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林部落：林芝来信Ⅱ

亲爱的朋友：

        你一定还记得，在上一封信中我曾和你谈到这个夏天西藏自治区的交通安全状况。西藏旅游的安全问题受到了自治区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很快这边就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就效果而言，这些措施达到了预期效果。

        随着旅游大巴限人数限速度、强化交通安全检查以及对旅游从业人员加强管理等措施的实施，自治区的交通安全状况的确有了转变，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次数明显减少，准确地说，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再发生。

        不过，我对此感到高兴之余，也有一些疑惑。毫无疑问地，任何人都不希望道路上经常发生事故，但同样毫无疑问地，我们也应该知道，不发生交通事故只能成为我们希望达到的结果，却不应该成为政策的设计目标。因为除非完全禁止交通工具，否则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概率问题。

        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而不应是要求具体负责单位或者部门保证不会发生事故。在行政上，以“零”和“一”之间的差别为衡量工作成绩的标准，固然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却往往会造成行政成本的极大增加以及具体工作人员的严重透支。这和“命案必破”的刑侦要求有些相似，我们当然希望把所有坏人都绳之以法，但如果把这一条作为对公安机关工作的要求，出现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的概率一定增加。这是逻辑上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归根结底，任何政策都不是完美的，应该允许出现一定的瑕疵；政府当然也不是万能的，不能让自己背负难以承受的重担。要求命案必破，不见得符合刑事侦查的规律，要求不发生重特大事故，也不见得符合交通运输安全的规律。

        这倒不是主张交通安全部门在工作计划中写上这样一句：“本年度预期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2起，死亡10人，重伤20人以内”。如果我是人大代表，审核真这么起草计划的这个部门的预算时，一定把它否决掉。一段时间以前，内地一个省份的安监部门还真提出过差不多的一项“指标”，结果遭到媒体的口诛笔伐。对此，我的评价是四个字——咎由自取。把这个“指标”理解为“死亡执照”虽然有些偏激，但要公众在看到类似文字时不作此联想是非常困难的。

        这难道不是矛盾吗？既不应该要求零指标，也不应该提出某一高于零的具体数字指标——不管这个数字有多小，实际上，只是简单地提出“尽量减少”之类的要求，因为其过于笼统含糊，同样是可以商榷的。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而是一个政府执政的思路的问题——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还是让这个问题在统计数字和媒体报道上减少？一所医院，至少有两个办法能够降低病人的死亡率，一是提高医疗水平，治好更多病人；二是让那些没有把握医治的病人统统出院或者转院。这两个办法，显然后者更简单，更容易实施，但也显然，只有前者是患者真正希望的。政府的政策有的时候与之相似，是要在数字上有所改变，还是在事实上有所改变，并不是同一个问题。

        聊了这么多，请你相信，我完全没有质疑有关部门为改善西藏交通状况所做出的巨大努力的意思。但这不表示我们不应该思考以更好更有效率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改进工作。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内地援藏工作应该给予格外重视，却在一定时间一些地方被忽视了的重大问题。

        西藏自治区有她的特殊性，也就是所谓“区情”，如自然条件艰苦、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缓慢、文化传统特殊、反分裂斗争形势严峻复杂等等。情况特殊，自然政府工作的重点也和内地不同，采取的政策亦不能完全照搬。实际上，西藏很多政策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是针对本地的特殊情况而设计和实施的，比如内地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执行的大学毕业生全就业政策。

        而在所有自治区的特殊“区情”中，有两条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这里自然条件艰苦，相应地，要求干部有很强的自我奉献精神；二是尖锐复杂的反分裂斗争形势使得地方政府的维稳维安工作压力巨大。这两个因素合并在一起，很容易导致的一种倾向——就是用“零”和“一”的区别来作为衡量干部工作的标准，坏的事情是百分之零的发生许可，而好的事情则要求做到百分之百。

        当然，我决不是“差不多先生”，也非常同意有些事情必须做到百分之百，比如适龄儿童就学率应该达到百分之百，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工作的其它很多方面也应该以百分之百和百分之零作为衡量标准。原因很简单，百分之百的适龄儿童就学率既是国家法度，自然含糊不得，也是依靠行政力量和财政能力能够且应该做到的事情。而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则不是，因为“工程技术不是百分之百完美的”，概率无所不在。

        为什么说上述两个因素导致西藏比内地其它地方更易于强调工作上的超高标准呢？我的理解是，这里长期以来因为斗争的复杂性而更加强调干部的奉献精神。换句话说，尽管自治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人民安居乐业，但党政工作却始终是在某种“战斗状态”下开展的。我对此非常钦佩，不过我的观点是，作为强调牺牲和奉献的“老西藏精神”需要继承和弘扬，但作为政府的政策设计与执行，必须考虑技术弹性、财政许可度和人的能力边界。换句话说，就像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零可以成为工作创造出的结果，而不应该成为工作要求一样，“老西藏精神”也应该在工作中体现，而不应该成为工作的出发点。这决不是在说怪话或者泼冷水，只是在提醒“物极必反”的道理是普遍存在的，长期处在紧张状态下，用超常状态处理日常工作，必然导致压力溢出的结果，要么是人员的过度疲惫，要么是财政负担的明显增加。

        的确，西藏处在反分裂斗争的前沿，在某种意义上，用战场来描述并不为过。但西藏自治区毕竟牢不可破地位于中国版图上，以我的个人感受而言，这里的各族人民对祖国和国家基本制度的认同应该比内地的许多地方都要高，甚至高很多。一则是地处边陲，疆界是具体的，而不是虚拟的。在天安门广场看五星红旗和在乃堆拉山口看同样的旗帜，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道铁丝网就意味着两个国度两片天地，显然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更强的国家观念。再者，对于自治区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其诚意、其效果都是可以实际感受得到的。最后，必须要提到，在家国观念问题上，这里的环境比内地其实要更加纯净些。这固然不是掉以轻心的理由，却可以让我们在对待自治区各项工作方面更有自信。这里的工作越是在正常化的气氛下进行，反民分维安维稳斗争的效果反而会更好。

        当然，这很可能只是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随口一说。要做到工作气氛正常化，靠基层部门肯定是不行的。需要的是上级指挥部门对自治区工作形势的精确评估，更需要我们常说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自治区各项工作虽然有特殊性，但也有很多和内地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何进行常态化管理而不是疲惫化管理，是西藏内外很多地方都面临的问题，并不为自治区所独有。

        这也就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西藏这片土地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呢？内地和自治区又该如何认识西藏的特殊性和二者之间的共性呢？时间不早了，我们下次通信的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

        希望你早日到林芝来，不过什么时候来，自然要看你的安排。这里没有所谓一年四季中最好的季节，这里的每一天都是最好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