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变法的非自然性与破坏、建设的不对称性

澎湃新闻记者 张茹

2014-09-04 19:5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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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人: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主题:国耻激生的思想丕变——甲午战争120年再思
       时间:2014年8月18日
       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编者按】
       “我这几年反过来想,中体西用是不是那么没道理?借法自强从船炮下手,引出一系列形而下的变化。变法自强引来的主要是思想,是理想,然后整个20世纪的前期就成为用思想改造社会的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社科院终身研究员杨国强在“望道讲读会”分享了甲午前后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丕变,以及那场激变所留下的思想遗产。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杨国强教授演讲内容的摘录:
中国士大夫在甲午战后心态大变
       中国有一个自我形象,这是由两千年历史文化形成的。这个形象从1840年开始已经有点碎缝,但真正全部破碎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一个方面是重建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举例来说,梁启超讲“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始。”陈三立说中国的士大夫老是在讲“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又安在?另一个士大夫说:“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西法无从富强”。他的话和陈三立的话合起来看,已是甲午一战之后中国人认为自己的“道”没有了,西法成为一种“道”。
       还有谭嗣同,他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是一个为“变法”断头的人。然而,甲午之后他行走江湖,一方面在救世,另一方面他问上海的朋友,听说英国和俄国在中国捐贡生和监生,捐了以后可以受外国的保护,不受官吏的欺负,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如果有的捐我肯定要捐。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消息,透露的却是中国形象在人心目中破碎的程度。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士大夫在甲午战争之后心态大变,对中国的自我评价大变。
       与这种自我形象的破碎成对比的是中国人所面对的时势大变。我们今天讲中国近代史,无分专业、业余,老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变局”,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一大变局,但近代中国不仅仅是“变局”。“变局”怎么来的?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这时中国人开始反思。两千年来,中国同游牧民族交往时间很长,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经验,当中西刚刚开始以暴力相交往的时候,中国人是带着历史经验来看西方的,以为西方人也是历史经验当中的一部分。然而,西方人在两次鸦片战争里,用船和炮打败中国,中国人才知道西方人是历史经验之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两千年一大变局,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一大变局。“变局”之说就是这么来的。但甲午战争的时候已不只是“变局”,而且是“危局”,然后再过几年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已成“残局”。所以,中国近代从“变局”开始,经历“危局”,后来已是“残局”。
       当时,危局“危”在哪里?第一,中国经营了30年的海防、塞防,这时已经防无可防。东南门户在台湾,而台湾却被割掉了。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日军占领威海没有退出去,北方门户也没有了。第二,当日中国的财政是非常困难的,两亿三千万两的赔款怎么来?借债,每年付本付息,最终只能取之于民间而致民怨沸腾。第三,允许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厂,导致土货不抵洋货,小民之生计无从着落,又会致民怨沸腾。
       这个过程很可能使得外患变成内患。而且,中西交通30年,这时西方对中国是没有土地要求的,他们要的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甲午战争之后,就不一样了,日本割了这么大一块土地。从这个时候开始,占领土地或者以租借之名占领土地,就成为与西方交往当中的重大变化。
       这些因素在甲午战争之前没有这么厉害,甲午战争之后全部显现出来,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人心惶急,严复当时说“世变之亟”,张之洞讲“外患日亟”。而后,同“危局”相联系,开始有了一个词叫“救世”,后来变成“救亡”,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词叫“图存”。一个破碎的自我形象面对这么急迫的外患,很自然地成为梁启超讲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变法”成为共识。
