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国家安全的中国道路：中国急需建新常态的安全治理模式

        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也正在日益突显。

        2014年9月21日，新疆巴州轮台县发生一起严重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6名群众死亡、54名群众受伤。过去几年中，常有类似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见诸报端。

        在暴力恐怖袭击威胁国内安全的同时，中国所面临的周边以及国际安全态势也日趋复杂。国内、国外安全形势不断变化的大背景也使得中国面临着如何对国家安全加以治理的战略选择。

        “我们现在讲国家安全治理，其治理对象指的就是国家所面临的各类安全威胁。因此，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识别及其轻重缓急的区分就成为制定整个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学者张骥9月23日在“国家安全治理：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研讨会上说。

        此次会议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二届学术年会主题专场之一，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共同承办，旨在为新形势下中国的国家安全治理找寻新的思路与方案。

        张骥认为：“之所以需要新的思路与方案，其主要原因是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相较于过去有了很大的扩展与延伸。国家安全治理所针对的具体问题以及具体对象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治理思路以及手段越来越显现出能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必须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处理好安全战略与发展战略的关系。”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李瑞昌看来，现在的安全应急管理模式主要有两个缺陷：一个是承接性不足。一个安全问题解决完了之后，后续的很多事情就不管了。另一个是无法建立起预防危机发生的机制。也正因此，中国急需建立一种新常态的安全治理模式。

        “这种新模式首先需要建立多种协调机制，以保证多个部门（机构）能无缝隙地有序运转；第二是需要将危机管理的各个环节植入到日常管理中，即风险侦查、预防预警、应急响应、快速处置、善后和恢复重建等成为日常管理流程的重要环节。”李瑞昌说。

        在他看来，新常态的安全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协同式的危机管理。“这种协同式的危机管理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他补充说，“首先要把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突发事件联结起来。其次是将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并联解决。最后则是将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相结合。”

        传统上，人们对于国家安全的理解更多是局限在“边界”这一地理意义的概念中。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国家安全正在愈发呈现出“跨边界”甚至“去边界”的特征。网络安全是这种特征的最典型代表。

        在复旦大学国家应急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淑华看来，网络安全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层：硬件的传输层、网络层以及应用层。网络安全产生的问题就是从这三层产生的，核心的问题是：物理的基础设施和网络的基础设施边界越来越模糊。

        近些年来，网络安全日益成为中国外交中最频繁提及的词汇。一方面原因在于，中国网络遭受黑客攻击的频率和次数急剧增加。另一方面，网络安全也成为中美大国博弈的新议题。

        2014年9月17日，美国参议院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网络黑客一年内曾20次入侵为美国军方服务的私营运输公司的电脑系统。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美方停止对中方不负责任的攻击和指责，停止对别国的网络攻击行为。

        虽然美国的指责缺乏根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在网络安全上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认为，中国在网络安全上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观念的差异。政策制定者和普通民众在网络安全及其合法维护方式上，存在认知差异。第二个落差体现在国际层面，即中国网络政策所实施的具体内容及其表述方式，和国际舆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刘淑华也认为，现在国家缺乏一个宏观的网络安全战略。“网络安全治理结构碎片化以及参与部门职能分割不清，这些也都是问题。”她说。

安全研究不宜草木皆兵

        国家安全所涉及的范围是方方面面的，要把握和研究的层次也越来越细化。这就要求人们对于国家安全要有一个科学、理性的认识。如果认识不充分，很有可能出现安全化过度的问题。

        “现在国家面临的许多安全问题恰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安全与不安全的界线很难判断，也很难确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玉刚说，“如果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上升到安全层面来看待，对于国家以及社会的整个治理体系来说，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也认为，对于安全的研究一旦泛化，国家很可能因为安全问题太敏感而束缚自己。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则认为，国家安全治理需要更好的区分安全问题的优先顺序。

        “如果我们所有的安全问题都要进行处理和解决，那就会使国家的资源、秩序以及权力结构都发生变异，”他强调说，“因此，我们要在安全问题之间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度。”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室主任李开盛也认为，把过多问题都装到安全的瓶子里来会严重影响到一个国家资源的合理分配。

        “有些问题本来不是安全问题，或者说这些问题的安全程度紧急性低、威胁程度低。但我们把这些问题拔高之后， 它们就成安全问题了。”他补充说，“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拿大量的资源去应对这些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