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摄影师拍闲置公共建筑，引来“行政院”表态活化这些楼

        

        “蚊子馆的孳生，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台湾艺术家姚瑞中近日出版的《海市蜃楼——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第四辑的书封上赫然写着这样一句有些骇人的话。2010年3月开始，姚瑞中和他台北艺术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两个班的学生组成了“失落社会档案室”（以下简称LSD——lost society document），开启了一连串调查、拍摄全台湾闲置空间的计划。在三年的时间内，他们共拍摄了300多处由于政策失当、施工不良、规划不周等各式各样原因而闲置的公共空间，这一项目既引起了台湾“行政院”的重视，也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项目本已暂告一段落，不过，2014年相关机构又公布了183处闲置空间的名单，姚瑞中在对比名单后发现，他们还漏拍了80多处，因此在2014年3月再次召集了新一批的学生进行补拍，加上近三分之一学生自己找到的案例，最后完成了《海市蜃楼》的第四辑。

《海市蜃楼》第四辑，台中市外埔垃圾堆肥处理示范实验场，内部如同废墟，建造耗资3亿6千1百万新台币。 姚瑞中 图

小虾米可以集结力量对抗大鲸鱼

        台湾艺术家姚瑞中过去的艺术实践大都关乎两个字——废墟，在出版了两本以政治地理学为视角的废墟纪实后，他将目光对准了“蚊子馆”。“蚊子馆”是近几年台湾的一个热词，大意是指耗资巨大却又利用率极低的公共建筑，游人门可罗雀，蚊子却猖狂安家，这个名字倒很是贴切。一个人，一台相机，姚瑞中开始用镜头记录，“可是我发现越拍越多，一个人根本拍不完，因为官方正在活化(建筑专有词，指将旧的或废弃的建筑重新投入使用），我要跟它赛跑。“于是姚瑞中召集了台北艺术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两个班的学生，组成了”失落社会档案室“，先由姚瑞中教授基本的摄影和冲片技巧，接着便放学生们外出寻找身边的蚊子馆。

        与其说是艺术实践，整个项目的进程其实更类似理科实验，程式且规范。姚瑞中先根据每位同学的家乡分配其责任区域，有些来自台北这样重复率高的县市的同学就会被外放到离岛进行拍摄。姚瑞中规定，每个人必须找到五处案例，每个案例必须拍摄一百张以上不同角度的照片，并需事先调查案例背景。拍摄完成后，轮流在课堂上报告，通过交叉讨论，甄别确认是否为蚊子馆，对于不确定的案例回乡再次确认拍摄，再依据案例大小配以一定文字的手记。

        调查的结果是惊人的：耗资1.5亿元新台币的嘉义县新港乡停一立体停车场，停车格的使用率不到三分之一；金门文化园区，杂草生命力旺盛地破窗而入，空旷地面上只有夸张的积水映出一室诡异；云林县离岛式基础工业新兴区，是在台湾海峡上人工堆出的岛屿，岛上空无一人，如同超现实的电影，耗资100亿新台币……

        根据台湾“行政院工程会”2007年发布的数据统计，过去兴建这些”蚊子馆“的经费保守估计就超过474亿元新台币，不过综合各方统计资料，实际的数目可能超过数倍，这样的例子在3年多来集齐了300多个，对于每一个案例来说，设施地址、主管机关、管理机关、建造日期与建造经费都是必需的信息。姚瑞中会审查学生的数据是否正确，并确保其文字没有过度谩骂或情绪化的字眼。最后他会和同学们一起挑选照片、编写图说、校稿、邀请专家撰文。姚瑞中和LSD的学生们用图片、数据和自己调查的所见所闻，以一年一本的进度，编成了辞典一般厚的三辑《海市蜃楼——台湾闲置公共设施抽样踏查》。2014年10月，根据相关机构最新公布的闲置空间名单，第四辑出版，又增加了100个新的案例。

        事实上，第一辑《海市蜃楼》出版之后，就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而舆论的强烈反应也让台湾“行政院”不得不做出回应，2010年11月11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召开发布会宣布：“姚教授等所著的《海市蜃楼》一书中所列举的案件，如有公共设施限制或低效使用的情况，请各主管机关依据本院工程会订定的策略法立即辅导，立即追踪其活化过程，并于一年内予以活化。”官方的承诺和介入，似乎让这个原本只是带有记录式初衷的艺术项目开始有了一些社会运动的意味。

