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知识|政治立场是由基因决定的吗？

        为什么有的人是自由派有的人是保守派？为什么有的人愿意去投票？为什么有的人支持堕胎和同性恋权利？大多数人会说，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受父母、同辈和同事以及个人经历的影响。但在过去的20年里，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遗传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宣称一个人的政治信仰在其出生时就注定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基因政治学（genopolitics）。仅在过去4年里，学术期刊上就发表了40多篇这个领域的论文。美国《新共和》杂志近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

基因决定你的政治立场吗？

        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是由阿尔弗雷德（John K. Alford）、方克（Carolyn Funk）和希宾（John R. Hibbing）这3位政治科学家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2005年5月刊上的一篇论文。论文题为《政治取向是由基因遗传的吗？》，作者称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长久以来的观点分歧可由基因遗传来解释。这篇文章发表后，学术界又发表了许多建立在其研究方法基础上的论文。

        阿尔弗雷德、方克和希宾称美国人可以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他们之间的不同可以通过政治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设计的调查问卷来区分。两派的区别表现在以下议题的态度上：死刑、同性婚姻、核武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根据支持或反对可以区分这两派。社会科学家和其他研究者认为当前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歧可以回溯到几个世纪前，这种分歧植根于深层的、跨文化的差异。

        阿尔弗雷德、方克和希宾将价值取向上的两个极端分别称为“绝对论者（absolutist）”和“语境主义者 （contextualist）”。绝对论者“强烈地怀疑外部集团，渴望内部群体团结和强有力的领导。”其他一些基因政治学的支持者接受这个分类，但是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绝对论者。举例来说，心理学家路德克（Steven Ludeke）、约翰逊（Wendy Johnson）和布查德（Thomas J. Bouchard）在《个性与个体差异》这篇文章中，用“传统主义”来取代“保守主义”这一极端。希宾、 阿尔弗雷德和史密斯（Kevin B. Smith）在今年的《行为和脑科学》上写道，“这两种最初的思维的分歧遍布整个人类的历史。”

        根据社会科学家的说法，这两种最初的思维倾向以及目前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差异，是基于基因差异。阿尔弗雷德、方克和希宾写道，“人类行为倾向和能力的不同是由于基因层面根深蒂固的不同。”当然，保守主义思维倾向的人群与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人群相结合，这种鸿沟可能消失。但政治科学家认为，通过“选择婚配”，即寻找与自己政治基因相匹配的配偶，分歧将是永久的。并且这种政治分歧还会通过基因传递给后代。

        政治科学家用来论证基因遗传的基本方法是双胞胎研究。这些研究比较同卵双胞胎（有相同的基因）和异卵双胞胎（有一半的基因相同）的政治态度。如果同卵双胞胎呈现出的体征、信仰或态度的相似度比异卵双胞胎高，则这种较高的相似度可被视为源于同卵双胞胎更高的基因相似度。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政治科学家称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的政治态度相似度更高。

        政治科学家哈塔米（Peter K. Hatemi）和麦克德尔莫特（Rose McDermott）支持阿尔弗雷德、方克和希宾的论点，即不同的基因组合可以创造“广泛却截然不同的政治信仰表现”。当人们选择具有相似基因组成和“相似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的丈夫和妻子时，政治态度可以从父母遗传给孩子，并延续几代人。

        政治科学家并不否认“环境”—— 包括父母、学校、工作、竞选辩论和媒体—— 影响人们的政治判断，但根据阿尔弗雷德、方克和希宾的观点，心理和生理是行为和态度的基础。根据他们的观点，只有基因能解释“美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光谱分布的持久性。”换句话说，一个人不了解基因基础就不能理解当代政治。

对基因政治学研究的质疑

        这个理论可信吗？关于基因政治学有两个问题。一种是科学的，与其方法论有关，特别是这个理论所使用的双胞胎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遗传基因的假设。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会科学家对政治和政治历史的假设。

