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周小平为什么这么红

        

        许鞍华导演的电影《黄金时代》于2014年10月1日上映后，近三周来，票房惨淡。这部描写上世纪30年代左翼女作家萧红的跌宕人生经历的电影，在上映之前在艺术与票房两个方面都有着高度的期待值。然而近二十天下来，这部据称投资7000万元，集结了汤唯、冯绍峰、王志文、袁泉、郝蕾、王千源等一线演员的文艺大片，票房至今不足5000万元。而同期宁浩的一部在策划和制作上都无甚野心的《心花路放》，票房已过十亿，差距之大令人咂舌。如是，减去与院线的分账等支出，《黄金时代》恐怕连一半投入也难以收回。

        在技术与电影语言的层面，《黄金时代》都可称得上是中规中矩中有所突破，在业界获得了不俗评价。而在思想评论界，这部电影却因涉及左翼与女性两个话题，掀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论战。论战各方意见尖锐，因为这一话题触动了与我们现实处境相关的隐秘话题——在求得自由的道路上，究竟怎样看待萧红们的历史经验？

        论战一开始围绕着许鞍华对于萧红的塑造是否全面公允展开，起初，一大批评论将萧红的个人悲剧看做其个性悲剧。比如周冲在评论中写道：仔细想来，萧红的悲剧，原因颇多。外界当然有不可推卸的缘由，乱世，战争，冷漠世情，愚昧传统，稀薄的生存可能，专制的父权与男权，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还是她自身的原因：她软弱的内心、病态的性情，与不自立自尊的人格，导致她的自我祸害和自我堕落。

        这一评论模式很快引起了反弹，另一批评论认为，在乱世里女性要寻求独立，其代价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的。萧红本人在大时代里勇敢的抗争，没有得到最基本的尊重。比如另外一位女性影评人黄佟佟说，除了做仆妇和妓女，像萧红这样的女性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没有工作的可能性。而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莉撰文认为，《黄金时代》对萧红的表现太偏重于其传奇的爱情故事，使得这部电影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比如，作为现代文学教父的鲁迅为何会对年轻的二萧如此看重？萧红为什么要执意离开萧军，一意孤行？萧红为什么会被当时的很多朋友尊敬、帮助和爱护？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被大书特书？这些让萧红真正在文学史上得以立足的因素，在这部传记电影中并未能充分地展开。张莉写道：“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对于萧红及其女性抗争意识的评价，很快上升为民国时代以及其中抗争群体的评价。杨早在《假如我编<黄金时代>》一文中勾勒出一个颠沛流离、试图在大时代中寻求一方安静书桌的萧红。他引用了萧军在萧红身后对于萧红的评价 “空想、幻想、小趣味、苍白、灰暗的色彩、病态的感情、过于复杂的思想”来说明萧红作品在当时左翼文学圈子里的不合时宜。在杨早看来，萧红作品在其身后的待遇也说明了这一点：《生死场》还是被人反复提及、讨论、研究。《呼兰河传》说的人就少多了，《马伯乐》更是四十年只有一篇研究文章。刘仲敬更是以及其尖锐的笔调讽刺了萧红命运的必然：“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

        不过季书白的《萧红，在历史中》一文，则强烈否认了萧红与时代的这一重对立： “萧红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员，她以她的作品，参与到波澜壮阔的民族革命和解放的事业之中。是的，民族革命和解放，这些词语今天看来似乎有些陈腐，那只是说明我们离那个时代实在是太远了，不仅是时间上，也是心理上，虽然我们对萧红个人生活的细节知道得越来越多。没有民族革命和解放的宏大目标，左翼文艺青年的辗转流离、反抗和斗争，便成了空洞的姿态，虽然那种生命力自由不羁地勃发的状态——就像电影中呈现的那样——看上去也很美。在这个事业中，萧红或许并不处在中心的位置，但她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分子。即便在她流落于远离文化界中心的香港的时候，她仍以她的文字呼应着时代的律动。”

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举行出版百种纪念座谈会

        致力于译介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成果，引介了以赛亚·伯林、查尔斯·泰勒、汉娜·阿伦特、埃里克·沃格林等一流思想家力作——国内目前人文社科领域最重要的系列丛书之一“人文与社会译丛”自1999年推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到2014年10月最新出版以赛亚·伯林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迄今已出版百余种经典。

        10月18日，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出版百种纪念座谈会暨“理论研读与文明对话”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做了主题发言。知名学者陈冠中、冯克利、高全喜、高毅、李强、刘北成、刘苏里、彭刚、谢维和、张英进、赵国新、周濂等出席座谈会并做了富有卓识的研讨。

