大两个项目之一。1964年1月2日,恩格鲁玛在总统府遇刺,在搏斗中面部被刺客咬伤,躲进城堡避险,并停止一切外出活动,正进行非洲十国之旅的周恩来总理此刻在北非突尼斯访问,他权衡再三,不顾风险,和随行的外长陈毅坚持按原计划访问加纳,并顾及恩格鲁玛个人安全,免除了机场迎送等一应礼节,将外事活动安排在其避险的城堡。由于1959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类似情况下过门不入,周恩来此举给恩格鲁玛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1966年2月,加纳发生“二•二四政变”,正在越南访问的恩格鲁玛被推翻,中国不仅继续给予恩格鲁玛国家元首待遇,当年6月27日至7月9日,亚非作家协会在中国开会,仍应加纳作家协会要求,发表了严厉谴责加纳军事政变、支持恩格鲁玛重新掌权的决议,这也是非洲以外最后一个支持恩格鲁玛的决议。
       此外,坦桑尼亚的尼雷尔、赞比亚的卡翁达,也属于这类“铁杆”老朋友,坦赞铁路是和金康水电站齐名的援非最大项目,坦桑尼亚也是非洲绝无仅有模仿过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国家(当然,结果很不理想),此外,这两个国家和中国的军事合作也很密切。
       ——原先关系平常或险恶,后来变成“老朋友”
       最典型的是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蒙博托身为卢蒙巴政府总参谋长,却发动政变推翻了卢蒙巴政权,而卢蒙巴和中国关系友好,因此最初中国和蒙博托关系紧张,甚至组织过“大批判”,而蒙博托则一心依附美国、比利时和法国。七十年代初,出于“三个世界”、“反殖反霸”等考量,当时的中国和美国、西方关系有所改善,而将苏联当做最大假想敌,亲美反苏的蒙博托也悄然从“反革命”变成“老朋友”,甚至到了专门让景德镇为蒙博托烧制瓷器的地步。蒙博托垮台后,原本亲卢蒙巴、后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卡比拉父子相继上台掌权,继续和中国保持密切关系——这两位在丛林游击战时期就通过坦桑尼亚和中国继续交往,小卡比拉甚至曾留学中国国防大学,他们倒应属于前一类即“铁杆”老朋友。
       苏丹的例子则有所不同。
       尼雷尔时代中国和苏丹关系良好,但并不特别亲密;巴希尔1989年上台之初,中国和苏丹的关系也只能用“正常”来形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公司在苏丹发现石油,随即双方都从合作中取得丰厚利益,加上巴希尔因南苏丹和达尔富尔问题和西方闹翻,“老朋友”的帽子也便“戴起来正好”。但这种“老朋友”间的友谊,显然带有更多利益和实用主义色彩,中国并非无条件支持苏丹,苏丹也曾在石油招标等中国利益攸关问题上让中资公司“吃药”。
       ——原本关系平平,后来有所改善但并非“老朋友”甚至未必能算朋友。
       这类关系的典型,是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和许多人的第一印象相反,中国和卡扎菲关系疏远,更无意识形态方面的亲密关系。
       卡扎菲在中国“文革”期间靠政变上台,并很快以领袖、导师自居,这引起同样自称“导师”的毛泽东反感,整个“文革”期间,利比亚一直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而中国则对卡扎菲持批评态度,在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角力中,非洲独立国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中国,而利比亚却是寥寥无几的异数之一。
       1978年8月9日中国和利比亚建交,但双方的关系仍然不冷不热,80年代利、美武装冲突频繁,当时和美国关系密切的中国政府隔岸观火,利比亚的军火主要来自法国、苏联和意大利;2003年,联合国解除对利比亚制裁,三年后,美国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上删除,卡扎菲迅速转向,和欧美打得火热,他的主权基金成为华尔街投资经理和欧洲金融掮客争相奉承、延揽的对象,他的儿子萨阿迪可以去意甲踢球,赛义夫则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常客,而中国则被冷落——所谓“核扩散”问题被他当“投名状”扔到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面前只是其中一例,在几轮政府石油区块招投标中作梗,令中国油企一无所获,甚至中国搞“迂回战术”,中石油2009年试图收购加拿大石油公司韦伦尼克斯能源,借后者的壳进入利比亚石油产业,也被卡扎菲设法说服韦伦尼克斯将股权卖给利比亚主权财富基金搅黄。战前中国在利的大型项目,主要是基建项目,这原本就是中国的强项,或者说是欧美的弱项,即便非洲少数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也同样有中国工程公司承接这些工程。
       更敏感的是,卡扎菲和台湾关系暧昧。且不说他“远朋班”的台湾背景,光2006年陈水扁环球“拼外交”唯一受欢迎落脚地,和此前赛义夫的台北之行,就足够让中国政府恼火。不仅如此,一心想当“非洲王”的卡扎菲在2009年之后一方面鼓吹“非洲合众国”,另一方面不断抨击中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他的前外长穆萨•库萨曾对埃及《中东日报》称,中国在非洲“不仅是正常贸易目的”,他本人未出席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更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中国新殖民主义”,甚至2011年1月,也就是“利比亚之春”爆发前夕,他还在亚的斯亚贝巴阿盟会议上表示,要率领非洲各国“抵抗中国新殖民行为”。在谋求阿拉伯霸权受挫后,卡扎菲一心做“非洲王”,对于在非洲影响日益扩大的中国,他是视作“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对手的,这样的“老朋友”,说“徒具虚名”都略嫌夸张。
       ——自始至终和中国无甚瓜葛。
       这类非洲威权主义者数量也并不少,其中“大名鼎鼎”的,包括“地球上最后成立的帝国”——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一世,乍得前总统哈布雷和古库尼,和利比里亚的一连串臭名昭彰的独裁者(多伊、泰勒、约翰逊),他们曾在特殊历史阶段获得某个洲外大国的扶持、庇护,又因时过境迁、大国利益发生变化而被抛弃,他们和中国要么只有较平淡的关系,要么连外交关系都没有或不能始终维持,他们当然不是什么“中国的老朋友”,稍稍了解非洲掌故者也不会如此评价他们。
责任编辑:谢秉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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