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博雅教育：培养大师还是牺牲品？

甘阳入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高校博雅教育再启路线图？

        

        9月27日，清华大学“通识教育实验区”新雅书院举行成立典礼，学者甘阳担任“实验区”总监。生命学院院长施一公院士、美术学院教授李睦发表了致辞。

        此次入读新雅书院的全体本科新生，是清华大学探索通识课程与养成教育的首批试水者。新雅书院推行住宿书院制度，所有入选学生按学科交叉和大类融合的原则安排宿舍。开设课程则以“文明与价值”为主线，以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科学为基础，推及政治、经济、社会和传播，本学期新开设了“《史记》研读”、“早期中国文明”、“法律与文学”、“艺术的启示”等4门通识课程。

        长久以来存在的高等教育“专与博”之辩，使得通识教育长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话题。早期出于意识形态影响及专业技术人才需求，在“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的调整思路下，中国曾大幅增加专业类院校，以人文社科为内容的通识教育曾长期被废止，仅在政治教育课程中有所保留。这一趋势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所改观，例如1988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育的工作意见》，指出要为未来高级专门人才的成长打下较宽的基础。本科专业种类也由原来的945种，逐步调整到1998年的249种。

        但随着近二十年来的教育产业化改革，大学教育实用化、工具化的倾向愈演愈烈。与此相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也逐渐变得多元化与碎片化，如何在大学中重塑主流价值观，加强精英教育，这一问题逐渐引起政治核心层与人文学者的重视，21世纪初，通识教育由此提上日程。

        目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形成了以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为代表的三种模式。其中以复旦大学模式最为彻底，复旦构建了覆盖到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体系，全体学生在“复旦书院”内打破专业划分共同居住，需选修12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为全体学生塑造一个跨专业的开放氛围，缺陷则在于可能会流于形式，变为各种专业知识的通俗讲堂，最终起不到人文化成、心智启蒙的“通识”效果。

        而武汉大学模式则是改革力度最小、也最被广泛使用的模式：开设全校通选课、供全校学生选修。这种模式操作起来相对容易，即使是资源匮乏的地方院校也可采用。但缺陷与复旦模式相仿。

        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同样由甘阳发起，除面向全校开设公选课外，其核心在于“博雅学院”这一独立的四年制通识教育学院。博雅学院除了国家规定的公共必修课之外，其课程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经典学习，开设过的课程包括“《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史记》”、“四书”等。二是古典语言课，包括一年级的拉丁文，二年级的希腊文，以及古代汉语。三是古典研究，开设过的课程包括“古代希伯来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典乐理基础”等。四是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开设过的课程有“民主与爱欲”、“主权问题研究”等。另外，还有一部分修养课程，如“书法”、“外国美术史”、“绘画技法”等。目前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北航文科实验班等均采用这一模式。

        此次清华大学的“新雅书院”，看起来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模式的翻版。这一模式所引起的最大争议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是否可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学习内容如此曲高和寡，学生是否成为了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牺牲品？

        这一问题涉及到通识教育的意义所在，目前国内学界对此的看法可分为以下几种：一则认为通识教育是一种全人教育，就是要培养帮助人建立全面的人格，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发展其理性、道德与审美；二则认为通识教育有别于专业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负责任的公民；三则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德行的文明承载者，对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作出贡献。

        甘阳本人的通识教育理想，或许更多在于以第一、二种看法为手段，并最终以落第三种看法为目标。他在新雅书院开院的主题演讲中表示，中国大学的本科书院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想土壤，并非追求抽象、空洞的理想目标，而是务实于可操作、现实性的育人要求；并非照搬牛津剑桥等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而是从清华的实际出发，探索中国本科书院的特色之路。

        在2013年中山大学博雅硕士班结业典礼上，甘阳曾再次提起过韦伯“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一针对现代世界的著名判断，并认为现代社会若不是有一批教育家、思想家在坚持针对人类灵魂的教育，西方开创的现代和现代社会是一个“人类最糟糕的世界”。甘阳认为，古典教育虽然是博雅教育的重要一环，但它更是一项面向现代性的教育工程。其作用在于通过探索当下的真问题，改变僵化老旧的高校课程设置体系，并最终提高教育品质。

治理话语的兴起

        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式将“治理”一词纳入政治话语体系。2014年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政治研讨班上再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

        治理话语的正式提出，可说是对过去改革经验的一次系统总结与提升。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曾在不久前召开的莫干山青年会议上讲到，国家治理是一个尚未破题的题，一是对于何为“治理”在概念上尚未有共识，二是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尚在探索之中。《文化纵横》杂志2014年十月号以“新政的治理逻辑”为题，组织了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讲师李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亚新、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员傅蔚冈就治理话语的意识形态起源、本轮司法改革的前景、以及户籍改革的现状分别撰文进行了讨论。