        “人文与社会译丛”由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分别担任正副主编，秉持“激活思想，传承学术”宗旨，遵循经典性和现实性相结合的选题原则，自1996年筹备，1999年推出首批图书，历时近二十年的出版历程，以精良的选目、可靠的译文，在诸多同类译丛中脱颖而出，在学界和业界树立了良好口碑，目前已成为译林出版社极具影响力的品牌丛书。与会专家学者纷纷表示，“人文与社会译丛”为国内学术界和思想界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促进当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文化建设。尤其是在中国社会、文化与制度转型与重构的关键时期，借助外来的智慧，观照中国的现实，为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与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必要的智力资源。中国未来的发展与文化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学术界的理论创新，这最终需要中国学者自己提出“更适合解释本土现象的理论”，这些理论经得起“时间维度和空间跨度中的实践检验”。

        “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刘东认为，“从人文思入社会”，不断关注中国社会当下，尝试提出更适合解释本土现象的理论，是丛书十多年来始终不渝的初心。以赛亚·伯林著作的译介，使得两种自由概念在这个个体往往被集体遮蔽的社会里深入人心，宽容与价值多元的理念亦被广泛传播与认同；简·雅各布斯情之所系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令我们不能不回头去深思中国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所得与所失，乃至有“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追问；《学做工》对英国工人阶级子弟“子承父业”现象的文化解析，无疑为我们理解被城乡二元结构所撕扯的农民工子弟群体提供了有力的认知工具和比较平台。

        在专业分化越来越细致的当今时代，学术著作的生产规模空前庞大，这既为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同时也为遴选具体的作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人文与社会译丛”在译者的选择上，力争由相关方面具有良好素养的学者来担纲。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者钱乘旦、《政治自由主义》的译者万俊人、《临床医学的诞生》的译者刘北成、《马基雅维里时刻》的译者冯克利等等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入选译丛的作品，多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国外有广泛影响的一流学者和思想家的代表性作品，大多为西方高等学府的必读书目，不少已经成为本学科或跨学科的经典。

本周言论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据新华网，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参加座谈的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不禁想起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本次文艺座谈会上，以网络作家身份与会的周小平、花千芳引发热议。尤其是有话题性的80后网络写手周小平，其代表作有《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请珍惜生命中的苦难》《告别我们这个时代的自卑病与外国梦》《我待祖国如暖男》等文章。央媒在座谈会后连发数文，讨论“周小平现象”。

80后网络写手周小平在微博发布参加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时的自拍照。

        

        契诃夫讲过，大狗叫，也得让小狗叫，在网络大V的“主流声音”之外，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需要一些不同的声音，这才公平和热闹。而人无完人，纵然周小平有些许不足，但瑕不掩瑜，我们这个时代恰恰需要一个略带瑕疵的周小平！        

        真的，在互联网面前还稍显不知所措的年轻人，太需要一个像周小平一样能让他们在雾霾言论中看到一片光亮的人了。

                 ——人民网刊登栾楠仁文章《瑕不掩瑜，我们需要一个略带瑕疵的周小平》。

        

        周小平的文章最重要的特点是他对中国的认同，这也是引起诸多年轻人共鸣的最关键方面。他其实是找到了中国“沉默的大多数”的共同情感和选择。

        他在批评的同时，还记住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而骄傲，还要向那些在中国发展中付出了辛劳、甚至牺牲了生命的人们致敬。周小平用他感性的笔触告诉我们，互联网的一代人其实是有情有义的，他们明白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的不易，也明白珍惜现有的一切，从这里开始走向更好的未来。

        中国不能乱，中国的发展只能是渐进有序的，只能是在今天的基础上不断地追求卓越，绝不应该推倒重来……他明白这个国家是他最后的依靠，他不能让这个国家变成伊拉克、利比亚或乌克兰，为此他愿意站出来写作。这其实是这个年轻人的责任感之所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环球时报发表《周小平的意义》一文。

        

        习大大见周小平、花千芳，显示领导层不仅看到了这些自由派所极力排斥的声音和力量，而且重视这个声音和力量。这是让一些人尤其感到失望和愤怒的。

        首先要承认周小平、花千芳这类声音的存在。一些人拒绝看到他们，掩耳盗铃，这是一部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通病。其次，要认可他们的影响力和价值。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将会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他们。尤其对这些一贯以精英自诩的人来说，尊重一个来自草根的、因为年轻而不够成熟的、还和自己不一致的声音，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环球时报发表评论部编辑林鹏飞的文章《环球今日评：习大大见周小平，有人心里打翻了五味瓶》。

        

        其实官方与有政治异见倾向的著者打交道，经验的积累也并非一帆风顺。要求一本书下架而导致该书走红的情况以往多次发生过。在有些时候，限制某本书的发行更多反映的是官方部门的一种态度。

                ——环球时报发表《“焚书坑儒”是出版管理的夸张帽子》一文，讨论近日一则未经证实的舆论热点：政府主管部门下达内部通知，要求将一些学者和作家的书全面下架或不予出版。文章认为旧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已不可能重演，但在这个国家，一些“敏感区域”确实存在。并建议：如果那些推动“政治异见”文化的人自定义为“改革者”，他们就应为维护社会主流政治共识承担自己的责任，确保自己不成为国家团结的破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