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西方盟友不靠谱，最终导致蒋介石丢了大陆

        “二战”结束前夕，雅尔塔会议召开、国际秩序重构，中国作为同盟国未获资格参加，对涉及自身领土的问题也没有发言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西方众多“二战”史的书写中，只见太平洋战争和欧洲战场、原子弹和苏联出兵，鲜有关注中国的八年抗战。对于中国作为“盟友”抗击轴心国的角色，西方过去为何“遗忘”，今天又如何“唤醒”？        

        8月22日，牛津大学现代中国与历史政治教授、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携著作《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译本在上海与读者及媒体见面，并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石源华、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座谈。

        拉纳•米特教授也非常有现实感，他表示，中日的岛屿争端，中国在南海、东南亚问题上与美国的冲突，甚至许多国家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对话，这都是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英、美、日、苏各方没能协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酿成的苦果，”“今天的东亚，要完成的是1945年未完成的事”。

 

西方当主角，中国“跑龙套”？        

        在多数西方学者笔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开始，以1945年美国发射原子弹、苏联出兵迫使日军投降告终的。而中国自1937年开始的浴血奋战，包括1400万人的牺牲（英、美两国死亡总人数各约40万）、8000万人的流离失所、对80万日本精锐部队的牵扯与消耗，却在历史的叙述中被忽视。米特表示，如果是在10年前，几乎没有欧洲学者会在二战的论述中强调中国战场的作用。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波奇就曾在《胜利之路——二战中的地中海战场》一书中称，正如地中海战场在欧洲盟军作战中的边缘地位一样，中国战场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也是边缘的。        

        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第一个同盟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年里孤军对抗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长期的抗战又大大牵制了日本的兵力，然而西方世界“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米特认为，如果说二战是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扮演主角的大戏，那么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就是个“跑龙套”的。要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必须承认中国是战时同盟国四大核心国之一，与美、苏、英三国地位同等。        

        米特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各国、各地有不同的‘抗战史’。日本有15年战争的说法，在东北，战争从“九一八”开始打了14年，对全中国而言，卢沟桥事变才是开端，所以抗战是8年。在伦敦，人们强调丘吉尔首相、强调英法德之间的冲突，在美国，人们强调太平洋战争——大多数西方人曾觉得中国的作用无足轻重，但现在他们的看法正在改变。此外，陪都重庆、沦陷的上海、被屠杀的南京、红色的延安等等，每一个城市的抗战历史都不同。它们不一样，但也不冲突，都是抗战史的一部分。这是我写《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这本书的原因。我希望能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抗战。”

冷战：集体遗忘的源头        

        西方世界对抗日战争的认知不足，并非因为战事发生在遥远的亚洲。正如米特在书中所说，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早已传出中国国界，在当时欧洲小说家、摄影师、记者的笔下，中日战争和西班牙内战都被视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抹杀这段历史的是冷战。米特认为，1949年以后，红色中国在西方世界眼中成了无法与之对话的庞然大物，站在对立面的共产主义阵营中，而日本成了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同盟。美国必须把日本培养成对抗苏联、中国威胁的盟友，因而有意忽略了日本过去的罪行。而中国在二战后陷入国共内战，没有把日本的战时罪行公之于众；战争结束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需要日本来反对对方，都需要日本作为贸易伙伴，因此没有要求日本道歉或赔偿。        

        该书美国版、中文简/繁体版书名的中心词均为“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而英国版书名则为《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 :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米特教授提到，《中日战争》是作为一般战争史的叙述，而《被遗忘的盟友》是为美国版而起的书名，因为“如果你想让美国人读外国的历史，你得告诉他们这和美国有什么关系”。这个题目的用意在提醒美国人，中国曾是和他们共同面对德国和日本的盟友。“翻译回中文的时候，很有趣，我们决定用和美国版同样的标题。首先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另外，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也忘记了自己是英美的盟友这一事实。两边都在遗忘，两边又都在唤醒记忆。”

蒋介石为盟军利益牺牲国内战场？        

        《参考消息》曾发表评论《“二战”回眸：西方遗忘了浴血的中国》，认为该书让“谁丢掉了中国”这个问题具备了新意。米特在书中写道：“国民党政权艰难维系到1945年，之所以最终灭亡，并不是因为盲目地反共、拒绝抗日，也不是因为愚蠢或原始的军事思想作怪，而是源于内外交困以及不可靠的西方盟友。”        

        米特指出，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确保中国持续参战”，以此牵制身处中国内陆的大批日军。欧美希望以最低的代价把中国留在战争中，而蒋介石一再被迫牺牲中国战场的利益，而把兵力按照有利于盟军地缘战略利益的方式做部署。        

        石源华认为，典型的例子是1944年反攻缅甸的战争和豫湘桂战役：彼时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以惨烈的方式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因此未能全力以赴中国战场上的豫湘桂战役，后者的失败导致中国全面地陷入了政治经济的危机。美国在缅甸的问题上逼迫中国，也导致后期中美关系进入僵局。        