        

        此一专题的策划者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治理话语的兴起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影响力。它强调了一种灵活的、弹性的、回应性的治理方式，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权力与市场和资本关系的建立，同时也代表了国家功能、边界与原则的重新界定，并由此带来了政策议程与治理方式的一系列变化。

        而这一变化趋势，与1990年代以降中国政府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迁，例如“地方政府锦标赛”体制的建立形成了某种呼应。近二十年来，中国政府采纳了一系列市场化、企业化的运营思路，建立起了科层化、行政化、部门化的治理体系，并通过司法、行政、立法、监督、安全等领域的配套改革，改变了治理逻辑，为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框架。

        不同层面的利益固化，可以说是当前的隐形危机之一。治理话语可说是一个以顶层设计方式、强行介入并打破这一固化趋势的切口。

        例如李泉《当代中国官方治理话语的意识形态起源》一文认为，目前，一种将国家政策整合进资本积累进程，并同时强化统治权力结构的治理方式，正在走向成熟。傅蔚冈《户籍改革困局：新逻辑与旧利益》一文则将户籍制度的改革死结同样归为地方与部门利益的作祟。而王亚新《法官独立的政治含义》一文则将地方法院的法官独立困境，归结为由司法保驾护航的“政绩竞争”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但文章并未流于“司法独立”的俗见，而揭示出决策层希望将自己从总体性政治责任中进行解套和切割的改革逻辑。

        利益政治由此构成“治理”话语的另一大背景，它正在迫使执政者改变以往的全能形象，扮演一种更为超然的公正调解者角色。政府不再积极介入利益冲突的前线，更多借助抽象化和中立化的治理技术在幕后进行调和。“治理新政”在表面上采取了技术化的路径，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决断。

【本周言论】

世纪交替到90后这一代，总体来说，人们更渴望直接参与，信息也更多元。但组织结构扁平化、信息控制严格的结果是有效的公共辩论也在减少，民间更难形成思想和行动的共识，对来自资本和政治方面的控制也更难抵抗。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很容易产生信息过载，但行动乏力的沮丧。

        ——专栏作家安替在财新网发表《90后爱情和政治的变与不变》一文，讨论十几年来从70后到90后的代际交替，“只有王小波准确表达了更替的本质：爱情依然纠结，技术更像我们的主人。”

“我非但不会劝人不要移民，我还要鼓励他们移民呢，因为对于移民海外的国人，那些在国内骂得越多的人，出去后往往转变得越快，因为他们把国外想象得太好了，他们对欧美的印象是电影和广告上看来的，和真实的西方差距太大了，结果出去后失望者众多。”我告诉这位提问者：“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观察者网摘自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书。张教授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移民问题将越来越去政治化，换一种方式生活早已是全球化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不必做过多的政治解读。并以台湾为例：台湾地区已经“民主化”20多年了，2300万人口中至少有150万台湾同胞在大陆工作、生活或学习，“如果一定要从意识形态解释的话，这不就是‘用脚投票’吗？”

他未死于入选教科书的那天，更未死于被极力排挤出教科书的今天。在群氓配合犬儒要从教科书里拿掉鲁迅之际，我想告诉他们：地火，不是在教科书里运行的，你永远不可能从现实中拿走鲁迅。

        ——香港作家廖伟棠近日在腾讯·大家专栏发表《重读鲁迅的<野草>》一文，纪念今年9月25日鲁迅诞生133周年。

很多人把全球化看得太简单了。最有意思的，其实是看个体的思想有什么改变，比如画家和在工厂里的工人。他们的文化，读的书，以及思想和意见，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我不是一个喜欢理论的人，什么“主义”我都比较讨厌，太狭隘了。我就是对个体感兴趣。

        ——美国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接受《中国改革》记者采访，谈到他写丽水画家村时写了很多关于全球化的内容，但他选择只写故事，不谈理论。

从一九四九年算起，也已经六十五年了呀，可我们竟然没能领导出一个在公共场所懂得要排队、要遵守秩序的民族。给人的感觉，领导出一个遵守秩序懂得排队的民族，比领导出造原子弹核武器、领导出造宇宙飞船上太空、上月球都要难。

天天喊着“我们是文明古国”，“我们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到了今天，又在世界上建了几百所孔子学院，国内的读经学堂、于丹的心灵鸡汤，所谓“国学”可谓发扬广大得无以复加了，然而，在公共场所，一个最简单也最基本的排队，都做不到。

        ——共识网发表博客作家闵良臣《六十五年没领导出一个“排队“的民族》一文，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其实，在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中，是很需要左派的。需要他们关注穷人的利益，对社会不公做出理论上的解释，为维护穷人的利益和权利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微博@清华孙立平 连载《平心静气说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