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士大夫要接受怎样的“通识教育”

谭伯牛

2014-10-22 16:4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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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余英时先生尝作妙譬,谓自读书治学而言,曾国藩没有走“专家”的道路,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士大夫之学”,庶几等同于西方的“通识”教育。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通识”教育,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之学”一样,皆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最高理想,而不仅追求精于一艺的专业成就(广西师大版《余英时文集》第九卷)。不贤识小,谨就所知,对这个题目发一些谬论。
单日读经、双日读史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随即衣锦还乡,在湖南打了大半年的“摆子”与“秋风”。打摆子,谓此身已是金马玉堂中人,在家乡地方待人接物,架子很大,口气不小,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打秋风,则谓从亲戚、朋友、乡绅、土豪与地方官处,收到不少红包,吃了不少酒席。二语皆国藩自道,不是诽谤。       
       在家耍一年,他才到北京正式上班。从此,他才真正明白长安居大不易的滋味。缺钱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赘,发现自己学问不够才是最令他苦恼的事情。当然,能在严格而艰难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年未而立做了翰林,成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已经很不容易。所谓学问不够,不是说在当时四亿国民中,他水准如何,而是看与在京的精英比较,他水准如何。很不幸,国藩自觉不佳,生怕再不努力就要失了“词臣体面”。       
       余先生的老师,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在民国二十四年写了一篇《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解释清代道光朝以来读书风气的变化,特别选取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点评他们“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曾国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钱先生是博学而高明的学者,谈的又是读书问题,特意把曾国藩列进去,可以想见,国藩在发现自己学问不够以后,“困知勉行”,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读书皆有课程,国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话说,就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日子怎么分刚柔,难道是硬一天,软一天?非也。解释很简单,就是单日与双日。不过,不是初一单初二双这样的单双,另有讲究。古代以天干计日,如甲子日,甲是天干。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中,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天干居于奇位,属阳刚,故称刚日,也就是单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属阴柔,故称柔日,也就是双日。日别刚柔,最早大概见于《礼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单日读经书,双日读史书,这是曾国藩读书课的基本日程。      
       经书与史书,是泛称,具体是哪些书呢?国藩认为,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一些不得不读,要认真读反复读的书,其中以《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全集最为重要。《史记》、《汉书》与《庄子》,几乎是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而韩集也列为必读,则体现了国藩个人的兴趣。国藩的朋友发现,在写重要文章,甚至写奏摺之前,国藩会随手抄起一册韩文,翻来覆去的看,直到看出了灵感,才开始写自己的文章。可见韩愈对他十分重要。      
       此外,还有四种必读书。先说《资治通鉴》、《文选》与《古文辞类纂》。《通鉴》是编年史,从先秦讲到五代,是国藩“柔日读史”的主打书目——他也买了二十三史,只是不如《通鉴》读的熟。《文选》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学选集,《古文辞类纂》选录从战国到清代的古文(即相对骈文而言的散文),二书也在传统读书人的基本书目,不必详说。值得多说两句的是国藩自己编选的《十八家诗钞》。从曹植到元好问,从魏晋到金朝,国藩选了十八位大诗人的六千馀首诗,本来只是“私家读本”,后来也出版了,供世人参考。       