从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
       第一,“变法”由“借法”而来,19世纪60年代,西方人的大炮两次打败中国,中国人“师夷长技”,用西方人的方法来对付西方人。这个“法”是借来的,宗旨是为了守住中国的本有和固有:本有是中国历史当中产生的东西,固有是中国不能没有的根本东西。实际上,借法自强已经使得中国发生变化,但在中国人的心里还有体用、本末、道器的界限,要的是西方的长技,来辅助中国的政教。因此,借法自强内含着强烈的制夷意识。然而,由甲午战争所催生的“变法”自强,与“借法”一样的都是为了中国的自强,但不一样的是,“借法”是为了守护自己,取新为旧,而“变法”是除旧布新,归根结底是改变中国的本身,改变中国的自我,改变中国的本有和固有。
       由此带来另一个变化,30年洋务运动借法自强的矛头是朝外的,而变法自强的锋芒转向内了。所以,制夷意识转为除旧意识,由此中国开始内部争斗。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同时产生了维新变法、共和革命,康有为和孙中山同时产生,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是有先后的,先变法,后革命。所以,就渊源相同来讲,共和革命、维新变法之间不会没有统一性和共性。从19世纪末开始,“变法”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潮流,随着锋芒向内而来的是19世纪末期至整个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剧烈振荡,比任何一次振荡都厉害。这种振荡起于思想、政治,而远离经济,而且振荡的过程越变越烈。
       第二,变法生于“危局”,所以变法不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自然产生的,而是在外来刺激下逼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甲午战争时期的变法本质上是由外入内的,不是社会内部自己要求的,是不自然的,从而是不正常的。这种不自然和不正常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从这时开始的变法不能不是以西方的“法”来变中国的“法”。因此,随着变法而来的是西方的“法”前所未有的扩张——普遍性、抽象性、彻底性、绝对性。实际上,变法的努力在于把一个整体的西方搬到中国。
       这种以西方整体性对中国整体性的做法预设的是中国、西方在本质上没有差别,而且可以互相整体置换。因此,这种推理把中西之间的历史文化、中法和西法所产生的各自的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不能重叠的特殊性全部抽掉了,“变法”成了没有真实性和细节性的东西。它实际所制造出的一个走势就是中国人视西法如神圣,以西人为帝天。所以,我这几年反过来想,中体西用是不是那么没道理?借法自强从船炮下手,引出一系列的形而下的变化。变法自强引来的主要是思想,是理想,然后整个20世纪的前期就成为用思想改造社会的时代。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让中国人对西法充满一腔委屈,但变法自强所促成的是对西法无限的羡慕。
       由于变法起于战败,是被逼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变法”比“借法”更加急迫。当时,康有为给皇帝上的奏折中有过两段文字,同梁启超讲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同时产生的是大变、速变、全变。他说西方变法300年,日本学西方30年,中国学日本3年初成,10年大成。
       孙中山说“举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政治革命解决国体问题,社会革命解决贫富问题。这两个东西“毕其功于一役”,“毕”得了吗?这种臆想中的变法是一下子改变的,是很快改变的,由此派生的问题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一个根本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其间根本所在常在移动之中,有时候在政治,有时候在经济,有时候在伦理,有时候在文化。但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根本问题一下子解决,有时候讲练兵是根本,有时候讲教育是根本,后来又讲立宪是根本,找来找去不断找根本,最后对应的是变法进入社会之后连连受挫。
民族思维方式的变化:只讲再创,不讲传承
       真正的急迫性是在甲午战败之后,深入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这种急迫的心理和中国历史文化其实不太一样。中国历史文化讲“中庸”,而外患的逼迫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实际是超越党派的。
       梁启超当年是舆论界极其有影响的人,他把自己比作是言论界的陈胜、吴广,又说在报刊上讲话不怕讲得过头,讲得越极端越好。为什么呢?你从这方面极端,他从那方面极端,最后调和下来就正好。但问题是,这常常是没法调和的。后来鲁迅讲,你要开个窗,非要掀屋顶,那就是矫枉过正,非常极端。而且还有一点,甲午战争之后,舆论界有那么多的报纸都在上海租界办,这是中国法律管不了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信口开河,什么样的极端都可以讲。这就使得中国公共言论一开始就没有责任意识,到现在还是。这个就是当初留下的历史印记。
