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埃博拉病毒时应避免的“两种错误”

        【编者按】

        传染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汤蓓助理研究员致力于国际卫生合作和传染病跨国治理的研究，这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比较少人问津、但十分重要的领域。汤蓓目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邀请她和读者分享关于美国社会和传染病治理的知识和见闻。

        埃博拉病毒已经成为美国最受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根据CNN的报道，截至10月17日，美国境内共出现8例确诊病例，另外还有数十人处于某种形式的隔离检疫当中。考虑到此次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流行范围之广、致死率之高，公众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恐慌。一听说小学校长前段时间去了一趟赞比亚，美国家长们便如临大敌，不让自家孩子去学校；一位男子甚至打电话报警，说餐厅里坐在自己身边的人自称“去过”欧洲和西非了；《华盛顿邮报》称，43%的美国人担心自己或者亲友会感染埃博拉。一些议员也开始施加压力，要求奥巴马总统关闭边境、进行旅行限制。但奥巴马则拒绝了上述提议，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表示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应对这一危机。

2014年10月17日，美国华盛顿，一男子身穿防护服在白宫前高举横幅游行抗议，要求奥巴马禁止来自西非国家的航班通行。 东方IC 图

        既然美国本土的案例最初就是从境外输入的，而且，如果非洲疫情继续发展，美国作为全球流通的中枢显然会面临更大的风险，为什么议员们提出的措施作为公共政策是行不通的呢？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政策的本质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是“因噎废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果要听起来高大上一些，那就涉及统计学中的“第一类错误”（type Ⅰerror），有时也被称为“假阳性”（false positive）。这在医疗卫生领域十分常见：最初检测结果看起来非常可疑，病人和家属急作一团，但事实不过是虚惊一场。

        放在个人身上，这不过是生活中的波折，但如果公共政策中出现这一错误，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假设埃博拉病毒在入境人员中的携带率是0.00001%（真实数字要低得多），而我们又拥有准确率非常高的检测手段——假设其准确率高达99.99999%，而且绝对不会漏检任何实际存在的病例（显然，真实情况没有那么理想）。据统计，美国每月入境人数超过130万。那么，每月入境人员中真实携带埃博拉病毒的人数为13人，但是在健康人群中，会有0.00001%，即大约130人被误诊为病毒携带者！即便目前只在机场对西非地区入境的“高危”人群进行重点监控，纽约市至今为止的80多例“疑似”病例，最终都被宣布为没有危险。可喜的是，目前也没有任何报道说小学校长和餐厅中的路人实际是病毒携带者。

        公共政策中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全部人员进行检测的费用、对每天新增的可疑病例进一步观察的成本，以及如此严格的措施对国际贸易、旅游的损害，甚至附带着的政治成本，全都需要政府一一衡量。里根时期，为了阻断艾滋病在美国国内的流行，总统曾经建议进行大规模血清检测。出于上面同样的道理，该政策显然会导致“第一类错误”而付出巨大成本。幸而它并实际没有付诸实施。但里根的确一度下令关闭边境，以防止艾滋病病例的输入，其效果众所周知，不但没能阻断病毒的传播，还因为政治上的歧视让情况更为糟糕。

        另外，还存在与“第一类错误”恰恰相反的“第二类错误”（type Ⅱ error），或者说“假阴性”（false negative）问题。简单说，就是检测报告说一切正常，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

        由于许多传染性疾病存在潜伏期，即人员入境后才出现症状，“第二类错误”进一步削弱了在机场、边境采取限制措施的效果。1994年，为了防止印度鼠疫流行波及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采取了严格措施。但结果不如人意，纽约出现的10例病例只有2例在机场被检测出，漏检率高达80%。这回在埃博拉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现实得多，表示无论检查措施多么到位，仍不能将风险降低到零。所以，虽然世界各地的机场都加强了监控，但对实际效果不要抱有过高的期望。正如奥巴马在电视讲话中说的，“只能在源头遏制危机”。

        从个人到国家，时常需要在避免“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之间进行权衡。鉴于埃博拉目前的传播特性和在美国的流行程度，政府的选择首先是避免过度反应和过度恐慌。而对普通人来说，即便会出现“假阳性”的情况，但如果自己出现症状，而又去过疫区、或者与病人有过接触，那还是小心些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