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转铃专栏：作为Loser的波伏娃

        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家整体上要比哲学家或者文学家重要一些。我想，这是因为科学家们个个都是败家的玩意儿——想想曼哈顿计划花了多少钱吧（相当于现在的两百多亿美金；间接造成的核军备竞赛费用更是以千亿美金计），这笔钱起码能供养几万个维特根斯坦和列维·施特劳斯。对于那些给我们的荷包以毁灭性打击的朋友们，要慧剑斩情丝是不容易的。相反，大家常常从灵魂深处向他们跪拜，奉他们为男神或女神。哎，不如此安慰自己，又要以何面目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呢？

        因此，哲学家或者文学家并不是不重要——他们只是比较让人省心而已。比起那些拿了诺贝尔化学奖或者医学奖的女科学家们，知道写了《第二性》的哲学家及文学家西蒙娜·波伏娃的人肯定要多得多。她的故事很有意思，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年女人完全有可能完成事业上的逆袭。第二，哪怕她存在道德上的一些污点也不是非常的要紧。在中国，要摧毁一个女人的自尊，在年老和不检点中任选一样就足够了。波伏娃真正开始有影响力的时候，已经上了年纪，私生活又称得上是特别的“不检点”。不知道她的故事，是否能让对自己年龄和道德水平没多大自信的人们感觉好一些。

        一九四三年，波伏娃三十五岁。当了十四年高中教师的她，没结婚，还因为和学生娜塔莉恋(gǎo)爱(jī)而被吊销了教师执照。用“老公有钱，儿子孝顺，闲时饮哈茶”的标准看，是Loser无疑，碰到同学聚会只有扑街的份。那时的她，处女作《女客》刚刚出版，也不是什么能作威作福的大文豪。啊！一个三十五岁无业剩女的人生。无限接近于完蛋。怎么办？波伏娃挺淡定。她找了份电台的工作，业余时间搞搞创作，丝毫看不出要完蛋的迹象。

        两年后，她和一帮人创办了杂志《摩登时代》，这些人里包括和她相爱相杀了一辈子的萨特，我的学术偶像之一梅洛庞蒂，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等等未来的大牛，而她却是杂志的主编。这时，她三十七岁。很多三十七岁的女性，孩子已经可以直立行走打酱油了。可她倒好，和作家艾格林谈起了恋爱，还满世界地游历起来，多年后，把这段感情写成了《名士风流》，还得了龚古尔文学奖。直到一九四九年，她的名著《第二性》才出版，那年，她已四十一岁。这本书上架第一周就卖出了两万多本，至今已经销售了几百万册，作为一本学术著作，这个销量算是相当的不错，而这也奠定了她在女权主义历史上的稳固地位：“女性并非生就，而是被造就的，而男性也是如此；困于家务的女性，如同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在原地踏步中消耗着自己；将有一天，女人不是用她的弱点去爱，而是用她的力量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发现自我，不是贬低自我，而是表现自我，那时，爱情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她，都将成为生命之源，而不是成为致命的危险之源。”她的洞见，在今天看来仍然振聋发聩。

        当年，因为写了《第二性》，激进的波伏娃几乎遭受了学术界的石刑，梵蒂冈干脆禁了她的书。而今日，当她的许多观点已被内化为现代人的常识，许多热衷钩沉的学者开始又对她的私生活求全责备：他们指责她心口不一，虽和萨特约定保持开放关系，却仍深受妒火折磨；他们又指责她缺乏勇气，始终不敢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清心寡欲成了衡量学者成就的标准之一。可至少谁都难以否认，她在今天的影响力已毫不逊于萨特，甚至超过了后者。她的成就，并未因她成名时的年龄和私生活而受到影响。每个人都有改变世界的可能，而这个可能性始终近在咫尺——要抓住这个可能性，并不需要返老还童，也不一定要修身养性，不需要有特别的投胎技巧，也不需要韦编三绝。那么，究竟需要什么？还是用波伏娃的一段话来作为回答吧：

        当月亮爬上天空

        我便与远处的城邦、沙漠、海洋、村落相通……

        我感受到生命的沉甸甸的重量

        却同时蒸发散入天空

        我不再受限于自己身体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