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交流在推动中美合作中的作用

原创 深度分析 上海美国研究

弗吉尼亚大学圆厅大礼堂

上月末，由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等单位组织的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会上，弗吉尼亚大学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欧君廷（Justin O’Jack）详谈了国际教育在推进中美合作中的作用，以下为他的发言实录。

我想首先回顾一次改变历史的偶然相遇——当然，现在这已经成了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佳话，但还是值得细细回忆一番：1971年4月4日下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一个名叫格伦·科恩的美国乒乓球青年运动员，在一次训练之后错过了自己团队的班车，机缘巧合地坐上了中国队的班车。

当时中美之间没有任何官方交流渠道，也没有经贸往来。据说，科恩踏上中国队班车的最初十分钟，气氛非常紧张，大家没有说话，都很安静。但没过多久，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三届世界冠军）庄则栋站了起来，向科恩作了自我介绍。科恩当时只不过是一个19岁的学生，还在圣莫妮卡学院就读。

庄则栋送给科恩一幅绣有黄山的织锦，并通过翻译对他说：“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送你这个礼物来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

第二天，自诩为“加州嬉皮士”的科恩为了回礼，搜遍了大街小巷，最后找到了一件同样具有代表意义的礼物：一件印有红白蓝旗以及和平符号的T恤衫，上面还写着甲壳虫乐队几个月前刚发布的热门歌曲名字“Let it be”。

来自两个相互隔绝的国家的两个运动员，意外地成了朋友，还交换了礼物，很快成了世界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两天之后，4月6日，美国代表团意外地收到了来自中方的邀请，请他们免费访问中国。四天后，4月10日，15个美国人组成的代表团（包括九名乒乓球运动员、四名官员和两名配偶）途径香港来到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代表团。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球员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大学生或高中生，其中四人才十几岁，最年轻的只有15岁。谁都没有想到，他们竟成了美国派出的“特使”，肩负起了历史使命。4月14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参观了颐和园，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还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了表演赛。就在同一天，尼克松总统宣布结束长达20年的针对中国的贸易禁运。

十个月后，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在北京会面，两人的握手被誉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改变了世界。2月28日，尼克松总统结束为期约一周的访华之行，在上海签署了历史性的《上海公报》，这是中美之间第一个联合公报，也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众所周知，不用赘述。

我们不应忘记，正是在日本一辆班车上的一次非常偶然的相遇，促成了两个年龄相差十多岁的运动员间本不太可能的友谊，随后的连锁反应，最终使得两个本来相互隔绝的国家重新建立了联系。

欧君廷在会上发言。

我之所以要重述这个故事，是想强调民间外交的重要性。不论是通过乒乓球、文化交流还是教育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引领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发展双边关系。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其他领域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尤其要记住这一点。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为大批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打开了大门。1979年秋到1980年春这一学年，有10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四十多年后，有超过372,500名中国学生上一学年在美国学习。这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学生在美国国际生源中的占比高达35%。也就是说，每三个在美国大学校园学习的国际学生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

在我所代表的弗吉尼亚大学，情况也是如此。中国是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地。过去十年一直都是如此。上一个学年，有1,203名中国留学生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我们学校的留学生来自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学生占了49%。在同一学年中，我们还接待了216名中国访问学者，占所有访问学者的42%。

弗吉尼亚大学现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机构签署了19项合作协议，高于我们和其他任何国家达成的协议数。其中8项协议是和上海的机构签署的，包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上海报业集团。2019年，弗吉尼亚大学成为了第一个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开展全面合作的美国大学。

我们作为一所大学，从与中国的合作交流中获益不少。我们有幸接待了很多优秀的中国学生和杰出的访问学者，不论是他们在课堂上分享的真知灼见，还是他们对尖端科研的贡献，都给弗大带来荣耀。我们还有庞大的校友群和家长群，他们是弗大在美国以外最大的（也是最活跃、最投入的）支持力量。

去年，新冠疫情在美国肆虐的时候，我们的中国校友和家长购买了2万个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认可的外科口罩，运到了我们学校。几个月后，他们还通过一家中国慈善机构又运送了五万个口罩给我们。

