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重访甲午路4︱朝鲜曾经想"回归"

        【编者按】

        适逢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邀请知名学者雪珥重访历史现场，以这种方式来纪念这场改变东亚格局的战争，借此观察历史和现实交织下的中、日、韩。本文为“重访甲午路”系列第四篇。

        这回雪珥先生从朝鲜高宗的生父大院君与闵妃的权力争斗写起，翁媳之间的这场博弈是朝鲜半岛近现代史上最为戏剧性的部分。1882年爆发壬午兵变，大清军队收到朝鲜国王的请求，出兵“维和”，派驻朝鲜的张謇曾大胆建议把朝鲜纳入中国版图。其后，伴随英俄争霸的国际背景，以及朝鲜国内“亲日派”与“亲华派”的颉颃，朝鲜有过多次“回归”中国的机会，对此，李鸿章与中央却始终都没有明确表态。

皇帝懦弱无能，翁媳博弈成政敌

        宫闱权斗，一直是朝鲜半岛近现代史最为戏剧性的部分。而朝鲜近代史上最为激烈、并且深刻影响到国运、甚至是中日朝三国国运的权斗，却是发生在翁媳之间，这在大中华文化圈的历史中，也是相当罕见的。

        斗争的一方，是朝鲜高宗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另一方，则是高宗的正妻闵妃、日后大名鼎鼎的“明成皇后”。

        当高宗在大院君主持下，迎娶闵妃时，大约各方都没有想到，这翁媳二人会成为你死我活的政敌。闵妃本是大院君之妻、高宗之母的娘家亲戚，迎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大院君的云岘宫，接受王后的上岗培训。

        如今，漫步云岘宫，依然能看到闵妃当年的住所。至于这些上岗培训内容，按常理推测，应该无非是些女德教育而已，但是，以大院君此人的政治野心及手腕，倘或掺杂一些政治或权力启蒙，也不是意外；更大的可能是，大院君或许未必刻意给闵妃上过政治课，但闵妃在此地的数年进修，一定能强烈地感受到了政治的气场，或许也帮助她自学成才。当然，最为关键的刺激因素是，高宗本人的懦弱无能，在一个强悍的女性背后，往往有一个懦弱的男性——所谓“牝鸡司晨”，公鸡不能打鸣，母鸡（牝鸡）兼职司晨似乎也有了必然性。

        1882年的壬午兵变，其背后就有大院君与闵妃的博弈。

        在这场兵变中，退隐多年的大院君被乱兵拥立，重新摄政，大清政府应朝鲜国王邀请，出兵“维和”，并将侵夺了国王权力的大院君逮捕，软禁在保定府旧清河道衙署。李鸿章对此的看法是：

        “（大院君）积威震主，党羽繁多，业与国王王妃及在朝诸臣等久成嫌衅，倘再释回本国，奸党构煽，怨毒相寻，重植乱萌，必为后患。届时频频天讨，宽典转不可屡邀。况兹贫弱小邦，变故亦岂堪再遇？是昰应不归，犹可保其众，安其国，全其父子；昰应一归，则父子终伤，必至害于家，凶于国而后已也。”

        在李鸿章看来，将同样强悍的翁媳二人分开，或许可以减轻朝鲜内乱。同时，中国重申“朝鲜永列藩封”，开始在朝鲜驻军，并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加强了宗主国的权力。同时，中国也在仁川设立了租界，大批华商开始进入朝鲜。

张謇曾建议把朝鲜纳入中国版图

        在派驻朝鲜的大清军队中，有两个年轻人开始崭露头角，一是张謇、一是袁世凯。

        随军驻扎朝鲜的张謇，代其统帅吴长庆拟定了《朝鲜善后六策》，上呈李鸿章。这份建议书中，最为震撼的主张，是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

        可惜，这份建议书早已失传。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张謇在回复“吉林省交涉使”韩国钧的信中，回忆说：

        “方壬午（1882年）、癸未（1883年）之间，下走（张謇自己谦称）参与吴武壮公（吴长庆）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直隶总督李鸿章），于朝鲜则有援汉玄莬、乐浪郡例废为郡县（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平壤；玄菟郡，治所初在夫租、今朝鲜咸兴，后在今辽宁新宾。汉初，武帝征服卫氏朝鲜，设为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后真番、临屯二郡并入乐浪、玄菟。统称“汉四郡”。）；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联我东三省为一气。对日本，则三道出师，归复流虬（琉球）……”（《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第一编第四章“客幕”，《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