       以上是必读的八种书。然而不能只看必读书,还要看其他书,只是典籍浩如烟海,该看哪些人的哪些书呢?这就有个读书门径的问题。曾国藩说,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所成,然而,对于读什么书,如何治学,却是略知门径。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不知道到底学问是怎么回事,学术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会不会读书的关键,就是这“略知门径”四个字。当然,略知门径之后,是不是能够登堂入室,这个就有幸有不幸了。不过不知门径却能登堂入室,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信从了。国藩对读书门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因为他的自觉,钱穆才将他列为近代读书的代表人物。读书门径,或有高下广狭的不同,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适不适合。以此,说国藩对读书门径有独到见解,并不是在学术史的层面说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见解的地方,而只是说,这个门径很适合他自己。
文化偶像都有谁
       孔子之门有四科,叫做德行、政事、文学与言语。对国藩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则强调义理、考据与辞章。国藩自认为明了其中的消息,乃结合桐城的三种工夫与孔门四科,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按照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分类,同时符合孔门四科的标准,列出国史上特别重要的三十二个人,以为读书治事的典范。       
       首先是文王、周公、孔子与孟子,所谓“文周孔孟之圣”。这四位圣人,十分高明,“不可以方体论”——即不能仅以一个或几个维度来评判他们。他们是博大精深的集大成者,综合素质特别厉害。还有四位,所谓“左庄班马之才”,即《左传》、《庄子》、《史记》与《汉书》的作者,特别厉害,高出他人一头。他们的作品是很多人创作与思考的源泉,不能局限在哪一科、哪一门。       
       上述八人以外的二十四位,才以义理、辞章与考据来分类。       
       义理,包括了孔门里的德行和政事。德行与政事兼备的,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与司马光,都是国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另外则有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朱熹与张拭,虽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但是,“君子之德风”,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中国人,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走向。当然,选择这五个人,显然表明了理学倾向。国藩虽然讲究汉宋调和,但在他心中理学(即宋学)的分量还是要重一点。       
       辞章,是孔门的言语科,也就是后世所讲的文学。有八个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与曾固,写得一手好文章,李白、杜甫、苏轼与黄庭坚,吟得一手好诗。国藩本质是一个“文艺青年”。他不止一次回忆,刚到北京,心里还是想走文艺道路的。当时的朋友,如梅曾亮的古文,如何绍基的书法,皆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脚色。我固然佩服这两位,但是,我自信,若坚持舞文弄墨,未来我的文章,我的字,所造也必有可观,未必就不如他们。只是后来做官,职位越来越高,从军,打仗越来越险,实在没有余暇从事文艺,以此没能达到他们的水平。       
       考据,则是孔门四科里的文学,与历史有关,与制度有关,更与经济(经世济民,非今日所云经济)有关。人选略分今古,先说古人。许慎,是《说文解字》的作者,郑玄,笺注很多经书,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汉学家(汉代之学)。然后是杜佑与马端临。杜编《通典》,马编《文献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四位相对国藩来说都是古人,最近的马端临也是宋元之际的人物了。再说“今人”,尽管也隔了数十上百年,然皆属于“国朝”,所以说是今人。顾炎武,清初大学者,国藩将他列在考据门,更重视他在史学的贡献。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此书对国藩影响甚巨,在日记、书札与笔记中常能看到他讨论此书的内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运动的发起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学家。
       