中国学生对美国其他大学也做出了相似的贡献。他们给课堂讨论带来了不同的视角，为美国的实验室注入了创新活力。在美国高校就读的中国学生对美国经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就在上一学年，中国学生给美国带来的经济价值据估计高达134亿美元，为美国创造和支持了超过14万个就业岗位。换句话说，由于中国留学生在学费、住宿、餐饮、零售、交通、通讯和医保等方面的花销，每八个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就支持了三个美国人的就业。

中国留学生对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过去165年历来如此。他们在工程、医学、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成就卓越。

这里举一个和教育相关的例子。颜惠庆是第一个在弗吉尼亚大学获得本科学位的国际学生，他1900年毕业，之后回到上海，在圣约翰书院任教。圣约翰书院是中国第一所美国人创办的大学，颜惠庆的父亲也参与了该校的创办工作。1906年，颜惠庆开始编撰一本内容全面的《英华大辞典》，后来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了中国第一本此类词典。1907年，颜惠庆在华盛顿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二等参赞，负责留美中国学生事务。后来，他回到北京，于1912年被任命为清华学堂代理监督。从1921年开始，颜惠庆五次担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1924年，他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这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教机构，旨在“推广中国教育和文化事业”。基金会的部分经费被用于让清华学生赴美留学。几十年后，借鉴该基金会的做法，美国富布莱特项目应运而生。

弗吉尼亚大学第一个获得本科学位的国际学生颜惠庆（左图）和该校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黄佐廷（右图）都来自上海。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弗吉尼亚大学第一个中国留学生黄佐廷，他同样来自上海，1894年来到弗大。后来他成为位于华盛顿的游美学务处监督，直到1919年离世。在此期间，他负责所有官派留美学生事务。差不多同一时期，我们迎来了第一个来自北京的留学生吴宓，他于1917-1918年在弗大学习文学，后来转学去哈佛，现在被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从古到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时间有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去年，疫情带来了很多挑战。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受阻也影响了我们过去五十年来的友谊和相互理解。现在，一些顽固偏见和排外主义势力的抬头，可能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造成严重的冲突。这些紧张态势众所周知，也不太容易解决。我在此就不细讲了。

最近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研显示：89%的美国成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是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80%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的大学应该要接收留学生，但55%的美国人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其中20%表示强烈反对中国留学生。对于中国持这样负面看法的人数处于历史高位，但如果我们细看这些数字，就会发现：18到29岁的美国人中有66%的人，还有52%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上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年轻人不太容易受到过去冷战思维的影响，对中国没有那种固有的偏见。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处于大学年龄段的美国人，或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更有可能已经在校园里接触过中国学生，还和他们成了朋友。过去一年，有11,600名美国人在中国学习，他们有机会直接观察中国，就像50年前的美国乒乓球运动员一样。

人文交流一直在中美两国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不幸的是，近几年，这样的交流经常首当其冲，成为受中美关系摩擦影响的领域。

5月9日，弗吉尼亚大学应邀参加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EducationUSA在上海主办的美国大学展。

今天，像弗吉尼亚大学一样的高校需要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帮助我们走出疫情所带来的种族主义和恐惧，共同推进我们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平等公正地解决我们的争议。解决最复杂的冲突，需要我们有共情的能力，要理解对方的看法、利益和动机。这样的共情能力，只有通过开放的心态和全面的沟通才能实现，而这正是学术交流和跨国交流的一个特点。

支持我们的中国学生学者和教职人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尤其是在充满偏见和仇恨言论的当下，和他们站在一起，和我们的亚太裔同事们站在一起，才能扭转现在的负面趋势。这样的冲突如果不解决的话，会使得我们所有人在应对全球问题时变得更加脆弱不堪。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合作上。通过教育交流、联合科研，我们可以找到利益共同点，一起应对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问题，一起防止下一场全球疫情的爆发。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弗大校友颜惠庆的话。1919年，他在华盛顿的中国外交使团工作时，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国和中国》。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到了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留学的重要性，以及这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他写道：有几百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他们在努力认真地吸收美国高校所能传授的最优质的教育，这就在无形中让中美之间形成了一条强劲的交流纽带和一个强大的合作联盟。

原标题：《教育交流在推动中美合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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