        研究者使用双胞胎研究来证明某些信仰或行为是遗传的已经超过80年。在运用这些研究时，社会科学家假设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都是在相似的环境下长大，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差异，也不影响结果，即“相同环境假设”。但如果同卵双胞胎相比异卵双胞胎，更易在相同的环境下成长（相同的朋友、经历，被父母和他人以相似的方式对待），则可能他们政治取向相似的结果是由于他们的更相似的环境而不是更相似的基因。

        双胞胎研究的批评者指出，同卵双胞胎可能在更相似的环境下成长，这些更相似的环境导致更相似的行为。相比异卵双胞胎或普通兄弟姐妹，因为同卵双胞胎相似的外表，他们被他们的父母和外部世界以更相似的方式对待和相互影响。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更紧密。这些因素可以强烈影响较大相似性的双胞胎的行为模式的发展。

        社会科学家也提出了基因和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假设。他们假设可以将基因从环境影响中隔离开来，并给基因影响人们的政治信仰分配一定量的比重。但是遗传学家不相信基因单一决定论。相反，他们认为基因和环境共同影响。例如，一个人可能因遗传基因有患某种疾病的可能，但只有在感染了特定的细菌之后才会患病。所以根本不可能假设一个基因，或一组基因可以决定某种态度或信念。

        社会科学家承认基因与环境交互影响，但在他们的理论中，他们把两者作为独立的变量，并将一定的百分比分配给基因和环境的影响。他们还认为，基因的结合将产生持续不变的政治观点。但这与基因理论以及政治历史并不相符，政治观点是不断变化的。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调查问卷中所反映的表现和内容（如政治倾向）可以轻易改变。

        最后，基因政治学说的支持者认为，如今美国政治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分歧在过去和全球范围内都是适用的，并且产生这个分歧的原因可由基因学来解释。 阿尔弗雷德、方克和希宾写道，“现代美国保守主义所持有的政治态度和其他国家保守派及美国早期保守派所持的观点没什么不同。”

        《新共和》认为，这个假设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前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被夸大了。基因政治学的支持者试图将美国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但事实上选民的政治立场划分要复杂得多。皮尤最近将选民分为8个不同的类别。如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以及自由派和保守派等。社会科学家认为保守主义“服从传统权威”，但田纳西州参议员兰德·保罗或茶党成员寻求弹劾总统，又怎么能被称为保守派？新英格兰清教徒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拿破仑呢？

        希宾、史密斯和阿尔弗雷德最近引入了一种新的深层概念，从自由主义思维倾向中区分保守主义，他们称之为“消极偏见”，并以此来描述保守派，他们声称这样一个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斯巴达和雅典。他们写道，“消极偏见是这样一种原则，即负面事件在多个事件的组合中更令人感到陌生、更具影响力并占据主导地位，通常比正面事件更有效力。”他们推测，这种消极情绪的偏见可能起源于更新时代（Pleistocene epoch），也许许多保守派是穿着现代服装的远古穴居人。但消极取决于观察者自身的视角。自由主义者将隐藏和携带枪支法律视为一种威胁，保守主义则不这么认为。自由派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威胁，保守派也持不同立场。政治生活中最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辩论同一件事情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

基因政治学为什么在学界火了？

        基因政治学带来的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之多受人尊敬的学者对其深信不疑？一个原因可能是学者追求严格的专业性。社会科学家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能使他们脆弱的主观推测在科学领域站住脚。一篇论文里数学符号和复杂的流程图或神秘的图表越多越好；20世纪哲学充斥着人们试图将语言简化为数学公式的尝试。试图将人类的行为用神经元和基因来解释，只是试图将社会科学变为真正的科学的一个最新例子。

        另一个原因可能与当代政治有关。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深陷两极化和僵化的困境，政治科学家们对此感到疑惑。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保守主义运动获得推动力，尤其是在看似和自由主义者有共同利益的工薪阶层选民中。保守主义在2004年的选举中的成功似乎特别令人费解，并引起了多次以地缘政治为视角的推测。