顾炎武,被梁启超称作是“清学开山之祖”,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最早即是顾炎武《日知录》中提出的概念,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

       对这一门的人选,钱穆极表赞扬,说曾国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据最重小学(文字、音韵与训诂),所谓读书须先识字,又所谓一字不识学者之耻,人选中以许、郑、二王最为擅长。但是曾国藩把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与姚鼐这几位似乎不属正宗的学者也放到考据阵营里,那么,用钱穆的话讲,这就是“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在校勘训诂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据的范围扩大了”。一旦扩大,对于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他说,曾国藩在这方面的见识是非常高明的。      
       这些圣哲是国藩的文化偶像,他们的著作是国藩的文化资源,了解这些人的事业与学问,对于了解曾国藩来说是很重要的前提。然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不可能通读这些偶像的著作,是一件憾事。幸好曾国藩做了精选本,便利读者。一是前面讲过的《十八家诗钞》,再就是《经史百家杂钞》,不仅选了《圣哲画像记》里三十多位圣哲的作品,还选了其他重要人物的文章。看这两个选本,我们大致也就知道曾国藩都读过哪些书,重视哪些作者,喜欢哪些作品。他一生学问的基础,也几乎都在这两个选本了。       
       不过,曾国藩的学问在学术史排不上号。用钱穆的话讲,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不说主观,只说客观,国藩没有成为大学者,有这些原因。      
       第一,他的少年时代,读书的环境不是很好,所读主要是教科书与教辅材料,用来应付考试,而一定程度的博览几乎是成为学者的先决条件。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才借钱买来二十三史,才有机会认真读史,这是那些书香世家决不会碰到的尴尬情况。直至道光二十四年,距他入翰林已历五年,他还在读《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这些书却是其他博雅的同事早在少年就已毕工了的。
        第二,中年之后,他创建湘军,日事戎马,没时间也没精力去认真读书。常言虽说湘军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但这说的是激励将士,晓以大义,不要以为参军就是为了烧杀抢掠,而应有一些精神追求。作为统帅,每天要筹款,要指挥作战,要应付各种关系,不可能认真读书做学问。不仅是曾国藩,他的幕客与将帅,只要长期在军中,还能做出大学问的,基本上是没有的。还有独学无友的问题。幕府的宾客,究以功名之士为多,纯粹的读书人很少,切磋学问的时间也很稀罕,于是,他并没有深造学问的环境。
       第三,个人兴趣偏于文学,而不在学术。虽然也读《五礼通考》,也看典章制度,出发点却不全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因为他在北京做官,常常兼任两个部门的侍郎,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去了解古今制度的变迁。他真正爱读也常读的,仍然是诗文。他的学问虽不能在学术史有地位,但是他在文学的成就,在近代文学史是有地位的,甚至有说他开创了湘乡文派的。我们看看各种文学史,再看看各种学术史,就能明白。
日常修炼八事
       曾国藩是士大夫,他的士大夫之学,读书固然重要,但不仅限于读书,还要治事,还要修炼。上班打卡就不说了,说说八小时以外的修炼工夫。去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增订《曾国藩全集》,收入旧版所没有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部日记就记载了不少如何修炼士大夫之学的内容。       
       这部日记是一个课程表。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
        这段时间他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一定预先温习,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理学家讲究每天都用一些时间来静坐。但我们从日记看曾国藩静坐,往往不过是打了个盹,而非静坐常思己过,或静坐以游太虚。如此则违背了静坐的宗旨,他常会自责。
       属文即写文章。文章不一定天天写。大致分两种,一是为朋友写的序跋,偶也自定题目写上一篇,还有一种,则是奏折。作字,大部分是为人题写联匾。传统士大夫的社交,很多时候是通过题赠书画的形式完成的。且多少还有一些润笔费,可以改善家庭财政,因此作字还是比较多。
        办公,其时他兼任礼、刑二部侍郎(略当今日之副部长),政务繁忙,办公对客无暇晷,可想而知。
        课子,就是指导儿子纪泽读书。一般在睡前,纪泽过来,或背诵日间学习的《尚书》与《诗经》,或复述《资治通鉴》里的故事。
        对客,一是在家里搞接待,一是出门拜谒各界贤达。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几乎每天都要出门拜会他人。对客既如此频繁,必然耗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完成其他几项,日常生活是绝不轻松的。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曾国藩家书》内容广博,既有治军为政之道,又有人生处世之谈,自1879年初刊以来,广为流传。图为曾国藩家书(局部)。

        与对客性质差不多的是回信。家中每隔半月向他报告家里的景况,他也按时向家里报告自己的情况。寄自北京的家书很重要。要了解政治中心的情况,对于生活在外省尤其是乡间的人来说,日常只有这个途径。家书读者也不限于亲属,只要其中没有特别隐密的事或者国家机密,家书是要拿给朋友甚至地方官绅传观的。家书之外,还要经常给朋友写信,尤其是所谓道义之交,大家在信里讨论哲学与文学,政治与情感,交换各自的见闻。这种信往往很长,能写几十页,几千字,都是当正经文章来写,很费神。还有礼节性的信函,尽管拟定内容轻车熟路,但因为对格式有要求,须作端楷,他还请不起专司笔札的人,也很费神。
       略作统计,几乎每天都记的,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
        这部日记记录了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共两年多的事情,内容虽然简略,但完整展示了他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之学,让我们能看到所谓理学家的“工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未来他的日记,格式不再这么规整,纸上也不画格子,但是所记的内容并无变化,还是这些事,除了不再课子。终其一生,他都在坚持这些功课,直至逝世前夕。这就是曾国藩士大夫之学的纲目。
        或者会想,既然曾国藩是这样干的,那么一般的人,也列这几条功课,持之以恒,几十年做下来,是不是也能成为士大夫,也能成为一个有他那么大成就的人?曾国藩回答了这个问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日,他写了一幅对子,作为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曾国藩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来自曾国藩纪念堂。

        尝试解说数语。曾国藩似乎在说,人生并无中间道路可走,不向上,即是自甘下流,做不了圣贤,就必然是禽兽。在圣贤与禽兽之间,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的。那好,且往圣贤路上行去,可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下联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他教你只管去做,不要管最后是不是能做到。但是你若不做,终究是错的。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曾国藩,余英时,钱穆,文化偶像,日常八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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