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徒报：如何从“中国制造”学会“印度制造”？

        【编者按】

        印度总理莫迪振兴国内制造业的“印度制造”计划不仅在政治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关注，在公众领域的热度也在持续增加。本周，《印度教徒报》采访了几位学术界专家，以解读想要把这项计划变成现实，需要改变的地方会是什么？采访的问题主要围绕印度与中国的对比，印度制造业的优势，以及中国国内制造业的政策是否有一些值得印度借鉴。

        文章称，正如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私营企业专业的教授、中印关系观察项目办公室主任詹姆斯•L.弗兰克（又名：K.素德）所说，印度的经济改革落后中国10年。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上看也是如此，中国在1997到1998年间就已经成为GDP达1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在2004到2005年间，GDP达2万亿美元；现在GDP为8万亿美元。然而印度到2007年GDP才超过1万亿美元，并且，到现在为止印度的GDP都还没能超过2万亿美元。

        素德教授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做出这样的“几何式增长”预测，但是同样的，10年前，也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想到中国会在2014年成为GDP达8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如果莫迪总理能够制定出正确的调控，印度还是有希望的。”他说，“我们可能会获得像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所做到的那种增长。”这一目标虽然还没有明确，但是也并非不可能。

        文章指出，政策上的改变也许是刺激增长的一个关键要素，但是增长的一部分还要依赖于私营企业。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古拉斯•布鲁姆和梅加•帕特奈克说，具体来看，应该重点通过更高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增加印度公司的竞争力；同时，通过更好的法律规范来释放经济活力也是必须的；再有就是用时下最好的全球经验来进行管理。

        显然，专家们对印度企业在业务上的批评点到了要害，他们指出“印度的企业很少有依赖现代企业管理经验的意识，他们总觉得自己和其它企业一样好，并不需要改变。”

        斯坦福的两位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了印度家族式企业的缺点，即这些企业更容易“管理混乱、生产力低下并且收益较少”。

        他们解释说，尽管家族式管理并不一定是企业的最佳选择，但是考虑到印度法治的弱势，企业主可能不敢聘请外人做企业的管理者，在这种不利的商业环境下，公司的竞争力就被降低了。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法律框架这一话题上来了，这两个问题对所有的企业来说都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所生存的商业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劳动力价格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是‘释放经济活力’的关键驱动力。“文章称。

        为什么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至关重要？

        布鲁姆和帕特奈克的解释是，允许雇主通过员工的实际表现而非职位高低来支付工资，同时，雇主可以根据员工的表现来自由决定聘用与否，这些具有高灵活性的劳工法规可以有效刺激员工的积极性。这是根据他们在美国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所获的结果做出的解释。在那项研究中，他们发现，拥有较高灵活性劳工法规的州内的企业，都有着较为高效的经营方式，即“更高的利润率、更高的创造力以及更高的增长率。”

        在这一点上，重回与中国的比较很有必要。

        素德教授评论说，和大家认为的相反，实际上中国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经济体，各省市官员在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上负有很大责任，并且，中国的市场上也有足够多的价格信号来引导生产。

        “（中国的）市长以及各省的官员们表现得很好，因为他们的升职和官途要依赖其所管理地区的GDP。虽然有时候，这样的制度会导致‘为增长而增长’的问题，但是从大体上看，这被证明是有利的。”他说。这样的制度也有其不足。中国的官员只对那些会影响他的政绩考核方面的事情上心，而容易忽视教育、健康和污染这些社会问题，素德教授说，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地方官员们并没有获得关于当地民众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上所需的“平衡”的反馈，所以他们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经济增长上。

        他解释说，在印度，民主并不是一个难题，真正的难题是官员和政治家对经济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他们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增加短期福利以获得更多的选票，而不是从长远上能刺激投资的政策。最后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利于让政客和官员变富从而进一步导致腐败的管理体制。

        布鲁姆和帕特奈克教授显然一致同意，指令型经济并不适用于印度。“指令型经济对印度来说没有可行性，也没有价值。”他们的意见是政府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制定更完善的法律、提供更好的融资渠道以及出台灵活性更高的劳工法案来改善商业环境以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

        素德教授说，对于印度这样的新兴民主国家来说，希望仍然存在。“如果一个稳定的政府能够说服人们——投资能够增加与大家息息相关的福利，并且让人们学会用长远的眼光来对待投资的话，印度就能创造出一个基础设施完备、能够刺激经济长期增长的环境。

        文章称，中国已经在制造业上遥遥领先，印度只能先在其它方面超越中国了，比如在劳动者保护和效率的平衡上。

        这种平衡不应该被看成是“非此即彼”，素德教授说，进一步来看，这可能要依赖于莫迪政府如何劝服民众，这种平衡能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

        “我们需要用双赢的心态来进一步扩大与劳工的对话。他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想把蛋糕做大，而不仅仅是分到小蛋糕的一大部分。也许，莫迪能够用他演讲和劝服的天赋来说服选民。”他说。

        尽管有着巨大的潜在增长点，但印度的经济也面临着困境，“我们曾经努力让企业的解聘变得很难，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一直摇摆不定以至于人们都不敢投资。我们当然应该让解聘员工的企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代价不能高到让人不敢到这投资。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中间地带。”素德教授说。

        有一部分的难题来自信息传递和公共话语的塑造。素德教授说，智囊团和媒体在这有着关键的作用。

        素德教授说，一旦全国上下对改革的渴望被点燃，中央政府就能在拥有大量资源的各邦之间建立起竞争环境。这样就能模仿中国制造业获得成功的做法。

        （编译 胡祥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