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告别“一刀切”

        不少人都在质疑城管的机构合法性和执法权，思考产生这种冲突的原因，真知灼见不少。但更深层次的根源，恐怕还在于城市管理的“大一统”思想在作怪。

        中国地域辽阔，地形气候异常复杂，各地方的经济文化差异也很大，社会治理应该因地制宜。反映到城市管理上也是如此。相对严格的城市管理，可能比较适合那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而对于像上述发生城管与小贩冲突的湖南某县，这里以农业为基础，其县城天然地活动着大量的小商小贩，城市管理就不应该不加变通地向前述大中城市看齐。

        但是地方主政者没有“不看齐”的权力，他必须牺牲地方的差异性，才能向上级交出城市管理方面的“政绩”。

        承认地方经济社会的差异，实行差异化管理，才能破解类似城管冲突这样普遍存在的社会治理难题。《立法法》最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修订，就是这个思路。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过去49个较大的市才享有的地方立法权，拟扩大至全部282个设区的市，其地方立法权的范围被限定为“城市建设、市容卫生、环境保护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项”。

        城市管理的这三个方面，正是各地差异性体现最为集中的地方。比如城市建设，江南地区的城市应该有自己的法规准则，它一定与塞北地区的城市执行不一样的标准；又比如市容卫生，各个城市财力有大有小，总要量力而行，如果一切向北上广深等城市看齐，就有些本末倒置，人为加大公众负担；环境保护也是如此，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生态问题显然大不一样。

        中国有其根深蒂固的“大一统”传统，一切讲究整齐划一，对差异性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在古代，这一传统为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做出过不可忽视的贡献。进入现代社会后，经济社会情势发生巨变，统一市场已经形成，地区之间不再相互封闭割裂，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已经把国家整合为一个血脉相通的、坚固的经济社会体，情势巨变反映到政治上，就应该更为充分地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在保证中央政令畅通的前提下，尊重地区差异性，让地方的差异性成长为发展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

        而一定意义上，地方差异性已经“倒逼”出一些地方性的法律诉求，比如事关地方财政权能否扩张的《预算法》就在修订之中。而事关地方的楼市调控政策能否在大原则之下不再一刀切，户籍改革应该有些什么地方特色……这些地方性事务今后办得如何，要看包括扩张地方立法权等举措能否开个好头。而所有这一切，都对地方人大制定法规、监督政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