       与洋务运动30年形而下的物质相比,“变法”是以思想改造社会,实际上它的冲击力和破坏力比物质更厉害。科举制度不是在舆论之下一下就废除掉了吗?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也不是被舆论废除掉了吗?而且我们今天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老实讲,其大部分内容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变法中已经出现了,如民权、白话文、科学、反孔。所以,今天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要再深入一点,就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史和后史,而现在的研究是把五四运动切开一段,没有前史,也没有后史。自19世纪末以来,讲除旧布新,“除旧”可以用彻底去除的方法来实现,但“布新”不行,“布新”需要普遍性和具体性的合一,需要追诉历史因果,需要依傍历史文化。所以,当这些都被抽掉之后,单靠西法的普遍性、抽象性、彻底性、绝对性,是没办法布新的,无从生根。
       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欣赏西方代议制度,中西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已经提到代议制度,非常赞赏。甲午战争之前没有人反对,因为中国人的问题碰到西方人的政治现象。中国自秦汉以后是郡县制,秦汉之前是分封制,郡县制是朝廷派官轮流去的,做五六年就换人。到明代末期和清代初期,很多人都在说郡县制不好。为什么?君民相隔,而且一个官做五六年就走了,把这个地方当旅馆一样,不会做长远考虑,也不会深入民间,上下拥塞阻隔成为大问题。所以,后世很想念“三代”,夏、商、周三代君民不隔。于是,一看到西方的代议制度,就以为“三代”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中国人带着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历史文化认识西方的代议制度,觉得很有亲切感。之后,康有为讲变法,讲君民共主,也要建立议院,帮助政府富强,这是一种错读,但又真实地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中。
       西方代议制度是为了限制政府,与中国人用“君民共主”助成政府的富强显然不同。中国人真正开始理解西方代议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政府权力这一点,是清末新政时期宪政编查馆翻译过来的东西使中国人知道,议会是为了限制政府。民国初年的国会热衷于对付政府,以至于政府常常一件事都办不成。之所以如此,是不知道民主政治、议会制度除了斗争、抗争之外,还要合作,要妥协,要忍让。中国人到今天为止仍不懂这一点,从五四开始就是“争”。民主这个东西说到底很简单,它的难处在于怎么实行,而最难的就是学会忍让,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喜欢代议制度,但建立不起来,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历史具体性。由于这样,在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近代化数十年、上百年的变迁中,我们最大的矛盾是“破”和“立”的矛盾,破坏和建设不对称,由此留下的思想惯性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
       比如说,现在常常喜欢讲推倒、重建、再创,不太喜欢讲继承、延续,什么东西都可以重写,重写文学史,重写什么史。这就使得我们对前人、对古人、对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文化缺乏尊重和敬意。什么都可以推倒重来,这也使得“保守”成了一个没有正面意义的东西(“保守”当然有正面意义)。所以,变法的这一面对拥有三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来说,实际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倾向和思维方式。
       变法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学日本。此前30年,西方是一个非常朦胧的整体,虽然后来一个个国家被分隔开,但要说从其中取一个国家做榜样,却是从日本开始的。五四运动以后,又学美国,学俄国。因为日本打败了中国,日本反过来成为中国人的老师。戊戌变法学日本,但没弄明白就垮掉了。清末新政,特别是后来的“预备立宪”,绝对是以日本为榜样,连地名都用日本的名字。可以说,清末新政的最后十多年,几乎是中国的日本化。
       学日本的第二个影响,西方思想通过日本传入中国。日本翻译西方的原著比我们早,而当时的日文比现在好读得多,所以中国人大量接受日本译本。然而,译本是经日本人选择的,是快速翻译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通过日本接触西方思想,日本翻译文章大量进入中国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西学的肤浅化和粗陋化。与之俱来的是,大量的日本词汇进入中国,而后是我们用现代词汇解释古代文义,常常辞不达意。
       最后一个影响,民国初年军界和政界当权的人物大批都出自日本。中国这个民族本不尚武,把商人和军人限制在政治结构之外,不让他们来干涉,所以中国建立文官政府。但从这时起,中国开始尚武。还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都是由日本传过来的。奇怪的是,向中国提供了那么多“主义”的日本,自己本身却很少受这些“主义”的影响,全部供应给了中国。但与留学美国的人多亲美相比,留学日本的人相当大一批都反日。
       (本文经演讲人审订并授权刊发)
       
责任编辑:张茹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杨国强,甲午战争,思想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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