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产业的溃败敲响了保卫中国食物主权的警钟

【编者按】

        近日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将食物主权和粮食安全问题又推到前台，由专家学者、NGO、媒体人和民间实践者组成的“人民食物主权网络”投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达观点，认为中国大豆产业的溃败已经敲响了保卫食物主权的警钟，其中观点或有过于激烈之处，对外部世界的评价或可商榷，但忧患之心拳拳可见。

        中国大豆产业形势不容乐观。在国外转基因大豆的冲击下，中国本土大豆产业可说已经陷入溃败境地。

        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产业竞争的失败，实则是全球化趋势下跨国资本和发达国家的食物霸权，通过所谓的“自由、公平”贸易体系冲击了中国食物主权。这不仅影响到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民和普通中国消费者的权利，更关涉到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和食物主权。

        大豆产业的溃败敲响的是保卫中国食物主权的警钟。

溃败的中国大豆和食物主权的呼声

        今天我们虽号称“大豆王国”，但实际上却只是“大豆消费王国”。从1996年开始，中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2000年大豆进口量超100万吨，成为最大进口国；2012年进口量更是达到了5838万吨，占到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以上。

        另一方面，在“洋豆”大举入侵的态势下，中国的大豆种植面积不断萎缩。黑龙江省大豆的种植大面积锐减，由最高峰值的6322.5万亩，下降到2014年的不足3000万亩，近80%的油企停工，面临严重的产业危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那君喆称：“黑龙江省讷河市原有大豆面积360万亩，现在下降到不足150万亩，减少了200多万亩，全市油脂加工企业全部停产，原有建立起来的大豆产业链基本消失”。

        更有甚者，美国孟山都公司（Monsanto Company）甚至试图对中国野生大豆申请专利。如果这一申请成功，就会出现“种中国豆，侵美国‘权’”的荒谬局面。

        正是在这一紧迫的形势下，人民食物主权网络联合《时代周报》于近日在北京召开了“食物主权与中国本土大豆产业保护”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各方专家、学者和在地实践者共同参与讨论如何捍卫中国食物主权、保护中国本土大豆产业。

        人民食物主权网络是由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等多所高校的师生、NGO工作者、媒体人和民间在地实践者于2013年8月发起的，主要关注食物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及其实施。人民食物主权网络认为，食物是人民大众最基本的民生品、公共品，呼吁保障人民和国家双重主体的权利。

“自由”贸易“公平”吗？

        今天，在农业全球化的趋势下，食物主权正遭受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少数发达国家的“食物霸权”；二是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产业链垄断。两者相互依靠、相互加强，共同的基础则是全球化的“自由”贸易。

        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组织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推动经济与贸易的全球化，推动全球资源分工，建立一个全球统一市场，实现所谓的“自由”贸易。就农业而言，这实际上是要通过实行自由化的政策来推动建立一个由贸易条款决定的食物体系。

        “这些遵循新自由主义教条的组织机构所推行的政策和项目已经对不少国家的食物主权构成了一个致命的威胁。” Suman Sahai在会上发言到。

        Sahai是印度一位基因学专家，并且创办了印度名为“基因运动”的社会团体。她认为，尽管WTO的条文宣称是希望穷国可以有得到食物的权利，但“得到”食物就需要“购买”。向谁购买？当然是向具有极大农业生产剩余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反过来理解，在农业全球化、自由化的趋势下，美国的农业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向其他国家出口食物。对美国农产品的极度依赖，势必冲击到本国的农业生产者，并对自己国家的粮食生产主权产生巨大的冲击。

        另外，这些组织机构中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条文，使得种子、食物和知识变成了一种可以进行商业控制的工具，这就给予了一些跨国大农业资本企业以极大的便利。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指出，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一套合谋体系，它用一套看似习以为常、实则刻意而为的叙述，以人民的名义，行新自由主义教条之实，将人、土地、基因等一切功利化为所谓的“资源”，从而使人们在貌似获得“自由”中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权利，比如，食物主权。

        2001年在卡塔尔开启的多哈多边贸易谈判，试图将所有的经济内容（包括农业）纳入到谈判框架之中。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歧难以愈合，整个谈判进展缓慢，虽然在2013年12月各方初步达成“巴厘一揽子协定（Bali Package）”，但不到半年，由于印度的强烈抵制，这个协定最终还是坍塌了。

        对此情况，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教授认为：“本质上就是要保护本国的生产主权，尤其是要拒绝全球化对本国粮食‘生产主权’的冲击，这是因为农业，尤其是粮食的生产主权，关系到最核心的国家安全问题。这种安全问题，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市场利益”。

饕餮的“食物霸权”和跨国资本

        在农业全球化、发展“自由”贸易趋势下，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发达国家正在建立“食物霸权”，主要表现为，在出口、流通、品种等领域全面控制其他国家的农业及食品消费，这将严重危及到他国的“食物主权”。

        以大豆为例，通过高额的农业补贴以及芝加哥期货市场对大豆定价机制的掌握，美国控制了全球大豆产业。中国人民大学农村与农业发展学院周立教授明确指出，“目前的中美大豆贸易的实质是南美在产，美国在卖，中国在买”。