        “蒋介石在日记中抱怨美国迫使他调集军力去解救缅甸，而无力顾及中部地区的重要战役，最后酿成苦果。蒋介石认为缅甸不重要，军队不该去，他是被迫的。”米特表示，缅甸是一个矛盾且复杂的问题，他并不完全同意蒋介石的看法：“当时在西南地区的军队不可能及时送到中部豫湘桂战役的战场上，因为交通网络已被阻断，甚至有些士兵是在印度接受训练的。另一方面，中国军队不只是在中国的战场上战斗，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入缅作战是中国军队在国外战场的唯一战例。  

        那么，为什么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是个巨大的灾难呢？米特认为，主要原因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三年里，中国并没有从美国那里得到足够的援助，而并非抽调兵力去缅甸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关于缅甸远征军的公开报道明显增多，也有社会力量在帮助滞留缅甸的抗战老兵。米特表示，他们作为和英美并肩作战的同盟国军人，也应该被世界记住。

蒋介石为什么要出访印度？        

        作为印度裔英国人，米特很关注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角色，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被忽略。他指出，对蒋介石政府而言，中印关系“至关重要”，却又很微妙。一方面，印度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战场的物资补给线很关键，蒋介石意识到英国应该继续控制印度；另一方面，中国和作为殖民地的印度有共同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似乎应该支持印度独立运动。        

        1942年，蒋介石不顾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强烈反对访问印度，并会见了独立运动领导人尼赫鲁和甘地。蒋介石和尼赫鲁相谈甚欢，与甘地也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会谈。其间他试着提出过共同合作的想法。尽管最终谈话陷入僵局，但印度之行坚定了蒋介石的看法——这是创建一个新的反帝国主义亚洲的好机会。        

        蒋介石在印度之行的告别演说上用南京大屠杀提醒听众，暗示他们不要把反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日本人身上。米特认为，尽管蒋介石对于无法说服印度国大党领袖全力支持同盟国作战而感到失望，但这是战争期间中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和主权国家的姿态参与到国际关系之中。        

        此外，米特指出汪精卫在1939年东京之行前后和东南亚的领导人有过对话，“这很有趣，也对抗日战争研究、甚至冷战时期历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重新审视抗战史，何以可能？        

        “现在，历史和其他事务一样在经历全球化的过程，欧洲史学家也在脱离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书写。”米特教授表示，最近欧洲学者的二战史著作开始注意到中国的贡献，例如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我们对二战史的新看法也是历史全球化的一部分。”        

        另外，新材料的开放无疑是新著作的源头。米特表示，中、英、美各国都有新公布的重要资料，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抗战时期大使馆的资料等等。“我在书中关注蒋介石、毛泽东、汪精卫这三股势力，上海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的便利条件使得著作对于相关部分的内容描写更加丰富。当然，毛泽东和中共早期的资料并不容易获得，所以最终的写作仍有所侧重。”        

        石源华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更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因素。米特则表示：“中国的开放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牛津大学正在筹备一个新的中国研究中心，这将是欧洲最大的中国研究基地，我们希望和中国学者有更密切的合作。”        

        西方国家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在增加，还体现在相关研究机构的兴起。        

        米特教授主持的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前身为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心）已和重庆、台北、北京、上海等地研究机构建立联系，并有计划与台北的“国史馆”和一些大陆学者合作研究中国战时的外交史。数据图书资源的提供、汉语教学研习、国际研讨会的召集以及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及访问学者的招募，都将是该中心将开展的工作。        

        在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设立的“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合作研究”项目也是有代表性的国际合作。该项目旨在促进中、日、美和其他国家学者之间的合作，研究专题包括：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中国地方政府是如何统治的，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战争中的国际关系，1931-1945年中国的宣传、文化和文学等。        

今天的东亚，要完成的是1945年未完成的事情        

        米特表示，事实上有很多日本学者、媒体在揭露日本战争罪行方面做了努力，从日本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设立的奖学金之多就可以了解一二。然而，日本右翼否认战争罪行的行为，在欧洲不可能发生，没有人敢于公开为希特勒辩白。        

        “根源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有没有发生什么。”1945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大陆也是残垣断壁，但是这片曾经由法西斯统治的土地上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欧盟和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意味着稳定的治理，也意味着统一的认识，所有国家联合在一起对法西斯的行径表达愤怒。遗憾的是类似的情况没有在东亚出现。        

        在东亚，战后政治力量迅速、突然地分化成对立的两个阵营，日本成为美国领导下的阵营成员，而中国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在欧洲出现的跨国组织没能在亚洲出现。“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当下东亚各国之间的对话不仅艰难，而且常常走向极端。中、日的岛屿争端，中国在南海、东南亚问题上对美国的指责，甚至许多国家之间无法进行有效对话，这都是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英、美、日、苏各方没能协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酿成的苦果，”米特教授说，“今天的东亚，要完成的是1945年未完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