        显然，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设想，遗憾的是，“李直督（李鸿章）搁置不议”。张謇日后也抱怨说：

        “当时即不归复流虬（琉球）,而于中朝创业之大计，稍稍措意；于朝鲜行我之第三四策而因以经营东三省，安有日俄之争，安有立韩覆韩之事，安有东三省今日之危。”

袁世凯当机立断，围剿“甲申政变”

        大院君虽然被带离了朝鲜，但在日本的蛊惑下，朝鲜内部的权斗依然日趋激烈。朝鲜国内形成了一个主张学习日本、进行改革的“开化独立党”，将改革开放与从中国手中彻底“独立”视为表里，中国成为他们的最主要假想敌。而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在军事上获胜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将越南拱手相让，再度令天朝上国的威望在朝鲜一落千丈。

        朝鲜国内亲华（“事大党”）与亲日（“开化党”）两股势力开始了激烈的交锋。1884年，朝鲜一位经营医药的商人崔宅英被人打死，据说凶手身穿中国军服，逃离现场后难以缉获，开化党办的启蒙报纸《汉城旬报》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矛头直指中国，而中方坚称，凶手是朝鲜人冒充的。随后，朝鲜贵族李范晋违反合同，与华商发生房产纠纷，根据朝鲜法律，一般司法机构不得治罪贵族，但驻朝中方官员却强行将李置刑，招致朝鲜上下极大不满。

        这两起事件在开化党的大力宣扬下，激化了朝鲜的反华民意。有关驻朝清使袁世凯要另立国王的政治谣言，也开始在汉城广为传播。袁世凯向总理衙门焦虑地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

        1884年，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诛杀亲华人士，并企图软禁国王，驱除中国势力。派驻朝鲜的袁世凯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动用优势兵力，对政变者及日本驻军进行军事围剿，大获全胜。事后，袁世凯在国内的政敌，莫不指责其轻举妄动，而考诸史实，若没有袁世凯的果断，朝鲜则早已脱离大清，日本将可能提前十年将势力延伸到鸭绿江边。李鸿章评论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这是公允的。

朝鲜想效仿元朝，成为中国的一个行省

        甲申政变后，闵妃势力开始借重俄国力量，试图摆脱中国的影响。

        此时，朝鲜内部也有人向中国提出了更强力控制朝鲜的建议，李鸿章曾报告中央：

        “昨朝王内戚闵泳翊来津面谒，谓朝京事势不成体统，请由中朝择本邦荩臣有民望者，付之以政府之事。”（《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

        闵泳翊是闵妃的侄子，一度是“开化党”的骨干，排华情绪颇重，后却转为“事大党”的骨干，相当亲华，甚至因此被“开化党”列入必杀黑名单，在“甲申政变”中险遭不测。对于闵妃亲俄，闵泳翊坚决反对，成为朝鲜内部亲华派的骨干。

        闵泳翊建议中提到的“本邦荩臣有民望者”，显然是指他本人，由中国直接指定朝鲜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显然这是鼓励中国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袁世凯的建议异曲同工。

        随着朝鲜急剧地投向俄罗斯，将大院君释放回国，以平衡朝鲜内部力量，就成为大清国重点考虑的方案。李鸿章先派人与大院君面谈，大院君则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方案：效仿元朝时的做法，朝鲜回归中国，设立行省。

        大院君如此解释：

        “昔高丽有如此之时，元朝特降严旨，高丽大臣吴祈拿致朝廷，流之西安，特派东征行省之例，况今日事势非伊时所可比乎……万望极秘密勿漏……钦差一人来住王京办理内外大小事务，行省使不敢自行，则国自保，民自靖，否则其危必不可言，大抵人病不治内，崇治外症，其病必难救，乃岂望其回苏，今日小邦情形即此，极图内外共治此病，或望其苏。”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

        李鸿章随后也单独与大院君进行了面谈，在上呈中央的报告中，李鸿章评论道：

        “……（大院君）必请如元朝故事，钦派大臣前往监国，办理行省，使王与妃不敢任意自行等语。查此议关系重大。元时屡派监国，事权不一，乱益滋纷……”——这一层，李鸿章认为元朝在朝鲜建立行省，设立监国，其实际效果并不好。