        按道理，大豆的价格应该是由作为生产者的南美诸国和作为消费者的中国来协定，但现在的情况是作为中间商的美国在定价。由此而言，作为生产者的南美诸国和作为消费者的中国都没有权利可言，两者的食物主权都受到了美国“食物霸权”的剥蚀。

        据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立圣西蒙大学的Georgina Catacora-Vargas介绍，南美洲的“大豆共和国”（Soybean Republic，包括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所使用的大豆种子主要就是美国孟山都公司的“抗农达”种子。但这转基因种子并没有如其所宣传的那样，给南美的大豆生产者带来稳定的产量和增高的亩产。

        近年南美“大豆共和国”大豆总产量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种植面积的扩大。而种植面积的扩大则是通过砍伐热带雨林来实现的。另一方面，转基因大豆的种植也加速了巴西等国大豆生产中的土地集中、两极分化局面。2012年，在巴西，占生产者总数73%的小农（耕种面积小于50公顷）只占有大豆种植面积的13%，而只占生产者总数5%的大农（耕种面积大于500公顷）却占有大豆种植面积的59%。

        由此可见，这些南美大豆生产大国，在破坏本国生态环境、恶化农民生产状况的同时，还被套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大豆产业链中，基本不掌握话语权，丧失了部分生产主权。

        而中国遭遇大豆危机的后果是大量进口美国廉价的转基因大豆（占到美国大豆出口量的45%），不仅压制了中国部分生产主权，导致中国大豆种植面积的迅速萎缩，而且也使我们丧失了部分消费主权——不是我们吃什么，人家种什么，而是人家种什么，我们吃什么。

        需要明确的是，在“食物霸权”的笼罩下，不仅发展中国家，即便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都不能幸免于难。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谷物的自给率已经下降到30%以下，粮食主权已经基本失去。

        跨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方面垄断，和少数国家的食物霸权相辅相成的。随着农业的现代化，现代生产要素而非传统生产要素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现代生产要素主要包括良种、农药、肥料、资金、物流等；而传统生产要素则为土地、水源和农民。

        发展中国家，除了在传统农业生产要素上占据一定的“比较优势”以外，基本上无法在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中获得有利地位。相反，发达国家凭借对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掌控而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而真正掌握这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恰恰就是那些跨国资本。例如，人们熟知的“ABCD”四大贸易巨头，和孟山都、先正达、杜邦等育种和农业科技巨头就是以现代要素不断控制、获得对农业的垄断。

        周立教授对美国的“ABC”三大贸易巨头的“全产业链”经营方式做了一个精炼的概括，“就是三个‘全’：全球化的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也就是说它们的经营是在全球化领域里面的，经营的链条是涵盖了每一个环节，使得每一个市场，不仅仅是农业市场，连房地产市场、轻工市场都涉足了”。所以，周立教授认为，中国大豆主权的丧失表象是在与“全产业链”竞争中，大豆生产“链条一环”上的失败，但实质则是中国食物主权体制被剥蚀。

        总而言之，在所谓“开放”、“自由”的农业全球化的趋势下，少数发达国家的“食物霸权”以及跨国企业的全方位垄断，正在不断冲击他国的“农业主权”，并进一步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主权。

保护人民食物主权刻不容缓

        面对日益严峻的冲击，如何更好地维护本国的食物主权，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而对中国这一人口大国来说，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所谓“食物主权”是“人民和主权国家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具体可分为三个层面：生产者有生产主权，即拥有生产资料、自行决定生产方式、生产作物的权利；消费者有消费者主权，即决定购买意向的权利，享有公平、合理、安全、健康的食物；国家主权层面，即是国家的粮食安全。由此，食物主权的保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第一，就国家主权层面而言，与会者呼吁，建议国家尽快在黑龙江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

        中国必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坚守农业，尤其是三大谷物的生产主权，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由目前农业的全面开放，改变为有限开放、或选择性开放。对涉及农业生产主权的一些重要要素领域，如育种、农药、化肥、加工、渠道等，实行本国控制，不能完全放开；在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要实行更严格的开放政策。胡靖教授认为“减少对他国农业资源的‘侵蚀’，这才是对中国、对世界‘负责任’”。

        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2013年，印度通过了“国家食品安全法案（National Food Security Act）”，该法案允许印度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倡导发展本地农业生产，而不是由贸易来决定农业生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印度食物主权的保护。第三世界网络（Third World Network）的Lee Aruelo带来了菲律宾的经验：2005年菲律宾两省达成备忘录，联手共建“内格罗斯有机岛（Negros Organic Island）”，杜绝转基因动植物流入该岛。

        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黑龙江省多个部门、机构的人员和人大代表一再向有关部门提议在黑龙江设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2011年，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张桂春，提出将非转基因大豆产品与转基因大豆产品剥离，形成非转基因产品独立的定价体系；同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李继纯也提议加快调整优化大豆产业发展战略定位，强化实施非转基因大豆品牌保护；2012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赵雨森，明确提出支持在黑龙江建设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2014年全国“两会”，齐齐哈尔市农委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谭志娟再次提议国家应在黑龙江省建立寒地非转基因大豆种植保护区和非转基因大豆加工保护区，禁止转基因大豆进入种植和加工领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来自产区的呼吁目前并未得到落实。