        “我们姑且不谈艺术能够如何介入社会的问题，但我相信人人都可以集结自己微小的力量成为一股巨大的能量，小虾米也可以对抗大鲸鱼。”姚瑞中说。

《海市蜃楼》第四辑，台南市南部科学工业园区健康生活馆健身馆，除二层以外，整幢建筑空空荡荡，建造经费6亿余新台币。姚瑞中 图

每个人面对“蚊子馆”时状态不同

        2014年5月，在深圳华侨城艺术中心举办的深圳雕塑双年展上，姚瑞中将他的“蚊子馆”图鉴搬到了闲置空间改造的展区内，一起展出的还有独立策展人罗秀芝跟拍三年剪辑而成的纪录片《在废墟看见一道彩虹》，让人们得以在略显冷静的档案馆之外，以温情和感性的女性视角对这一闲置公共设施调查项目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和补充。“‘蚊子馆’的问题也许会暂时解决，但公权滥用和决策错误还是会一直存在，姚瑞中做的事情也许是短暂的，但就像我片头用的那道彩虹，是绚烂的。”罗秀芝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姚瑞中对这一调查项目最初的设想有三：公共政策的干预、艺术科系学生教育的实验以及摄影本身功能性的提问。“其实我也可以自己拍，但如果自己拍，所有的感受就都是我自己的。我以前都是单打独斗的独行侠，孤独地在废墟里流浪，现在比较像孙悟空，拔根毛一吹，就变出很多小孙悟空来。”在回答为什么要让学生参与这个项目时，姚瑞中这样回答。

        在姚瑞中看来，现在的艺术系学生的教育结构如同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最上层是西方美学体系的标准，中间层是市场要求，最底层才是所谓本土或在地性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结构是有问题的，应该把它颠倒过来，把乡土拉到最上层。”

        在罗秀芝的纪录片中，观众得以看到了不同学生在面对“蚊子馆”时的状态：吴秉圣，来到一个早已被鸟群占据的巨大空间，他为这巨大音箱中的合唱而感到兴奋，便录下鸟群的叫声，并以此创作了自己的声音艺术；柯钧耀，在面朝大海的基隆屿游客中心开心地跳起了舞；还有许多学生，全家人一起出行，在路上聊起了身边的“蚊子馆”……

        事实上，姚瑞中和罗秀芝在这一点上曾经发生过巨大争议，姚瑞中觉得，这些镜头与“海市蜃楼”的计划毫无关系，罗秀芝却坚持，每一个生命个体在“蚊子馆”中的体验，恰是对艺术教育倒金字塔的最好回应，诚如吴秉圣所说“我感受到整个建筑物立面有一个巨大而空旷的空间在那里，就像是身在一个大鸟笼里，我配上了巨大的噪音来回应它，麻烦小心聆听”。他的音乐作品后来成为了这部纪录片的配音。也正是这些个人体验，为这个项目带来了更丰富层面的意义，姚瑞中最终应允。

        2010年到2014年，每年都收集到一百多个关于闲置空间的案例，让人不禁发问，这场关于“蚊子馆”的记录，终点到底在哪里？是否要等到所有的空间活化完成？这当然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

        在第四辑《海市蜃楼》中，有三处关于之前案例的追踪报道：花莲的阳光电城、凤林客庄产业发展交流中心以及台中的台湾大道，其中有两处都是闲置、活化、再闲置的案例。罗秀芝说，闲置空间、废墟和新建建筑，其实都会一直共生。

        那么，为什么非得是艺术系的学生？这样的项目和方式，同纯粹的社会调查有什么区别？深圳雕塑双年展的副策展人吕佩怡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不是艺术调查，他（姚瑞中）不会这么成功。一方面，学生的身份让整个调查过程更容易执行，人们不会太有警戒心，也许方式很不专业，但是用不厌其烦的采访和多次踩点亲身感受的方式，能够得到更完整的信息；另一方面，学生在这个调查中并不介入利益冲突，能够以完全客观的角度阐述他们看到的现实。可以说，艺术和教育为这个计划做了很好的掩护。

        而纪录片导演罗秀芝则认为，以摄影作为主要记录方式和表现媒介，让《海市蜃楼》一开始就具有捕捉最大数量“蚊子馆”的能动性，也因黑白摄影加黑白书籍印刷的朴素影视方式，让这个作品具有平易近人的大众化色彩。姚瑞中并不强调学生摄影作品的美感，用黑白照片的形式甚至是由于一些学生拍的画质并不足以支撑大幅的彩色印刷。他认为，这种规范的建档式的方法，本身亦即一种关于客观的美学。

        姚瑞中说，“艺术系是浪漫的一群人，我们以为能改变一些什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是社会科学系，可能不严谨，但是我们有良好的美学教育和洞察力，有感性的文字和柔软的心灵，我们不是在写公文。”

        在他姚瑞中看来，艺术的重点不是在求取像数学般的解答，而在于标准答案之外还有什么。艺术可以促使人们思考另一种可能性，并提供另一种穿透的途径。

        尽管过程艰难而又繁复，姚瑞中觉得，这种记录其实任何一所大学的学生都可以做得很好，他想要说明的是，监督、介入、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既不困难也不偏执，不仅仅是艺术生能完成，任何“好公民”也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