        “……若废朝王而改为行省，举动太觉奇崛。况今日各国已与立约通商，俄日眈视其侧，必乘间从旁搅扰，欲治反乱，事势恐有难行……”——李鸿章认为时代、形势均已改变，朝鲜的局面已经不是元朝时期那般情况，回归中国反而容易引起国际干预，这是中国“力不从心”的无奈。

        “……昰应解权柄后，闵妃干政年久，世子又其亲生，党羽盈庭，内外勾结，根深蒂固。即便严旨不准干政，而王弱不能听从，奈何。近有兵船自朝回，言中日撤兵后，俄使未至汉城，尚辑睦无事。……”——李鸿章依然担心，闵妃势力太大，直接压制未必有效。

        “……昰应谓现国已亡自是，危言耸听，然长此舛戾，未必非危亡之机，尚祈朝廷深思熟虑。若不欲轻改旧章，与闻属邦内政，亦必预筹劲旅，驻东省边界以防不测，而备缓急……”——这是李鸿章老成谋国之言：朝鲜倘若回归，是对数百年传统做法的颠覆，中国势必要花费大力气卷入朝鲜的内部治理，影响面极大，未必能轻易做出决断；而眼下的困局，则必须先加强中朝边界的军事力量，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要么是朝鲜内乱、要么是外敌入侵。

        “……至于昰应，从前本无大罪，姑令离国，乃一时权宜之计，今已拘系三年，老病七旬，若有不讳，徒贻后悔，似宜邀恩放回田里，暂勿强令干预国政，免生内乱。王妃见其已归作局外闲人，而昰应声势自在，或稍有顾忌而不致纵恣。国王思父子天性，或暗得掖助，而稍端趋向，亦未可知。”——李鸿章依然相信释放大院君，有助于在朝鲜高层形成新的制衡。（《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并非否认朝鲜回归的思路，其顾虑多在当务之急的实际操作层面上。

        不久，袁世凯护送大院君，离开中国返回朝鲜。朝鲜内部对于回归中国的提议，自此再也没有出现。

英俄争霸，朝鲜回归机会再失

        大院君提议朝鲜回归一年之后（1886年），朝鲜国内的斗争丝毫没有减弱，对华离心倾向十分严重。中国驻英法德俄公使刘瑞芬在写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建议：

        “朝鲜素称恭顺，国家仅存此番薯。毗连我东三省，关系甚重，而该藩奸党久怀二心，饮鸩自甘，已成难治之症。中国能收其全国改为行省，最为上策；其次则邀同英美俄诸国共同保护，不准他人侵占寸土，则朝鲜已可幸存，不然恐衅生仓猝，为他人所攘夺，后患更不可言。曾以此意探美俄外部，均乐从此。已另函致总署（即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当与师门（对李鸿章的尊称）接洽也。”

        刘瑞芬的建议，没有被批准。根据李鸿章回复刘瑞芬的电报：

        “联络英俄保护朝鲜，可称老谋深算。敝处已将此意转达总署请示。据覆称，政府之意，谓‘朝鲜为我藩属，求邻国保护不合体例’，失此机会，殊为可惜。”（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衅始篇”）

        其实，此前在英俄全球争霸的背景下，发生了英国强占朝鲜巨文岛的事件。李鸿章充分利用这一局势，促使俄国发表对朝鲜绝无领土企图的声明，换取英国撤兵，英俄两国共同要求中国加强对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控制，北洋舰队因此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军演，并绕朝鲜半岛巡航，宣示军威。这是李鸿章外交的一大成果。

        此时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实施更为积极的朝鲜政策极为有利，若趁此机会要求列强明确表态反对任何一国对朝鲜的领土觊觎，应能做到，这对日本将是极大的制约，历史或许将因此而改写。诚如李鸿章所叹：“失此机会，殊为可惜。”

        至于刘瑞芬提出的朝鲜回归“上策”，与此前对张謇、大院君的类似建议一样，李鸿章与中央最终都没有明确表态。其原因不明，或许依然是“力不从心”四字？

（本文为雪珥“重访甲午路”系列之四，雪珥是改革史、战略史学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