        黑龙江孙吴大豆协会会长刘民也痛心地指出，“转基因与非转基因大豆及制品区分度低。这种区分恰恰是人们消费非转基因大豆及制品的外在需要”。对于如何保护中国大豆产业的问题，刘民认为关键在路线和政策。“什么路线？保护大豆。什么政策？提高价格，必须立即与转基因大豆切割开。现在中国大豆定价不区分是否转基因，以芝加哥期货为准，这叫自甘下贱。切割很容易，自己定规矩，自己定标准”，刘民说到。

        对于设立保护区的做法，有人担心会有保护主义之嫌。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保护本土特有的大豆资源和WTO里边的保护主义的关系要区分清楚，本土物种资源的安全和农民生产事关普通民众甚至全人类的福祉。有些人认为中国进口大豆、粮食，就是进口水和土地。这是极为不负责任的言论。谁来养活中国？中国必须大力保护、发展本国农业，才能保障粮食安全。利用“国际资源”的路径没有安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保护农业，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负责。

        第二，促进生产者主权的回归。这不仅仅只是生产者少受剥削、更多获益，更是一个实现永续发展、有尊严生产的过程。

        Suman Sahai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维护生产者的主权。第一，体制的支持，即应该支持发展多种农作物品种，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农民有权决定自己种什么；第二，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民和科研人员之间应该是互相学习、合作的双向关系，而非单向的推介工作；第三，帮助农民建立市场连接，摆脱资本在流通领域的控制。

        除了这些外界的帮助，生产者自身也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就这点而言，黑龙江孙吴大豆协会已经率先起步。为了保护大豆产业，保护生产者的权利，孙吴大豆协会早在2010年就建立了非转基因种子培育基地和种植示范基地，并与合作社、村民建立了“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收购”的有机大豆确保体系和互利互惠的合作机制，力争维护大豆生产者的主权。

        台湾美浓农会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台湾农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基本没落。为了促进农业的振兴与发展，美浓农会挑选了白玉萝卜和红、黄、黑豆作为美浓地方发展的策略，成功帮助农民避开资本对生产者主权的侵蚀，发展了地方农业。同时针对农民相互拼市场的问题，农会以自身为平台，结合农民、股东（游客）及小天使（留乡青年）三个角色，建立了“小蜜蜂式的产销单位团队”，帮助农民解决了市场问题，促进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接。

        第三，捍卫消费者主权。台湾“主妇联盟”有一句话：“买是一个力量”！诚哉斯言。购买作为一种改变的力量不可小觑，人民食物主权的保护少不了消费者的参与。

        表面上，现今“食品帝国”给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但实际上却是在控制和引导人们的购买意向。在这一体系下，只能是“食品帝国”提供什么，我们就消费什么。正因如此，消费者无法享有公平、合理、安全、健康的食物。消费者主权受到剥蚀。但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觉醒，“消费者意识”不断增强，全国不断冒出各类农夫市集和“菜团”。

        涉及到大豆消费，有学者指出，中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出口有机大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消费者不愿意为有机大豆出足够高的价格。这点固然不可否认，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脱节。诚如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古学斌所言：“食物主权运动就是自救运动，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我们连吃饭的主权、吃健康食品的主权都开始丧失……要自救的话，就必然需要生产者跟消费者携手，不然我们是不能保护我们传统的大豆。有人讲什么市场价格那么低，没有人买。但如果我们消费者团结起来，真的可以直接购买、团购的话，通过一种公平贸易的手段，让这个价格提升的话，那么农民是愿意种的，所以这种自救的运动是在食物主权当中自己救自己”。

小事情与大变化

        复兴中国本土大豆，需要重建我们的食物立场和方向，食以载道。香港理工大学副教授严海蓉认为：“食物不单纯是商品，而是承载着多重价值的公共品，食物的生产、流通体系必须具有公共性、基础性和社会性”。

        大豆产业的悲催无疑已经给我们敲响了中国食物主权危机的警钟。有鉴于此，国家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切实维护和复兴中国本土大豆，在国际层面上，中国应加强同南美大豆生产国的联系，在相互尊重区域食物主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贸易体系；在国家层面上，应尽快在黑龙江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拯救中国大豆产业。

        对微观层面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言，双方需要建立起一个直接对接、互惠互利的协作机制。生产者应该在关涉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采取生态、环保、永续的生产方式提供产品，在增加自身收益的同时，获得作为生产者的尊严。消费者则应该合理消费、支持和倡导有机农产品，给予生产者合理的价格，从而在互惠的基础上享有公平、合理、安全、健康的食物。

        一个非洲农民说过：“小农在一个小地方做一些小的事情，最后会带来一个大的变化”。食物主权的维护需要我们普通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参与、支持与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